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75)_彼得·賴特

七五

　　布倫特拉上窗簾，仿佛對外面廣場上的嘈雜聲。灰塵和風氣有些失望。

　　「除非你有過這種生活，彼得，否則你是不會理解的……」

　　「哦，我有過那樣的生活，安東尼，」我說，突然感到很生氣，「或許我知道的有關三十年代的事甚至比你知道的還多。我記得我父親因為沒有工作而發瘋一樣地酗酒，我記得我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失去了我的世界，我的一切。我知道三十年代的一切……」

　　在D 處三科的研究當中，最有趣的事情之一，就是牛津大學有一個集團存在。過去，蘇聯的招募工作主要是與劍橋大學有關，可當布倫特坦白之後，我們認為伯吉斯和克盧格曼顯然以同樣的方式把牛津作為目標。牛津集團的第一個穩定的情報源是布倫特在科道爾學院的同事菲比·普爾。布倫特承認她在三十年代是他的信使。我迫切想要見到她，她同布倫特的關係很好，兩個甚至合寫過一本關於畢加索的書。

　　布倫特告訴我，說她是一個精神病患者，正處在精神分裂的狀況中。他說如果我直接找她談話，她會閉口不談的，或許更糟，因此他為我安排了一個代表——科道爾學院的另一位高級人物阿妮塔·布魯克納，我可以讓她把我提出的問題轉告給普爾。一定程度上的弄虛作假是不可避免的。我們讓布魯克納告訴普爾，我們正在對三十年代的事進行新的調查。安東尼想知道有沒有別的什麼人他可以報警。

　　菲比·普爾告訴阿妮塔·布魯克納，她過去常常為奧托把消息傳遞給彼得和伯納德·弗拉德兄弟倆。彼得過去是維多利亞和艾伯特博物館館長，已經去世了，可他的弟弟伯納德是一個高級的工党議員。普爾還說有一個叫珍妮弗·費希爾·威廉斯的年青婦女也參與了這事。她敦促布魯克納保證安迪·科恩即高級外交家安德魯·科恩爵士也得到警報，因為此人當時也冒著風險。所有這些名字我都很熟悉。除了安德魯·科恩以外（科恩曾是一個「使徒」和劍橋的學生），其他的人都與「克拉倫頓』有關，這是三十年代牛津大學的一個供左翼分子聚餐和討論的俱樂部。該俱樂部曾是蘇聯間諜招募中心，這是第一個有力的證據。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珍妮弗·費希爾·威廉斯的名字出現時，她已經同前軍情五處的官員赫伯特·哈特結了婚。我拜訪了她的丈夫。他是牛津大學在學術上頗有聲望的法理學教授。我問他是否可以代我找一下他的妻子。他立即給她打了一個電話，向她保證不使她的地位受到威脅，她同意來見我。

　　珍妮弗·哈特是一位講究穿著的中產階級婦女。我想，她這麼大歲數還著時髦的短裙和白色網眼長統襪，完全不合時宜。她很坦率地講起她的故事。她帶著一種不以為然的優越感，仿佛把我對三十年代左翼政治的興趣與窺視女士們裙子裡面等同起來。對她來說，這是很俗氣的，而且是很不雅的。

　　她說她在三十年代是一個公開的共產黨員，而且有一個俄國人拉攏過她。根據她的描述，這個俄國人肯定就是奧托。奧托指示她轉入地下活動，她常常在凱維花園與奧托悄悄見面。她告訴我她僅僅是地下黨的一員。一九三八年她進了內務部以後就再沒有同奧托見過面了。她在內務部的一個很機密的部門工作，該部門負責處理那些截聽電話的申請。她還告訴我，她從未傳遞過任何秘密消息。

　　她說她還有另外兩個連絡人。一個是伯納德·弗拉德，也就是招募她的人；另一個只在一段很短時間裡指揮過她。她從一張照片上認出，這個人是阿瑟·溫，他是伊迪絲·杜德·哈特和她丈夫的好朋友，在加入行政機構之前是工會圈子裡的積極分子。

　　聽了珍妮弗·哈特的話，我感到這毫無疑問是一個以牛津大學為基地的單獨的間諜集團，但是，要進行調查是極其困難的。安德魯·科恩爵士（曾在劍橋後來成了外交官）差不多在不久後就死於心臟病，因此就把他的名字從名單上劃掉了。彼得·弗拉德已經死了，他的弟弟看來更有希望，哈羅德·威爾遜首相指名讓他擔任工黨政府裡資歷很淺的大臣級職務。軍情五處受命為他提供安全合格證明。我們反對並請求允許根據珍妮弗·哈特的指控對弗拉德進行審訊。在當時，威爾遜是有權禁止對任何議員進行審問的，但當他閱讀了軍情五處的文件之後，他卻批准進行審訊。

　　當我開始同弗拉德會談時，他的態度很異常。他根本不把這當成一回事。我用珍妮弗·哈特所指控的事來給他施加壓力，可他既不肯定也不否認他招募過她。

　　「如果我記不起這些事了，我怎麼能否認呢？」他一再重複地說這話。

　　我對他很不客氣，我知道他那患有廣場恐懼症的妻子最近自殺了。可弗拉德渴望結束這次會談，大概是被那份官位誘引了。我清楚地向他解釋，既然我有責任在他的安全合格證明上提出意見，那麼如果他對哈特的故事不作出一種令人滿意的解釋的話，我就不大可能給他提供安全合格證明。可他仍然堅持說他記憶不好。這次會談沒什麼結果便結束了。第二天我又讓他來參加進一步的會談，我從他那裡沒有獲得任何進展，他堅持說他回憶不起招募哈特的事。

　　第二天早晨，我得知他已自殺的消息，是用煤氣和毯子來自殺的。不久以後，布倫特打電話來告訴我更多的壞消息。

　　「菲比死了。」他說。

　　「天哪，她怎麼死的？」我透不過氣來。

　　「她跳到地鐵下……」

　　在我們正對他們進行積極的調查的時候，在這麼一小群人當中，竟有三人死了，這遠不是一個運氣差的問題。軍情五處害怕這幾個人的死訊傳出去，所有進一步的調查工作都暫停了。報紙上已經繪聲繪色地連載了菲爾比充當「第三人」角色的事情，並首次發現他在軍情六處的重要地位。有關布倫特受牽連的流言也開始在艦隊街冒了出來。整個醜聞的帷幕正處在被拉開的危險之中。阿瑟·溫的問題仍然被擱置在那裡。非常巧，他也很快要被提拔為貿易部副大臣，也需要我們給他提供安全合格證明。

　　「我們怎麼辦？」瓊斯緊張不安地說。

　　「我們應該告訴他，如果他講出間諜集團的真情，我們就為他提供合格證明，否則不予辦理……」

　　「但那是訛詐呀。」他說，竭力做出吃驚的樣子。

　　我不明白我的提議有什麼不公正的地方，但是當然，正如我告訴瓊斯的那樣，我注命當不了外交家或政治家。

　　「所有這些自殺事件，」他說，「將破壞我們的形象，我們並不是那種機構。」

　　牛津集團結束了我對三十年代陰謀的調查。六十年代末，這個任務徹底完成了。那些有牽連的人正接近或已過了退休的年齡。我們識別出了「五人集團」的每一個成員以及其他一些人員和連絡人。我們知道了「五人集團」在不同時期是怎樣開展工作的，他們的通訊方式是什麼。他們依靠哪些人工作、到什麼地方去請求援助。我們查出一個一直未暴露的間諜沃森，俄國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五一年的最重要的情報源普羅克特以及在牛津的新的間諜集團。我們共查出了死去的或還活著的間諜嫌疑犯近四十名。此外，我們還細緻地重新檢查了英國社會生活當中各行業的幾十個人的檔案，多數人都被證明是清白的，有一部分人則被發現是秘密的共產黨人或是共產黨的合作者。這部分人被調離那些能夠接觸到機密的地方，或被暗中動員退休。

　　當然，還有一些無頭案。克盧格曼帶走了他的秘密，奧托從未被查出，「紅色樂團」在英國的情況我們從未發現。但我們瞭解到了最重要的事情——我們瞭解到了這個陰謀擴展到了什麼程度。我們瞭解我們的歷史，我們不必再擔心。審查整個一代人是很麻煩的，這當然要比當線索還保持清晰的時候進行調查更為麻煩。可我們驅走了過去，最終又回到了現在。不能忘記，可能還有三十年代人物遺留下來的東西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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