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39)_彼得·賴特

三九

　　下個星期三，霍利斯又把大家召集到他的辦公室裡，向大家祝賀這次行動的成功。新的D 處在瓊斯和馬丁的領導下，經受了考驗。自從一九三八年馬克斯韋爾·奈特粉碎伍爾維奇軍火庫陰謀以後，這是第一次贏得了徹底擊敗蘇聯人的勝利。如同「咽吞」和「柵欄」行動的成功一樣，朗斯代爾案成功的關鍵，主要是依靠了我和通訊總部以及原子武器研究集團一起研製的一項新技術。「筏夫」、X 線技術和複製密碼本的技術使得軍情五處可以順利地辦理此案。對於這次行動的勝利，我感到非常自豪，因為我第一次在反間諜鬥爭中發揮了這麼大的作用，而且也使軍情五處的領導人知道什麼事是可能發生的。會上，大家認為發射工程委員會的工作太繁重了，建議把它的工作分散給兩個單位。「小集團」負責對國內外的密碼目標採取行動，而「反小集團」則負責發射工程委員會的一切反間諜工作，例如「筏夫」。

　　霍利斯讓我起草一份詳細報告，闡明新技術在朗斯代爾一案中所起的作用，並鼓勵大家在以後的反間諜工作中採取類似的新技術。我到倫敦中央刑事法庭，朗斯代爾、克羅格夫婦、霍頓和吉都在那裡受審。霍頓和吉臉色灰白，在被告席上焦急不安地向法庭的四壁張望。

　　朗斯代爾和克羅格夫婦卻對審判毫不在乎。克羅格夫婦不時交頭接耳，竊竊私語，或者相互遞小紙條；朗斯代爾則一言不發，直到最後他才向法庭申說他的活動與克羅格夫婦無關。但美國人卻很快認出了克羅格夫婦，原來他們是與羅森貝格核間諜案有牽連的莫裡斯·科恩和朗娜·科恩，現在聯邦調查局正在四處通緝他們。這一發現使我十分尷尬，因為在逮捕他們的前幾個月，我曾在華盛頓見到聯邦調查局A 處一科的阿爾·貝爾蒙特，並向他彙報了案情的進展情況。當時他就懷疑克羅格夫婦就是科恩夫婦，但卻沒有引起我的重視，結果沒有及時進行調查。朗斯代爾的身份就更神秘了。我們過了一年才知道他的真名叫科南·特羅菲莫維奇·莫洛迪，父親是一位著名的蘇聯科學家。他本人是一位富有經驗的克格勃官員，冒名戈登·朗斯代爾，真正的朗斯代爾則是芬蘭籍的加拿大人，一九五五年就病故了。

　　我對朗斯代爾的案情進行了仔細的分析，並向通訊總部要了一些涉及秘密無線電廣播的蘇聯間諜檔案，比如像朗斯代爾案件的檔案。他們向我提供了一百份活頁材料。這些材料首先列出了間諜的個人詳細情況——何時開始間諜生涯、何時結束、目標是什麼、為哪個部門服務等等，而後詳細概括了間諜的通訊計劃，最後是間諜接收從莫斯科發來的電訊清單，其中包括次數、組數、使用密碼系統的各種細節，以及改變密碼的日期等等。

　　我對這些材料進行了整理，並將它們分為兩類：一類是克格勃，一類是格魯烏。然後又按照各種間諜的種類進行細分：分為單人、長期潛伏者、積極聯繫一兩個助手的非法間諜、以及非法間諜組的常駐聯絡官等。分完這些材料以後，我吃了一驚，發現不同種類的間諜有各自不同的通訊方式。我們從他們各自使用的無線電通訊上可以判斷出他是哪種間諜。換言之，我們還可以通過分析他們電訊中的組數和電文長短來判斷出他們是哪種間諜。例如，單人潛伏間諜所收到的電訊很少，格魯烏單人間諜所收的電訊也不算多，收到電訊最多的是克格勃常駐非法分子。間諜中最重要的一種類型就是克格勃常駐非法分子，他們收到的電訊總數可達每月五百組到一千組之多。

　　很快我就看出，朗斯代爾一案同我所研究的其他案子完全不同：這一案件的通訊方式多，有時兩種，有時甚至三種，而其他案件則沒有這麼多。但向朗斯代爾和克羅格一夥提供情報的卻都是一個人——霍頓。的確，霍頓的地位非常重要，他能夠收集到英美潛水艇探測系統的重要情報，但他為什麼不直接用朗斯代爾卻要通過克羅格夫婦呢？

　　單從表面上看，這樁案件就會涉及到其他間諜。克羅格夫婦住在美國空軍基地附近的魯斯利普，我們發現，朗斯代爾曾在東方研究學校讀過書，他所學的那些課程正是英國軍官和軍情六處的實習員所學的。

　　毫無疑問，朗斯代爾是一名在英國的常駐非法間諜。於是我對他十月份從莫斯科回到倫敦後所收到的電訊進行了認真的統計。他平均每個月從莫斯科收到三百組到三百五十組電訊。這使我感到疑惑不解。其他常駐非法間諜每月平均收五百到一千組電訊，而且一般總超過五百組，那麼朗斯代爾所收的電訊為什麼這麼少？少在哪裡？朗斯代爾的呼號是三位數，如果廣播有電文，就包括一個「1 」，如果沒有電文也就沒有「1 」了。我向通訊總部詢問，他們是否可以找到與朗斯代爾八月離開英國以後和朗斯代爾十月回到英國以後所收到的長度相似的電文。通訊總部找了一段時間，終於找出了一個稱為「連續性」時期的電文。那是在六年前，當朗斯代爾剛剛踏上英國土地的時候。

　　這段時期的電文的組數是五百到一千，這正是常駐非法間諜所收到電訊的組數。一九六0 年八月，電訊突然中止了，因為朗斯代爾回莫斯科去。我們沒有找到那時的密碼本，因而也就無法破譯他的電文了。但如果朗斯代爾的電訊量是五百組到一千組之間，那麼為什麼他回來以後突然減少了呢？這仍然是個謎。

　　然後我又去研究克羅格夫婦的通訊。他們的通訊更加令人費解。他們所收到的大部分通訊都是與他們自己有關的，他們似乎僅僅是朗斯代爾的助手，同其他任何間諜沒有聯繫。但很明顯，他們替朗斯代爾保存了某些通訊，例如他們的密碼本幾乎同朗斯代爾的一模一樣，也藏在打火機裡。我又計算了密碼本裡的組數，發現正好與朗斯代爾十月份回國後少掉的那些電訊組數相等。看起來，蘇聯人在朗斯代爾回來以後就把發給他的信號分開了，而「伊朗國王」（霍頓）電訊仍在原先的線路上，我們已經破譯了這種電訊。至於其他的電訊——也許也包括下達給霍頓手下的間諜的電訊——都劃分到克羅格夫婦的線路上了。蘇聯人認為這樣不僅安全而且能在拍發消息時使用高速發報機，從而躲過我們的監聽範圍。

　　這種變化說明，朗斯代爾已經知道，他在白色公寓的套間裡用打火機裡的密碼本收聽莫斯科電訊的事情已經敗露，但如果他感到害怕，那為什麼不用新的密碼本呢？而且，如果蘇聯人擔心他已暴露，又為什麼不讓他回國呢？

　　我又對逮捕前週末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作了分析。從逮捕前那個星期五開始，到下一個星期一的中午，我一直派人監聽蘇聯使館內的外交接收機。使館最後一次發報的時間是星期六上午十一點，這是在逮捕之前。下一次的發報時間是星期一上午九點。雖然我們粉碎了一個重要的間諜網絡，在倫敦的蘇聯間諜顯然沒有同莫斯科取得聯繫。當然這只能說明蘇聯人事先已經知道我們要下手了。

　　另外，我還查核了蘇聯在倫敦的情報官員週末的活動。星期日傍晚，當這夥人被捕的新聞在電視上第一次報道時，一個叫柯羅文的克格勃常駐非法間諜和克格勃常駐合法副主任卡皮柯夫正在一起吃晚飯。探針話筒錄下了他們談話的全部內容。從話筒中，我們可以推斷出他們正在聆聽這則新聞，既不評論，也沒有同使館聯繫。

　　接著我重新回想了案子剛開始的情景，並發現了一件驚人的事，它使我相信蘇聯人事先一定聽到了風聲。案子開始時是由D 處二科主辦的，當時我們還在懷疑朗斯代爾是個波蘭間諜。我查對了各種記錄以後發現D 處二科沒有一個人知道「筏夫」行動，他們不知道蘇聯人正在竊聽我們監視隊的無線電。因此在這個案子移交給阿瑟之前，他們仍然使用監視隊在七八兩個月裡對朗斯代爾進行了十七次跟蹤。

　　自從「獅子鬍鬚行動」以後，軍情五處就對所有監視隊的通訊進行了錄音。我曾做過一次試驗。我曾把二科第一次跟蹤朗斯代爾時監視隊的通訊錄音帶交給了阿瑟手下的研究員伊夫琳·麥克巴尼特，同時還交給她一本監視隊用的倫敦地圖冊，要她根據他們的無線電通訊在地圖上標出監視隊的行動路線。麥克巴尼特過去從未做過這種工作，也沒有分析通訊信號的經驗，但她只用了三個小時就圓滿地完成了任務，而且一點疏忽也沒有。既然她都可以分析監視隊的電訊，那麼對經驗豐富的蘇聯人來說當然就更容易了。他們肯定是在我們開始對朗斯代爾進行盯梢時就知道了。

　　我寫報告的時候，「狙擊手」已經安全到達華盛頓附近中央情報局的一幢保安樓了。他說自己在波蘭情報局工作，真名叫邁克爾·戈林涅夫斯基。在他提供的情報中有一條非常模糊的線索，使得朗斯代爾一案在人們心中留下了一個疑問。他向中央情報局透露，七月的最後一個星期裡，波蘭情報局的一位高級官員告訴他，蘇聯人在中央情報局裡有一個代號為「豬」的間諜。戈林涅夫斯基還說，他最初的任務是協助查找這個間諜，但他已經察覺到有人正在懷疑他，於是便在聖誕節時叛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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