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81)_彼得·賴特

八一

　　我還記得我們當時坐在薩德伯裡的辦公室裡對著譯文發愣。它完全沒有意義。起初我懷疑是不是我們弄錯了，可薩德伯裡把譯文與「維諾納」的另一面進行了核對，往返的電訊都完全能看懂，沒有什麼毛病。這份電報發出的時候，菲爾比正是克格勃的高級間諜，並在十年中的大部分時間裡擔任著軍情六處的反間諜領導人。莫斯科方面仿佛對菲爾比的情報產生懷疑，要不然他們有什麼必要對它進行核實？斯坦利使克格勃陷入這種混亂的數據是什麼？

　　只有一種解釋才能說清這些疑點。克格勃一定不知道格魯烏指揮的那個在「軍情之五」中的間諜，當菲爾比轉告了有關這個間諜的消息以及古曾科對他所造成的威脅時，克格勃只得取得「領導」，即政治局的同意，與「鄰居們」格魯烏進行商量，詢問他們是否有這麼一個寶貴的人在倫敦。當他們得知格魯烏確實有這麼一個間諜時，他們才意識到倫敦可能要進行激烈的追查，所以他們發回證實了斯坦利數據的電文，接著發出了加強安全的緊急指令。

　　可埃裡是誰？他在哪裡工作？他顯然不是菲爾比或布倫特，我們知道這兩個人從來就不受格魯烏指揮。我問過在西方的每一個俄國叛逃者，「軍情之五」這個詞是什麼意思？所有的人都肯定地說它是指軍情五處，而不是秘密情報局（軍情六處）的五處或別的什麼組織機構。不管埃裡是誰，他肯定是能夠接觸俄國人的檔案的，那麼就能肯定他是在處理這種材料的F 處，而當時在F 處的高級官員是羅傑·霍利斯，因此同樣的疑點被沃爾科夫的「代理領導人」的指控所解開了。

　　「流暢」花了好幾年時間試圖解開三條有聯繫的線索的謎，它們是：沃爾科夫的『代理領導人」，古曾科的「埃裡」和「維諾納」的八個匿名者。三條線索都出現在一九四五年九月的那一周中，是米切爾還是霍利斯？都是，還是都不是？三條線索之間的相似之處十分神秘。「代理領導人」和埃裡都是指向兩個相同的人，但第一項指控是對克格勃的，第二項指控是對格魯烏的。「維諾納」有八個間諜；沃爾科夫的清單裡提到有七個在倫敦，兩個在外交部，五個在英國情報部門。麥克萊恩已在華盛頓呆了一年，因此他不可能是外交部那兩名間諜之一。伯吉斯大概是其中之一，因為他當時正在外交部的新聞司工作。在其他人當中，最大的可能仿佛是克裡維茨基說的「伊頓和牛津」外交部間諜。一九五一年麥克萊恩瀕臨落網時，菲爾比曾利用外交部這名間諜來轉移軍情五處對麥克萊恩的注意力。

　　可英國情報部門的五個間諜呢？一個是菲爾比，另一個是布倫特，第三個是凱恩克羅斯，朗在理論上可能是沃爾科夫所說的第四個間諜，可他當時不在倫敦。既然一九四五年九月他在德國，那麼他不可能是「維諾斯」八名匿名者之一。剩下的一個沃爾科夫的間諜——「代理領導人」尚未解決，還有四個「維諾納」匿名者，其中一個被假定是「代理領導人」，另一個是沃爾科夫所說的第二名外交部間諜。

　　「流暢」的第三項指控是斯克裡普金案件。這是蘇聯駐東京大使館的二等秘書尤裡·拉斯特沃羅夫告訴我們的，實際上，他是克格勃的中校。英國海軍情報部門在一九五三年秋與拉斯特沃羅夫取得聯繫，並開始同他商討他的叛逃問題。拉斯特沃羅夫最終同意過來，但條件是要直接去英國的殖民地，如去澳大利亞，而不回英國。他說他不願回英國，是因為他知道英國情報部門被滲透，但他沒有進一步地詳談。海軍情報處安排了一架英國皇家空軍運輸司令部的飛機，把這位克格勃的官員從東京送到新加坡，打算在那裡把他移交給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的聯合機構（遠東安全情報處）。拉斯特沃羅夫並不知道這些計劃。不幸的是，當飛機滑行到跑道的盡頭時，一場暴風雪襲擊了東京，飛機不能起飛了。在等待暴風雪稍小的時候，他從機組人員的閒談中得知飛機是去新加坡而不是去澳大利亞。他吃了一驚，便逃離了飛機，跑到美國大使館，叛逃到他們那邊去了。

　　以後中央情報局報告說，拉斯特沃羅夫進一步詳細提供了他認為的英國情報機構被滲透的理由，他說他的朋友斯克裡普金中尉曾在一九四六年在遠東與英國人有所接觸，並提出要叛逃。斯克裡普金打算先回莫斯科，帶上他的妻子，然後在下一次出國時叛逃。但是，斯克裡普金回到莫斯科後，克格勃對他有所察覺，兩名假裝在軍情六處的官員來同他接頭，於是他暴露了自己，結果在審判後被處決。

　　我們在檔案室裡查找斯克裡普金的材料時，發現這裡確實有他的一份檔案，裡面還有遠東海軍情報處關於斯克裡普金叛逃的兩份報告的複製件，一份時間是一九四六年五月，另一份是一九四六年七月。兩份報告訂在一起，在八月上旬由遠東安全情報處送到軍情五處。文件是由當時的F 處的副處長霍利斯和一名低級官員處理的。霍利斯指示那個低級官員把這個文件歸檔，並存放在檔案室。在拉斯特沃羅夫一九五四年講出斯克裡普金的事之前，這份檔案一直擱在檔案室裡。檔案被重新找出來以後，軍情五處自然認為斯克裡普金的被察覺是菲爾比干的。

　　「流暢」重新檢查此案時，發現了幾個新情況。首先，當戈利金在一九六一年叛逃時，他問我們對斯克裡普金案件知道些什麼。他說他在一九四六年經手過這個案件，當時他是一名在克格勃第一總局反間諜處工作的低級官員。他記得報告是從倫敦來的，絕對不是從遠東來的，時間是在一九四六年底，當時莫斯科大地正覆蓋著白雪。戈利金在沒有提示的情況下講到了兩個裝成軍情六處官員的克格勃人員是如何欺騙斯克裡普金的，我們還讓戈利金描述一下他見過的兩份文件，戈利金講得很準確，令人吃驚。他說，第一個文件是關於對斯克裡普金所進行的試探以及對他的價值的評估材料；第二個文件是關於他今後計劃的簡述，包括同他進行聯繫的在莫斯科的地址。戈利金還說他敢肯定文件在被間諜翻拍複製時就訂在一起了。

　　「流暢」發現的第二個新事實是，尼古拉·埃利奧特在貝魯特審訊菲爾比時，曾問他是否出賣過斯克裡普金，他完全否認這樣做過，給他提供了許多細節後，他還是不知道這個案子。這是最令人感到奇怪的，因為我們推測，菲爾比會從他自己的利益出發聲稱在這起案子上是講信用的，也許這次菲爾比講的是實話。

　　我安排了對斯克裡普金這兩份文件的整個分發情況做一次全面的調查，看看是否還能發現與此案有關的新東西，結果很有啟發。五月那份報告就被發到海軍情報處（香港），新加坡的遠東安全情報處和倫敦的海軍情報處。他們把報告放進海軍公文摘要，並在海軍情報處內部分發，還例行送一份到英國秘密情報局R 處的海軍科去，海軍科又把它轉給五科去歸檔。對軍情六處進行的大量的記錄調查表明，菲爾比從未出現在這個文件的散發對象名單上。

　　七月的文件以同樣的渠道分發，除了新加坡的遠東安全情報處之外。他們決定把兩份報告訂在一起，並按慣例送給軍情五處，送達時間為八月八日。這時軍情五處才第一次知道這件事，而且只有在那裡這兩份報告才是訂在一起的，這正好與戈利金的回憶完全符合。出賣斯克裡普金的人肯定在軍情五處而不在軍情六處。菲爾比的可能性被排除了，而布倫特早在一年前離開了軍情五處，這樣矛頭就再次指向了處理當時斯克裡普金檔案的F 處副處長的羅傑·霍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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