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67)_彼得·賴特

六七

　　最後，還有「維諾納」的材料。這是至今為止關於西方安全部門過去被滲透的情報當中最為可靠的一份材料。阿瑟離職後，我接管了「維諾納」項目，並下令對材料再進行一次全面複查，看看能否收集一些新的線索。這引出了第一樁由D 處三科惹起的案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是一起法國案子，而不是一起英國案子。從一九四0 至一九四一年，格魯烏的「門搭扣」材料中，有許多有關蘇聯在戰爭初期對那些總部設在倫敦的各種流亡移民組織和民族運動進行滲透的情況。譬如，俄國人在自由捷克斯洛伐克情報局的心臟裡有一個重要的間諜。該情報局通過信使來指揮它在德國佔領下的東歐間諜網。蘇聯的這名間諜的化名是「男爵」，大概就是捷克政治家塞德萊克。此人後來在瑞士的「露茜圈」中起了一個很引人注目的作用。

　　就軍情五處來說，最為嚴重的滲透是在戴高樂領導的自由法國政府裡。戴高樂兩個共產黨員助手，一個叫安德萊·拉巴爾特，曾是民政事務部部長；另一個叫纓塞裡埃，曾負責過軍事事務，是個海軍上將。這兩個人堅持不斷地在倫敦密謀策劃。軍情五處在戰爭時期曾根據丘吉爾的意圖對這些密謀進行了嚴密的注視。在戴高樂到達喀爾為自由法國去解放這一地區時，丘吉爾卻下令逮捕了拉巴爾特和纓塞裡埃。我們在一九六四年破譯了一個密碼，結果發現拉巴爾特在莫洛托夫一裡賓特洛甫條約仍然有效的那段時間裡是一個為蘇聯活動的間諜。

　　在美國的「維諾納」計劃中也含有蘇聯滲透自由法國的材料。美國中央情報局對此並沒做什麼研究工作，要麼因為他們認為這些材料太陳腐，要麼因為他們沒有人對法國歷史有一個系統全面的瞭解。我對這些材料進行研究時，發現另一個高級政治家，戰前達拉第內閣的空軍部長皮埃爾·科特也是一個積極的俄國間諜。

　　這一發現是在法國情報部門和英國情報部門之間的關係處於緊張狀態時獲得的。英國情報部門內部的反法情緒非常強烈。雙方部門的許多官員都在戰爭中服過役，都對法國的屈膝投降記憶猶新。考特尼·揚總是聲稱當他從敦刻爾刻回來時，就形成了對法國的終身看法。甚至布倫特，雖然他對法國的藝術和風格懷著崇敬的心情，然而他對法國的懦弱也進行了大肆的謾駡。

　　阿納托利·戈利金的到來，對英法情報部門之間的關係並沒有什麼幫助。在他提供的最有用的情報當中，有一些是關於蘇聯對法國秘密情報局（相當於英國的秘密情報局）進行滲透的情報。戈利金說，法國秘密情報局裡有一個由該局的上層人物組成的間諜集團，叫「藍寶石集團」。該局的副局長在戈利金叛逃不久便跳窗自殺了。安格爾頓說服了中央情報局局長，讓局長請肯尼迪總統給戴高樂寫一封信，提醒他對戈利金的揭發引起注意。可戴高樂感到美國人和英國人在操縱戈利金來誹謗法國人的正直。戈利金的交待使得法國政府的高級官員喬治·巴格在一九六五年被捕並被處以徒刑。在這之後，法國官方仍然堅持這種觀點。

　　法國反間諜局和英國安全局正在合作的一起被稱為「氣球」的雙重間諜案使事情進一步複雜化。「氣球」就是約翰·保羅·蘇波特博。他是一個工業化學家，是由東德情報機關和克格勃指揮的一名間諜，可比利時安全局使他成了雙重間諜。他供出了他的兩名間諜，他們都在英國柯達公司工作，曾向他遞送過有關商業工藝方面機密的細節材料。比利時把這件事告訴軍情五處，軍情五處開始對柯達公司的這兩個職員進行了廣泛的調查。這兩個職員一個叫艾爾弗雷德·羅伯茨，另一個叫戈弗雷·康韋。蘇波特博還告訴比利時，有一個名叫赫伯特·斯坦佈雷切的東德非法分子，在法國協和式飛機裝配車間裡專門負責指揮間諜。這個情況被報至法國反間諜局，於是他們就與軍情六處合作進行調查。

　　不幸的是，這兩個案件的結局都充滿了鬧劇性。康韋和羅伯茨雖然被抓，可他們後來又被宣判無罪。對英法關係最為不利的是，在對斯坦佈雷切進行調查的過程當中，卻發現軍情六處曾招募過一名法國警察長，他的警區包括快到德國邊境的那些區域。他是一個「漂白」間諜，也就是說，軍情六處有意向他的主人——法國隱瞞了他的一切，從而利用他在法國僑民和德國僑民中搞間諜活動。法國被迫承認，斯坦佈雷切的間諜為俄國人獲取了英法協和式飛機的高級電子系統的全部詳細材料，結果不可避免地發生了一場引人矚目的爭吵。

　　我找了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安格爾頓和路易斯·托德拉，征得他們的同意之後，我向法國反間諜局提供「維諾納」情報，證明科特和拉巴爾特是俄國間諜。他們雖然老了，但仍然在政治上很活躍。在我看來，這樣做是為了謹慎起見。我在一九六五年初來到法國反間諜局在巴黎的總部，該局副局長馬塞爾·查利特在那裡會見了我。查利特個子矮小，幹淨利落，在戰後才加入反間諜局。戰爭時期，他曾以極大的勇氣參加了約翰·莫林所領導的抵抗運動。在莫林被人抓走的那一天，他差點兒也沒能躲過蓋世太保伸向他的魔掌。就像所有參加過抵抗運動的老戰士一樣，查利特喜歡佩戴粉紅色的絲綢帶，流露著自豪驕傲的神情。他是一個好鬥的反共分子，可他欽佩莫林這個富有獻身精神的共產黨人勝過他一生當中所欽佩的任何一個人。他好幾次都跟我提到抵抗運動，甚至到了六十年代，當他談到他過去的指揮官時，還禁不住含著眼淚。

　　我解釋說，我們獲得了有關科特和拉巴爾特的真實角色的新情報，並把「維諾納」情報的有關密碼譯文拿給他看。他為這一材料所震驚，立即下決心進行全面的調查。

　　「你不覺得他們太老了嗎？」我問道。

　　馬塞爾用他那富有威懾力的眼睛盯住我看。

　　「在你沒有看到一個法國政客躺在他的棺材裡變成綠色時，你不能說他太老了！」

　　不幸的是，拉巴爾特在馬塞爾審問他時死於心臟病，科特則死得很安寧。這次的情報交換在緩和法國反間諜局和英國軍情五處之間的關係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從而使馬塞爾成為我後半生事業中的夥伴。

　　我離開巴黎的那天晚上，他請我吃晚飯。餐館的服務很周到，飯菜也做得很不錯。馬塞爾是一個殷勤的主人，他要好幾瓶最好的紅葡萄酒，給我講了一大串有關法國情報工作冒險行為的尖刻的軼事。我們討論了「維諾納」，他一直入了迷似的聽著我講述我們的成功規模。

　　「他們最近也使我們有一些成功，」他告訴我。他向我敘述了他們如何在法國駐華盛頓的大使館內的密碼室裡發現了一個用保險絲盒改裝的發報機。

　　「那玩藝兒不是西方產品的技術規格，其範圍正好是在對面的俄國軍事武官的房子以內。」他說著便以典型的法國人作風，大嚼著他盤子裡的牡蠣。我警覺起來。自從法國的技術小組開始用金屬板和銅管把法國駐倫敦大使館和法國駐華盛頓大使館內的密碼室進行了屏蔽之後，針對這兩個地方的「柵欄」便在最近停止了。顯然，俄國人也意識到可以從屏蔽狀況不佳的機器裡接收射線。但是，我想，至少法國人還沒有發現我們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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