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眼(66)_肯·福萊特

六六

　　「看在上帝的分上，拉我上去吧。」他粗聲呼叫。

　　費伯的身子又向下傾斜了一些，他問道：「你是怎麼知道那卷膠捲的？」

　　「求求你，拉我上去吧。」

　　「把膠捲的事說清楚。」

　　「啊，天啦。」戴維以極大的毅力集中思想說，「你去了湯姆的外屋，外衣放在廚房火爐旁烘。等到湯姆又去取威士忌時，我掏了你的口袋，發現了底片——」

　　「就憑這麼點證據，你就要殺我嗎？」

　　「那只是一個方面，還有你在我屋裡同我妻子……英國人不可能有那種行為——」

　　費伯不禁哈哈大笑，原來這人還是孩子氣十足。「底片現在在哪兒？」

　　「在我口袋裡……」

　　「把底片給我，我就把你拉上來。」

　　「還得由你拿，我不能鬆手。快點……」

　　費伯匍匐在地，把手伸到戴維的雨衣下，然後伸到他胸前的外衣口袋裡。手指一摸到膠捲筒，他就如釋重負地舒了口氣，小心地把它取了出來。他看看膠捲，好像原封未動。他把膠捲放在自己的外衣口袋裡，把口袋的扣子扣好，然後把手伸向戴維。這一次他不會再犯錯誤了。

　　他抓住戴維攀著的那根灌木莖，狠狠地連根拔掉。

　　戴維一聲尖叫：「不！」他另外一隻手無可挽回地從石縫滑落時，他拼命在抓別的地方。

　　「這不公平！」他尖聲吼叫。接著，他的手從石崖縫隙中滑落了。

　　他在空中好像懸了一會，然後又下落，途中兩次撞到了岩石，終於墜下大海，濺起了一陣浪花。

　　費伯對著大海看了一會，以確認他不會再浮起來。「不公平？還有什麼公平不公平？難道你不知道這是戰爭時期嗎？」

　　他對著海面又注視了幾分鐘，其間曾看到像是一件黃色雨衣在水面上一閃，等他認真觀察時，雨衣就不見了。他只看到海濤和岩石。

　　突然間，他感到渾身軟弱無力。身上的傷痛一處接一處地在刺激他的神經：受傷的一隻腳，頭部碰撞後的疼痛，整個臉上傷痕累累。戴維·羅斯表現的是一副傻相，好大喜功，他也是個可憐的丈夫，臨死前還發出乞求仁慈的呼喊；但是他曾經是個勇敢的男子漢，他為祖國而獻身——這是他的貢獻。

　　費伯不知道他自己會不會像戴維那樣死得其所。

　　他轉身離開了懸崖，回到已經翻了的吉普車那兒。

　　第二十八章

　　珀西瓦爾·戈德利曼感到精神振奮，充滿信心，甚至還受到鼓舞——往日他很少有這種感受。

　　不過，他回想起來又覺得並不那麼自在。對於普通的老百姓可以採用鼓動性的講話，而知識分子以為他們對於鼓動性的談話是有免疫力的。他雖然知道這位大人物對他的接見事先經過周密的安排，言談的輕重緩急，正如交響樂團的演奏一樣，調子早就定好了，但是那次談話仍然對他有影響。其效果正如學校板球隊隊長臨陣前聆聽了教練的告誡。

　　回到辦公室以後，他一心想幹點什麼事。

　　他把傘放在傘架上，掛起了濕淋淋的雨衣，然後對著櫥門上的鏡子照了照自己。自從他加入到英國反間諜陣線以後，他的面貌毫無疑問地發生了一些變化。有一天他看到自己在1937年的照片，那是他在牛津大學的一次討論會上與幾個學生的合影。那時他的面孔看上去竟然比現在還老：皮膚蒼白，頭髮纖細，臉上修得很不乾淨，穿的是一位退休老人的衣服，很不合身。現在纖細的頭髮已經沒有了，他幾乎是個禿頭，只是周圍還有一圈毛髮，像個僧侶。那身衣服看上去像個企業經理，不像教員了。看樣子——他覺得自己已經在想像著——他的下巴更堅定，目光更有神，修面也更加認真了。

　　他在辦公桌後面坐下，點了一支煙。這種花樣翻新的東西並不受歡迎，它弄得他咳嗽更加厲害。他想戒煙，可是已經上了癮。而且，在戰爭期間，英國人幾乎都抽煙，甚至有一些女人也都抽煙。這也難怪，她們和男人幹同樣的活，染上男人的惡習也順理成章。戈德利曼正嗆著煙，咳了起來。他把煙在罐頭蓋上撚滅——他將罐頭蓋當成了煙灰缸使用（陶瓷煙灰缸很稀少了）。

　　他在思考一些麻煩事兒：他雖然受到鼓舞，但要去執行的任務卻難以完成，因為那一番鼓舞並沒有提供有實際意義的線索。他想起在大學時做的一篇論文，論述的是令人費解的一位中世紀修道士，名叫「樹之托馬斯」，論文涉及到這位修道士的周遊情況。戈德利曼須著手解決一個雖然不大、卻頗有難點的問題：描述五年的周遊歷程。這五年間修道士有八個月的行蹤飄忽不定，他有可能在巴黎，也有可能在坎特伯雷。戈德利曼無法確定究竟在哪兒。這個問題不解決，整篇論文的價值就會受到影響。他所查閱的文獻裡對這一段時間根本沒有記載。既然沒有記載，也就無法搞清那修道士的行蹤，問題可以這樣不了了之。可是，年輕的戈德利曼充滿著青年人的樂觀精神，偏不信找不到這方面的資料。他先做出設想：托馬斯那八個月的行蹤，一定在某個地方有所記載——眾所周知，中世紀發生的事幾乎都沒有記載，但是他不顧這個事實。他認為，托馬斯如果既不在巴黎，又不在坎特伯雷，那一定在兩地之間的路途中。後來，他在阿姆斯特丹一家博物館的海運記錄中發現：托馬斯那一段期間乘了一艘開往多弗的船。那船在航行途中因大風而偏離航線，終於在愛爾蘭海岸一帶遇難。這篇歷史研究的論文成了範文，戈德利曼也因此晉升了教授。

　　這種思維方式或許也可以用來解決尋找費伯行蹤這一難題。

　　費伯溺死的可能性最大。如果他沒有死，現在他也許到了德國。這兩種可能性都沒有為戈德利曼提供可以追蹤的路線。因此它們都應該被排除。他必須做出這樣的設想：費伯仍然活著，而且在什麼地方上了岸。

　　他走出辦公室，來到樓下的地圖室。舅舅特裡上校也在那兒，叼著香煙，站在歐洲地圖前面。戈德利曼意識到最近一些日子，作戰部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景：高級官員們在認真研究地圖，一聲不響地估量著戰爭的勝負。他以為，這是因為他們已經制定了各種計劃，開動了龐大的機器。主要的決策者們已經別無他事，一心等著看他們的戰爭謀劃是否正確。

　　特裡看到他進來就問道：「和大人物會見如何？」

　　「他在喝威士忌。」戈德利曼答道。

　　「他一天喝到晚，但似乎從來不礙事。」特裡說，「他怎麼說？」

　　「他要個盤子，裡面放的是『針』的頭。」戈德利曼來到對面牆上掛的英國地圖前，手指著阿伯了問，「假如是你派遣德國潛艇來接出逃的間諜，潛艇要安全到達海岸線，你看最近點在哪兒？」

　　特裡站在他身旁，對著地圖打量。他說：「不會進入3英里的限區，最好離海岸線10英里以外。」

　　「說得對。」戈德利曼用鉛筆畫了兩條線，都與海岸平行。一條離海岸3英里，另一條10英里。「再想一想，如果你是個外行水手，駕一條小漁船從阿伯丁出海，那麼你航行多遠以後就會開始感到不適應？」

　　「你的意思是想瞭解，駕這樣一條漁船從道理上說能航行多遠？」

　　「正是這個意思。」

　　特裡聳了聳肩，說道：「這得問海軍啊。若問我的看法，總在15到20英里之問。」

　　「我也這麼看。」戈德利曼以阿伯丁為中心，以20英里為半徑畫了條弧線。他指著平行線與弧線圍成的區域接著說：「看，如果費伯沒有死，那他現在要麼回到了大陸，要麼就在這一區域內的某一個地方。」

　　「可是這一帶並沒有陸地。」

　　「有沒有大一點的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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