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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憑奧威爾的能力,初步涉足緬甸文化並非難事。他在驛站小屋裡閱讀的時光表明奧威爾是一個文化修養很高的人,無聲地輕視著——正如弗洛裡所為——像進口的《布萊克伍德雜誌》所代表的文化(《在緬甸的日子裡》一書中的麥克格雷戈爾先生對這本雜誌無動於衷),寧願固守孤寂而追求精神生活。這可能是個錯誤。弗洛裡年紀較大,已經30幾歲了,經歷過痛苦和冷漠;而奧威爾才20歲出頭,似乎享受著緬甸傳統的各種社交活動。弗洛裡的一個特徵是,他對緬甸女人感興趣。一般說來,單身警官或者單身的文職官員,由於工作在偏僻的城鎮,居住的歐洲女人屈指可數,所以就跟當地的緬甸女人有了關係。奧威爾把這個情況告訴了朋友們,但並沒有說他自己是否與緬甸女人有關係。羅傑·比頓寫道,「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同一位婦女在一起」,可是這句話證明不了什麼。人人都知道,儘管有人懷疑女人的存在,還是完全可以把女人放在不為人所知的地方。比頓拜訪過奧威爾在英沙的家,結果卻看到許多家禽。弗洛裡在1913年引誘歐亞姑娘羅莎·麥克菲的情節為我們提供了一條聯想的線索。哈羅德·阿克頓是在20年後才見到奧威爾的,他說他聽到過一些關於緬甸女人文明用語蕩的故事,但是沒有一個故事是令人信服的。利奧·羅伯遜對霍利斯所說的話也表明了奧威爾有緬甸女人這件事是子虛烏有,他說奧威爾喜歡在仰光紅燈區文明用語院的水邊徘徊。然而,在描述弗洛裡與他新結識的緬甸女人瑪拉美關係時,奧威爾清楚地知道他所敘述的事情。在他沒有公開發表的文章中,或者是生活在緬甸以及離開緬甸後不久所寫的作品中,出現兩首與緬甸女人睡覺的詩。「一種混合著檀香、大蒜、可可油和茉莉花的香氣從飄散在臉面前的頭髮裡散發出來」《在緬甸的日子裡》敘述了瑪拉美開始施展花招的時候,發出一種與眾不同的獨特的香氣。「正是這種香氣令他牙齒打戰、渾身激動。」這些真真實實的細節暗示我們,奧威爾至少非常瞭解一個緬甸女人,與之關係十分親密。

  如今,奧威爾要回家了,動機並不清楚。這時候,他並沒有想到辭職,他的離開只是因為他有醫療證明、上級批准了他。他在回英國的途中並沒有把自己生病的情況告訴家人。奧威爾後來作了辭去在緬甸警方所擔任工作的聲明,其語氣之堅決確如他對聖西伯利安和伊頓的評價一樣。奧威爾放棄了公職。1940年,他對《20世紀作家》一書的編纂者說,「我之所以辭職,部分原因是緬甸的氣候損害了我的健康,部分原因是我產生了要寫作的模糊想法,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不能再為文明用語服務了,我認為帝國是一幫恣意作樂、花天酒地的人組成的。」就像對奧威爾對聖西伯利安和伊頓的評論一樣,人們對他辭職的聲明也有所懷疑,他當時辭職的決心究竟有多大、原始的模糊的辭職念頭是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加強的。他對自己健康狀況的判斷準確嗎?1923年他在警校訓練的一張照片上依然顯得精神飽滿,但是,他的絕大多數同時代人描述他在緬甸期間是「瘦瘦的」或是「骨瘦如柴」。斯圖爾特注意到奧威爾的肺部不好,潮濕的緬甸氣候對此毫無裨益。還有就是奧威爾反對文明用語的天性,他在緬甸警方任職的後期就有了這種思想,他是失意的煽動者之類的人,當他對懷疑的東西質疑或者從村落的長者那兒聽到甜言蜜語時,這種煽動的思想就悄悄地積累起來了。《通向威根堤之路》中的某些章節寫到了他在緬甸的日子,充滿了象徵性的時刻——在開往曼德勒的夜車裡,他與一個該死的帝國教育工作者待在一起,他們在「憔悴的晨光」中到達目的地,兩人就像「犯了通文明用語罪」似地分手。一位文明用語傳教使團的教士看見奧威爾手下的一個緬甸人欺淩一個嫌疑犯,就對他說,「我希望你不要這樣做。」這些生動的描寫給讀者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沒有幾年的苦思冥想是表達不出來的。然而,奧威爾堅定的反對文明用語的信仰很可能就是在這個時候紮下根的,可是被隱匿得很好,同事們對此毫無知覺。通常,服務於帝國警界的人是不太會注意異端邪說,那些在緬甸認識奧威爾的人認為他的言論絕對吻合當時的環境。斯圖爾特從未想到過奧威爾會反對現存的制度;英國氧氣公司化學家馬裡森認為奧威爾是一個完美的代表人物;一直關注奧威爾的霍利斯瞭解他在英國的情況,也設有發現他具有這種信仰的蛛絲馬跡。「成為帝國警官,奧威爾十分痛苦,他一再強調在私立學校裡不應該存在懲罰和鞭打的理論,可是,這個理論對緬甸人不起作用……」奧威爾智力超群,擅長諷刺,深不可測。但是,對待霍利斯,奧威爾肯定比較鬆弛,或許會流露一些他的真實感情?

  回過頭來看看奧威爾離開緬甸的情況吧。當初因為生病,他似乎就打算離開了——畢竟只有幾個月而已,而且,服務滿5年就有法定的假期了。可是,這一切並不能減少同事們的各種各樣的謠傳。例如,比頓認為,奧威爾的離開是因為他忤逆了地區警察總監。利穆贊太太諮詢過的一位警官曾經建議說,倘若奧威爾幹這份工作不舒服,他應該辭職,因為他有開創一番新事業的時間。

  最大的可能性是,1927年中期,奧威爾病了,非常思念英格蘭,同時又懷疑目前正在從事的這份工作的價值,對自己的將來又沒有一個清晰的目標。奧威爾花了幾個月的時間才想好如何公開表達他的思想。2年後,奧威爾在為法國報紙寫的一篇文章中說,「如果我們沒有說錯的話,英國正在無恥地掠奪和偷盜緬甸。」弗洛裡聲稱「大英帝國僅是一部讓英國人進行貿易壟斷的機器,或者確切地說,是讓一幫猶太人和蘇格蘭人進行貿易壟斷的機器」。接下來是一份資料詳盡的分析,分析了大英帝國是如何掠奪柚木、稻米和石油工業,是如何文明用語其他國家的貿易,比如像平紋細布的生產和造船業,以此來擠垮對手的競爭。弗洛裡的思想核心和「毒害一切」的是「極為仇恨他身陷其中的文明用語氛圍」。奧威爾成熟之後,就試圖嚴格區分立場堅定者與趨炎附勢者、行政職責與商業利益,在「懶散和貪婪」的驅使下,帝國在遠東的前途被糟蹋了。此外,奧威爾對緬甸和緬甸文明用語的態度總是很現實,對緬甸的「民主」前景不抱幻想。1942年,他寫道「奢談文明用語是廢話,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緬甸永遠不會文明用語」。在一個國際強權政治充斥的世界裡,前殖民地國家最好的前途就是衛星國地位。

  40年代,奧威爾對世界事務的觀點又大踏步地前進了。若從1927年的角度來看,人們就會有所懷疑,因為在奧威爾的早年生活中,在他離開緬甸時的那些不成熟的思想應該經歷一定的時間成熟成可以感知的東西,人們不可避免地在他創作的作品中發現其充分的表達。這種情況可以分為3類:早期的詩歌和《在緬甸的日子裡》中零零碎碎的嘗試;1934年所發表的小說本身;最好的兩篇隨筆,即:1931年8月刊登在《阿黛菲》雜誌上的《絞刑》和5年後刊登在約翰·利曼編纂的《新作品》上的《獵象》。奧威爾的絕大部分詩歌都有一個可識別的基調:朦朧、自憐自艾、用反對浪漫主義的形式表現極致的浪漫(「……我不在乎什麼會來/當我埋入塵埃,國王和平民的肉身都會腐敗/生命越來越痛苦;我卻不在乎/所有的溪流與大海都流淌著鮮血」)。有一首敘述與緬甸女人睡覺的詩,名為《輕罪》,它似乎還有點意思,原因就在於它把精神——一座教堂,一個老處女在教堂裡似貓叫春般地喊道「一個關於王冠和鮮血的可怕傳說呀」——和世俗(逛「文明用語院」)對立起來,這是一個奧威爾在以後的生活中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劫數、黑暗和徒勞在一首名叫《弗蘭克失去統治時》的詩中達到高潮,它敘述了王國的四分五裂,最後提醒讀者:

  想想這些是多麼可怕

  這些沉屙困擾著天下

  我們死去就能拋開它們?

  將來的苦惱不會攆過我們?

  可怕的倒是作者寫得十分平和,這是為創作《在緬甸的日子裡》而作的演習。《在緬甸的日子裡》有一份弗洛裡「自傳」的摘要,它與奧威爾自己的早年生活密切相關。雖然奧威爾創作出來的人物弗洛裡比他自己年長13歲,但是弗洛裡還是有一個在印度政府文職部門任職的父親和兩個姐姐。關於弗洛裡與其父親的關係,他說「別人看我們倆像是朋友,沉默寡言讓我們生疏,13歲前我很少見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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