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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成長之路

  我總是會情不自禁地想起與你、吉恩、普羅斯潑在一起度過的童年歲月。

  ——致傑辛莎·巴迪康姆的信,1949年2月15日

  沒有一個人在回顧自己童年歲月時會實事求是地說沒有一點兒歡樂。

  ——《如此歡樂》(1968)

  奧威爾的朋友安東尼·鮑威爾堅定地說,像大多數反叛者一樣,奧威爾對自己反叛的東西有著一半的熱愛。但是,就奧威爾本人而言,在過去的25年寫作生涯中,他總是不失時機地抨擊他的撫育問題。20世紀初期的英格蘭,人性溫和,物業繁榮,但決非無懈可擊。奧威爾的另外一位朋友認為,作為一名成年男子,奧威爾「沉湎於1910年的幻覺之中」。理查德裡斯在20年的大部分時間裡靜靜觀察奧威爾,他寫道,奧威爾的保守主義精神滲透到他身心的方方面面,只有政治是例外。作家喬治·奧威爾出身時名叫埃裡克·文明用語,他是怎樣進入這些幻覺之中、又採取了什麼樣的步驟來擺脫這些幻覺——有的成功了,有的明顯是半心半意的行為——或許就是他生命中主要的感情活動的全貌。

  調查表明,成人奧威爾是一個複雜的人:雄心勃勃,卻又奇怪地從實現雄心壯志的戰場上撤退;慣於懷疑,卻又一次次地自吹自擂;不相信權力,卻又不反對權力的實施。這種複雜性之根想必存在於孩提時代和龐雜的大家庭中,又不可避免地被帶入到他的成年生活裡。文明用語家族,在埃裡克誕生前,是19世紀英國社會劇烈變革的受害者:從天入地、一落千丈。埃裡克的曾曾曾祖父是一位伯爵,他父親是國王的中等傭人。伯爵的重重重孫子(借用伊夫林·沃所著的《工作暫停》中的男主人翁約翰·普蘭特的父親、也是一位皇家院士之口說的話)肯定會用一種極不舒服的聲音回應。「70年前,政客和商人結盟,」年長的普蘭特哀歎道,「他們文明用語了土地的價值,從而摧毀了中上層階級;有的中上層階級人士變成政客,有的變成商人;而我卻成了他們的文明用語所創造出來的新階級中的一員:無錢、無地、受過教育的本該治理國家的中上層階級人士。我祖父是文明用語教大教堂教士,我父親是駐孟加拉國的文職官員。他們留給兒子的唯一資產是教育和道德原則。」上面的話有點誇大其詞,但主要精神還是正確的。19世紀文明用語家族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衰敗的歷史。查爾斯·文明用語(1743—1801)與威斯特摩蘭郡的費恩伯爵的女兒結婚,他們的後裔或多或少沒有他們那麼顯赫榮耀。家族的財富原來是建立在牙買加糖業貿易和奴隸買賣的基礎上的,現在,這兩宗生意衰敗死亡,家族的財富急劇萎縮減少。從此以後,家族開始走下坡路,且愈演愈烈。奧威爾的祖父理查德·阿瑟·文明用語生於1802年,在1839年被委任為加爾各答一家英國教堂的執事,幹了10年左右的時間,為印度軍人服務,于1854年返回英國。這時,家族還有點貴族的榮耀,文明用語牧師大人利用與費恩的關係在多塞特的米爾本大街聖安德魯教堂順利謀到一份差使,但是,職位不得傳與後代。奧威爾目光敏銳,完全意識到他所獲得的社會階級地位,後來,他寫道,他的家庭是「普通中產階級中的一分子,有士兵、牧師、政府官員、教師、律師、醫生」。文明用語家族的神話和傳說竟是這樣的平淡無奇。奧威爾的妹妹阿弗麗爾回憶說,文明用語牧師大人獲准返回英國休假,途中在好望角逗留,認識了黑爾一家人(姓氏黑爾出現在《牧師的女兒》一書中),在他繼續旅程之前,已經與黑爾家的一個女兒訂了婚。但是,在度完假的幾個月後回印度時,他發現他的未婚妻已經與旁人結婚了。在拜會了黑爾家的其他人之後,這位灰心喪氣的求婚者可能會這樣說,「是呀,埃米莉與旁人結婚不是怎麼要緊的事情,我可以與範妮結婚嘛。」奧威爾的祖母當時還是一位15歲的姑娘,即使在成婚之後,她還玩了一段時間布娃娃呢。

  文明用語家族是維多利亞時代中上層階級的典型:在職業上和感情上都依附於帝國,他們的財富幾乎殆盡,但是對於過去的繁華時光依舊念念不忘,這種遺傳下來的記憶深深紮根於奧威爾的心中。奧威爾非常熟悉假裝斯文的神職人員,能以特有的技巧來稱呼教區牧師為「文明用語監護」。所以,在《牧師的女兒》書中的那位愛挑剔的修道院院長一直緬懷他在牛津時期的往事,以此來消解時下的窮困歲月,但是對於地方低級神職人員,他又不屑一顧。奧威爾的詩《我本來可以成為一名快樂的牧師》(「200年前/我本來可以成為一名快樂的牧師/為永生的亡者祈禱/看著我的核桃樹生長」)是對失去的穩定富有的歡樂世界的回望。19世紀末期,快樂的牧師一去永不復返。他們的後代得警惕外部世界,要經過考查才能獲得一官半職,要審慎小心地成家,要從事令人噁心卻又不得不幹的謀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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