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107)_彼得·賴特

一〇七

　　最後維克托要我立即幫他準備材料，對布倫特揭露事件的後果進行一番全面的估計。我在D 處三科時曾為內政部起草過各種有關「五人集團」的文件，但他們很不滿意。軍情五處的法律處堅持要刪掉普羅克特和沃森等人的名字，理由是我們沒有充分的證據。

　　「這沒道理，」我同他們爭道，「給內政部提供情報是我們的職責。如果由於沒有證據就把我們堅信的事實刪掉，那就是失職。」

　　維克托完全同意我，並強調說我的彙報要力求全面。我詳細描述了「五人集團」的歷史，並用了大量筆墨說明所有的聯繫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在我的彙報裡，提到了四十個人。幾個星期後，我去見羅伯特·阿姆斯特朗，向他報告十九號間諜的事，阿姆斯特朗對我的彙報表示感謝。

　　「這件事做得真棒，」他笑道，「這才是真正的情報。與我們平時收到的那些由文職人員起草的安全局的文件大不一樣。」

　　這時人們正在傳說阿瑟和斯蒂芬·德·莫佈雷在四處遊說，爭取對霍利斯問題進行重新調查。這時，阿瑟已經退休，而斯蒂芬·德·莫佈雷的工作生涯也已接近尾聲。由於在六十年代末支持過戈利金及其理論，斯蒂芬在軍情六處很不得人心。他的導師是克裡斯托弗·菲爾波茨，斯蒂芬曾在菲爾波茨的指導下在華盛頓幹過幾年。後來菲爾波茨又把他帶回國，從事反情報工作。自從菲爾波茨一九七0 年退休以後，德·莫佈雷就失去了靠山。懷特下決心要把他趕走，後來莫裡斯·奧德菲爾德建議把莫佈雷調到馬耳他，作為折衷。

　　一九七二年德·莫佈雷從馬耳他回來，發現霍利斯一案已經審理完畢。他煽風點火預備大幹一場。奧德菲爾德和漢利非常害怕德·莫佈雷把內部有蘇聯間諜的情報透露給某個議員，阿瑟卻加緊同議院聯繫。阿瑟退休以後，一直在議院裡擔任秘書，以此來彌補退休金的不足。大家擔心他會把過去二十年的各種災難性事件告訴他的新朋友。

　　霍利斯一案並不是德·莫佈雷所唯一關注的事，他還相信整個情報部門負責人的任免制度的基礎是裙帶關係，這必定會給以後的工作帶來危機和災難。他認為，只要一個間諜打進了一個組織，而且篡奪了領導大權，那他就可以隨意任命他的人。

　　一次在我們吃晚飯的時候，奧德菲爾德提起德·莫佈雷的事。

　　「你不能制止莫佈雷嗎？」他問我，而已明確表示，漢利也同意對莫佈雷嚴加看管。奧德菲爾德想把霍利斯事件隱瞞起來，他這樣做有他自己的目的。他一心想當軍情六處的局長，但狄克·懷特的調動使他的妄想成了泡影。然而，他仍然不甘心，一心想當C 處處長。

　　我告訴他，我不知道我最終會對莫佈雷和阿瑟產生什麼影響。

　　「是這樣。他們對你掌握的情況一無所知；也不瞭解這些事件有多麼微妙。只要傳出一點醜聞的風聲，我們就吃不消。」

　　可憐的莫裡斯如此爽快，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勃勃野心。時間還早，他又扯起了今後的前途。

　　「當然，倫尼走了以後，即使輪到我坐莊我也不想久留……」他說。

　　他的語調愈來愈低沉。我知道他是想讓我替他散佈這些不滿情緒。

　　過了幾個星期，我同史蒂芬一起吃午飯。我試圖說服他現在不是催促的時候。

　　「現在有許多事正在辦，」我說，「我知道表面上看，似乎我們不在行動。但辦案有各種方法，我們需要時間。」

　　但他不聽我的勸告，並毫不隱瞞地認為我是漢利的人。

　　我其實也希望漢利主管的「維諾納」搜查能為霍利斯一案提供主要的線索。也許在某個沾滿灰塵的碗櫥裡可以發現更多的信號，使我們能有更多的吻合信號來破譯那些中斷線索的匿名者。

　　最近在現存的通訊上有了一個微小的突破，它給我們的工作帶來了希望。傑弗裡·薩德伯裡正在研究一部分從未被破譯的「搭扣」資料。根據先進的計算機分析，這種特殊通訊信號不是真正的「維諾納」。它不是用一次性密碼本進行編碼的。根據詞匯組的規則分佈，薩德伯裡猜想，這種信號可能是用某種電話號碼本編碼的。

　　我們去英國圖書館，把有關資料查了一遍，最後找出一本與上述情況相符的三十年代貿易統計數據簿，一夜之間就破譯了大量的「搭扣」通訊。格魯烏的通訊信號同我們破譯的許多信號很相似，其中有一系列很有價值的電文。駐倫敦的格魯烏成員西蒙·克雷默發給莫斯科中心的電文描述了他同化名為魯恩·庫茲欽斯基的格魯烏間諜指揮人員的幾次會晤情況。魯思·庫茲欽斯基的真名是索妮妮。

　　整個六十年代，我們認為索妮妮的通訊沒有價值，因而取消了對它的監聽。軍情五處相信索妮妮到英國是為了躲避納粹和戰爭，而且直到一九四四年克勞斯·富克斯自願加入蘇聯情報部以後才積極為蘇聯情報部工作。通訊總部也完全否認索妮妮在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三年之間在牛津附近的家裡發過這些無線電電文。

　　但克雷默的電文徹底推翻了這一結論，這些電文告訴我們，蘇聯諜報機關的確曾經派遣索妮妮來到牛津地區。早在一九四一年，索妮妮就成了一批間諜的上司了。克雷默的電文還談到了索妮妮付給她手下間諜們報酬的詳細情況，以及她本人幾次用無線電進行廣播的時間和每次廣播的持續時間等情報。我想，如果我們在一九六九年就掌握了這些情報，那將對霍利斯的審訊產生影響。我感到一陣痛心。

　　掌握了這些情報後，我敢肯定，埃裡確實存在，而他的上司就是住在牛津附近的索妮妮，有關他的身份的秘密就在索妮妮的電文裡。前幾年不知什麼原因，索妮妮的信號突然消失了，唯一的希望就是到世界各地進行搜索，看看別的地方是否也收到過她的信號。

　　在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六年這四年多的時間裡，為了尋找新的「維諾納」和索妮妮通訊，我跑了三十七萬公里的路程。到了法國，法國機密情報局說沒有這方面的情報，儘管馬塞爾說他們肯定收到過索妮妮信號；但也許不久前被一個「藍寶石」間諜把記錄銷毀了。在德國我也一無所獲，在意大利也一樣。西班牙拒絕在我們交出直布羅陀前考慮我們的要求。我在加拿大呆了好幾個月，我對各個郵局同世界各地的電傳進行了仔細的檢查，然而也是一無所獲。在華盛頓，我也進行了廣泛的搜索，同樣也沒有什麼結果。我找的東西以前曾經存在過，而且還歸過檔，可最終還是從我的手指縫裡漏掉了。一想起這些，我的心都快要碎了。

　　一九七四年漢利和我開始為下一次的卡紮布會議作準備。這次會議定於五月在倫敦召開。我告訴他美國人和加拿大人很可能就霍利斯一案向他施加壓力。自從霍利斯受到審訊以後，我們完滿地制止了各種評論，只有安格爾頓一個人固執地保存著在磁帶上的一些錄音。

　　「我應當說什麼呢？」漢利問我。

　　我告訴他要有理有節。

　　「告訴他們一些事實。我們有許多陳舊的指控，而且有許多值得懷疑的人，霍利斯就是其中的一個，而且可能是最值得懷疑的一個。我們最後對他進行了審訊，但我們還不能對他作出最後的結論。」

　　一九七四年的卡紮布會議同六十年代的那次歡欣鼓舞的聚會大不一樣，上次參加會議的許多熟人都沒來，斯普賴不在了，加拿大皇家騎警隊的吉姆·貝內特也不在了。貝內特是皇家騎警隊圍剿內奸運動的一名嫌疑分子，這次運動使騎警隊陷於癱瘓，而且甚至把我也牽扯了進去（我堅信，貝內特雖然在審訊中行為有些異常，但決不是間諜）。此外赫爾姆斯也不在了。安格爾頓的日子也屈指可數了。在華盛頓，水門事件的醜聞已經家喻戶曉，中央情報局的醜事正在一件件地暴露出來。

　　漢利簡短地談了談霍利斯的案子。對此，與會代表的反應很平靜。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曾經歷過同樣的事，深知這種事會帶來怎樣的痛苦和損失。漢利在講話結束時，很有禮貌地請各位代表根據他的報告估計一下霍利斯一案將造成的損失。這是白廳的慣用伎倆，把問題攤開，然後讓別人來作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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