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70)_埃萊娜·費蘭特

七〇

　　桑德羅：一本小說從一開始，目標都是達到一種講述的張力，吸引讀者的注意力。在二十世紀，一切好像都發生了變化。您覺得在二十一世紀，文學會建立一種什麼樣的傳統？

　　費蘭特：我覺得，之前的文學傳統是一個巨大的礦藏，那些想寫作的人，會在這個礦藏裡找到自己需要的東西，不需要排除任何東西。我覺得，現在我們需要的就是這個。一個有野心的小說家，他應該比過去的作家更要博覽群書，瞭解這些文學傳統。我們生活在一個正在發生巨大變化的世界，會有一些難以預料的結果，因此最好做好準備。需要像狄德羅一樣，既可以寫出《修女》，也能寫出《宿命論者雅克和他的主人》，要從菲爾丁的作品中汲取靈感，也要從勞倫斯·斯特恩身上獲得能量。我想說的是，二十世紀的偉大嘗試，經過了一些良性的破壞，可以，也應該緊緊抓住以前的小說創作，甚至是其他文學體裁的有效工具。永遠都要記著，一部小說活生生的，並不是因為作者比較上相，評論家說了很多好話，或者說市場上比較叫座，而是因為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在被寫出來時，從來都沒有忘記和忽視讀者，因為只有讀者才能點燃語言的導火索。我不會放棄那些會提高讀者興趣的技巧，我甚至會採用一些過時、粗俗和濫用的東西。正如我所說，讓一切變得精緻而新穎的是文學的真實。無論是短篇、中篇還是長篇，最重要的是一種豐富、複雜和引人入勝的敘事方式。假如一部小說擁有這些特點——這是任何市場營銷無法賦予它的——它就不需要任何其他東西，它可以走上自己的道路，吸引讀者，假如需要的話，它也可以反小說。

　　桑德羅：在我看來，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我希望你能夠深入談論這個問題。寫作的質量最重要，勝過其他東西。很多美國評論家都直接把你的寫作、你的誠實和你遠離公眾視野的決定放在一起進行談論，就好像在說：作家越是不出現，就會寫得越好。

　　費蘭特：二十年是一段很漫長的時間。我在一九九〇年做出這個決定，就是因為我不願意在一本書出版之後，出去進行推廣，那時候我們第一次討論我的需求，還有我隱身的原因。現在，這些原因已經發生了變化。那時我非常擔心自己要離開自己的庇護所，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很羞怯，我需要堅持自己的立場。隨後，我對媒體的抵觸越來越大了，他們對於書本身沒有太大興趣，他們尤其會關注一些已經取得成就、有一定聲譽的作者。比如說，讓人驚異的是，意大利那些最受關注的小說家和詩人，或是有一定的學術背景，或是他們在出版業地位顯赫，或是在其他重要領域已經做出了成就。就好像文學無法通過文本來證明自己，而是需要一些外部支撐，來證明這些作品的質量。假如我們拋開大學和出版社，拋開政治家、記者、歌唱家、演員、導演、電視的主持人，等等，他們的作品也是一樣，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作品也無法獨立存在，需要其他領域的成就提供「通行證」。「我在這個領域或者那個領域取得了成功，我獲得了一些關注，因此我寫了一部小說。」媒體非常重視這種聯繫。作品本身並不重要，而是寫這本書的人有沒有自帶光環。假如他已經有了名氣，媒體會強化這種光環，出版社也會敞開大門，整個市場也會非常高興接納你。但如果沒有這種光環，一本書很神奇地贏得了市場，媒體就需要打造一個作者形象，這就開始了一個機制：作者出售的不僅僅是他的作品，而是他自己，還有他的形象。

　　桑德拉：你剛才說，你隱身的原因現在已經發生了變化。

　　費蘭特：我現在對於媒體炒作依然很抵觸。這種行為不僅僅會削弱人們在每個領域創作的作品，而且已經無所不在。沒有媒體炒作，好像什麼事兒都行不通了。雖然任何產品都是傳統、各種技能和群體智慧的結果，人物——注意，是人物，而不是個體，不是一個人，他的作用很重要——會讓所有作品顯得暗淡。但我必須說，在我隱身的漫長時間裡，我獲得的創作空間，一直都具有它的重要性。這裡，我想回到寫作本身。我知道，一本書徹底完成修訂之後，它會走上自己的歷程，不用我親自陪伴。我知道，我永遠都不會親自出現在一本出版的書旁邊，就好像那是一只需要主人陪伴的小狗。這讓我對寫作有了一些新的感受，想到一些我從來沒想過的事：我感覺我擺脫了自己寫出的那些文字。

　　埃娃：您是不是想說，您感覺自己在進行自我審查？

　　費蘭特：不是，這和自我審查沒什麼關係。我寫了很長時間，但從來都沒有發表的意圖，也沒有想著讓別人看我寫的東西。對於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演練，就是為了避免自我審查，這和寫作的潛力有關。濟慈說，對於他來說，詩人是所有一切，也什麼都不是。詩人不是自己，詩人沒有自己，沒有身份，也可能沒有任何詩意。通常，在這封信裡，讀者看到了一種變色龍式的美學。但我看到，作者大膽地和他的寫作分開，就好像在說：寫作是所有一切，我什麼都不算，你們要去找文本，而不是我。這是一種驚世駭俗的態度，濟慈把詩人從他的藝術中抽離了出來，把他定義為「沒有任何詩意」的人，否定了詩人在寫作之外的身份。現在我想到這句話時，我感覺它很重要。把作者抽出來——就像媒體理解的那樣——讓作者和他寫的作品分開，這能創造出一個新的創作空間，值得從技術層面進行探討。從《被遺棄的日子》開始，我逐漸明白，從媒體的角度，我的不在場成了一個讓人詬病的空白，這其實通過寫作可以填補。

　　埃娃：你可以解釋得更清楚一點嗎？

　　費蘭特：我可以從讀者的角度開始說，梅根·奧羅克在《衛報》上的文章已經總結得很清楚了。奧羅克明確地展示了這種寫作體驗，她談到了讀者和作者的關係，作者決定徹底和自己的作品分開，她強調說，「我們和她的關係，這就像我們和一個虛構角色之間的關係。我們感覺我們認識她，但我們知道的只是她的句子、思維方式，還有想像力。」這好像是很簡單的話，但卻很能說明問題。現在大家都覺得，一個作家是在文本之外特定、具體的人，假如我們想要對自己讀的東西有更多瞭解，我們就需要去瞭解那個人，知道他生活中那些庸常或者非凡的事，來更好地瞭解他的作品。只要把作者從公眾的眼前抽離，就會驗證奧羅克所強調的。我們就會意識到，文本包含的東西會超過我們的想像。文本已經飽含了那個寫作的人，假如你要去找他，他就在那裡，你會比真認識他的人瞭解到更多東西。當作家以簡單、純粹寫作——在文學中唯一重要的東西——的姿態出現在讀者眼前，他無法避免就成為敘事或者詩句的一部分，虛構的一部分。在這些年裡，我在這個方面做了很多嘗試，尤其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中，這種意識越來越明確。埃萊娜·格雷科的真相和我的真相有很大的不同，她的真相來自我的寫作，就是我通過文字能夠揭示出來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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