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68)_埃萊娜·費蘭特

六八

　　桑德拉：怎麼能夠獲得這種真實呢？

　　費蘭特：當然了，這種能力是漫長訓練的結果，也可以不斷優化。但這種能量對於大部分人，只是簡單地發生了，展現出來了，你無法知道它到底怎麼發生的，你也不知道會持續多長時間。你一想到這些能量可能會突然拋棄你，在寫作的過程中，把你扔在半路上，你會很害怕。再加上對於寫作的人，假如他可以坦率地面對自己，他會承認，他也不知道是不是已經完善了自己的寫作，讓他可以徹底全盤托出。我們說得更清楚一點吧，每個把自己的生活重心放在寫作上的人，都會面臨登庫姆的那種狀態，他是亨利·詹姆斯的《中年人》中的主人公，在他最成功時卻快要死了，他希望還有機會再嘗試一次，看自己是不是能夠做得更好。或者他幾乎要脫口而出，說出普魯斯特筆下的貝戈特面對維米爾繪製的檸檬黃牆壁，發出的那句絕望感歎：「我應該這樣寫！」

　　埃娃：您是什麼時候第一次覺得自己達到了這種文學的真實？

　　費蘭特：很晚的時候，就是我在寫《煩人的愛》時，假如那種感覺沒有持續下來，我也不會出版那本書。

　　埃娃：你說，你用了很長時間加工那些材料，但沒有成功。

　　費蘭特：是的，這並不意味著《煩人的愛》是漫長、辛苦工作的結果。正好相反，這本小說寫得很快。之前的很多年是很辛苦，寫了一些讓人不滿意的故事，那些文字都是反復加工的，當然看起來很逼真。或者說，那些小說都是仿照其他範例寫的，那些範文都是關於那不勒斯的寫得不錯的故事，關於城郊、貧窮和佔有欲特別強的男人，等等。後來，突然間我的寫作有了正確的調子，或者說這只是我的感覺。在寫出小說的第一句時，我就感覺出來了，這種寫作在紙上引出了一個故事，是一個我從來沒有嘗試過的故事，甚至可以說，一個我從來都沒有構思過的故事。這個故事講述了對母親的愛，一種非常隱秘、發自肺腑的愛，夾雜著厭惡。這一切忽然從記憶深處迸發出來，我不用去尋找合適的詞語，而是語言喚起了我最秘密的情感。我決定發表《煩人的愛》，並不是因為這個小說所講述的故事讓我覺得很尷尬、害怕，而是因為我第一次可以說：我應該這麼寫。

　　桑德拉：我們現在讓話題停留在《煩人的愛》這部小說的創作上。你自己也說，這是一次讓人驚異的征服。這代表了一種質的飛躍，你覺得，你之前寫的那些作品都不值得出版，但這本書一兩個月就寫出來了，並沒有費很大的力氣，不像之前的小說寫得那麼累。因此，一個作家會有不同的寫作？我問你這個問題，是因為有不少評論家和作家，有的是真覺得疑惑，有的是別有用心，認為您的小說是好幾個人聯手寫的。

　　費蘭特：作為作家，我選擇不出現在公眾面前，而且現在完整的語文教育已經消失，已經沒有文體批評了，這當然會讓人產生各種各樣的想像，或者惡意的推測。那些做評論的人盯著一個空蕩蕩的畫面，那裡本應該有作家的照片，他們沒有技術工具，或者簡單來說，他們沒有真正的讀者的敏感和熱情，所以很難用作品來填補那個空白。另外，他們還會忘記了一個非常明顯的事情，也就是說，每個人的寫作都有自己的歷史，還會經常發生一些明顯的斷裂和飛躍。有時候，這種風格的變化讓他的寫作失去連續性，有時候會讓人看不到前後作品之間的聯繫。讓我們說得更清楚一點，只有一個明確的署名，或者非常嚴密的文本分析，才能讓人確認《都柏林人》和後來的《尤利西斯》《芬尼根守靈夜》出自同一個作家之手。我可以繼續列舉一些類似的例子，就是表面上看起來風格迥異的作品，其實卻出自一個人之手。總之，一個高中生都應該有這點文化常識：一個作家用一輩子去寫作，他總是有一些新的表達需求；一首歌兒唱得調子高些，或者低些，並不意味著歌手換了。但很明顯，現在事情並非如此。一段時間以來，大家都覺得，只要上過幾天學，就可以寫一部小說，很少人記得，寫作意味著要辛苦地練習，獲得一種可以面對各種主題的能力，可以應對各種考驗，當然結果總是難以預料。

　　桑德拉：因此，你的作品不是幾個人聯手寫出來的，而一個作家進行各種艱難的嘗試，想找到合適的表達工具，嘗試各種可能性。

　　費蘭特：差不多是這樣。《煩人的愛》對我來說是一個小小的奇跡，是經過很多年練習之後才實現的。比如說，我覺得通過這部小說，我獲得了一種節制、穩定、清醒的寫作風格，然而，這種風格還是會有隨時塌陷的風險。我的滿意沒持續很長時間，後來越來越弱，最後消失了。這個小說的產生，對我來說是一個偶然的結果，後來我用了十年的時間才擺脫了這本書，我獲得了一種獨立的工具，那就像一根很結實的鏈子，可以從深井裡汲水。我工作了很長時間，但直到我寫出《被遺棄的日子》，我才感到自己又寫出了一本可以出版的小說。

　　桑德羅：你認為一本小說到什麼程度才可以出版？

　　費蘭特：當這個小說講述了一個故事，而在我沒有覺察到的情況下，有很長時間我都回避這個故事，因為我覺得沒法把它講出來，或者講出來對我不利。《被遺棄的日子》是用很短時間寫出來的故事，我用了一個夏天構思，然後寫了出來。或者更具體來說，前面兩章寫得很順，很快就寫出來了，後來突然間，我開始犯錯，我的調子變了，不再和諧，《被遺棄的日子》的最後一個部分就是這樣。我不知道怎麼把奧爾加從危機中解救出來，我無法像講述她落入深淵時那樣，達到一種真實的效果。我還是同一個腦子，同樣的寫作，還是同樣的選詞、句式、標點符號，但我的語氣、調子變得很虛假。我熟悉這種感覺：就像我看到其他充滿權威的男女作家的作品，我會失去自信，我腦子空空的，我沒有辦法做自己。有好幾個月，我感覺後面幾章我寫不出來，我覺得無法達到平常的水平。我帶著恨意對自己說：「你喜歡迷失自己，而不是找到自己。」後來一切又重新啟動了。但現在我還是沒勇氣重讀那部小說，我擔心最後一部分寫得很造作、空洞，沒有真相。

　　埃娃：你對自己的要求很高，只希望出版那些質量上乘、你盡最大努力寫成的書，你覺得這是因為你是女作家嗎？說得更清楚一點兒：你出版的小說不多，因為你害怕沒有達到男性寫作的水準？或者說：作為女性，那就意味著應該付出更多努力，寫出一定水準的作品，讓男性寫作無法輕視之。更普遍一點兒的問題是：你覺得男性寫作和女性寫作之間有什麼根本的差別？

　　費蘭特：我通過我的個人經歷來回答你的問題。我從小——十二三歲——就非常確信，一本好書必須有一個男性主人公，這讓我非常沮喪。這個階段持續了兩年多時間，在我十五歲時，我開始熱衷於看那些處於困境的勇敢少女的故事。但我還是繼續認為——可以說，這個想法更加明確——那些偉大的小說家都是男性，我要學會像他們那樣講故事。在那個年紀，我看了很多的書，明確來說，我模仿的都是那些男性作家。甚至我寫女孩子的故事時，我總是讓我的女主人公曆經風霜，非常自由，很有毅力。我嘗試去模仿男人寫的偉大作品。說得更具體一點，我不希望自己像那些女性作家，比如說，像拉法耶特夫人或者簡·奧斯丁、勃朗特姐妹那樣寫作——那時候，我對當代文學知之甚少——我想模仿的作家是笛福、菲爾丁、福樓拜、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雨果。我當時覺得，值得模仿的女性作家很少，她們相對比較弱，男性作家的作品非常多，更引人入勝。我不想把話題扯得太遠了，那個階段對於我來說很長，一直持續到二十歲，對我的影響很大。在我看來，男性小說傳統提供了豐富的、構建性的東西，我覺得女性小說缺乏這一點。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