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23)_彼得·賴特

二三

　　戰後軍情五處失去了他們在戰時的知識分子的精華，對維持與信號情報部門的聯繫已經失去了興趣。早在戰爭初期，他們把對無線電安全處的控制讓給了軍情六處。可是最大的障礙是政府通訊總部，他們心胸狹窄，死死地封鎖著一切形式的信號和通訊情報。一九五五年，我正式加入軍情五處時，與政府通訊總部之間的聯繫僅限於讓一個官員同通訊總部的一個較高級的官員每六個月進行一次會晤。一九五六年二月，我第一次參加了這樣的會晤。這個經驗是不成功的。雙方似乎並沒有意識到，如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一樣，一方面，通訊總部在冷戰中幫助軍情五處執行反間諜的主要任務方面可以起著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隨著軍情五處在技術方面的進步，它也有可能幫助通訊總部。我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議，其中之一就是設法檢查俄國人是否監聽了我們的無線電監視通訊。可是通訊總部代表比爾·柯林斯對這種委員會工作的積極探索表示出了輕描淡寫的態度。

　　「對這樣的問題我得請示一下，」他會這樣說，或者說，「我確實認為我們沒有時間幹那種事。」

　　我向卡明抱怨，可他似乎以不感興趣。

　　「那是他們的職權範圍，最好讓他們去管。」

　　負責同通訊總部保持聯繫的軍情五處的官員是弗雷迪·比思，此人是D 處的反間諜專家，精力非常充沛。他的父親是威爾士人，母親是西班牙人，因此他非常偏愛橄欖球，並且具有多變的拉丁民族的性格特徵。他能講一口流利的德語，戰時曾參與過雙重間諜系統的工作，在葡萄牙和西班牙負責雙重間諜。他與通訊總部的聯繫在「暫停」行動開始時便中斷了。這是由他負責的一次行動，開始於五十年代初期，當時通訊總部詢問軍情五處是否能幫助他們弄到在倫敦使用的外交密碼的情報，比思為此搞了「暫停」行動，讓D 處在外國大使館裡發展的情報人員設法進入密碼室竊取情報。通訊總部希望比思手下的人能偷到一些廢密碼磁帶，以便他們用於密碼破譯。比思熱情地接受了這項任務，但實際上這幾乎是不可能辦到的，大多數的使館密碼室尤其是蘇聯集團的密碼室，是最為機密的地方。要想讓一個情報人員滲透到密碼室去，機會是渺茫的。儘管如此，比思還是在「暫停」行動中獲得了一次突出的成功。他發展一個在捷克斯洛伐克駐英國大使館裡工作的情報人員，此人能夠拿到主密碼櫃的鑰匙。他按照萊斯利·賈格爾的指示，在塑膠上印製了鑰匙的模型。這是一把高級的查布牌鎖，賈格爾使用的是優質塑膠，還用微測儀精確地量了尺寸，最後複製了一把鑰匙，能將保險櫃的鎖打開。情報人員成功地打開了保險櫃，複製了新送來的密碼本。當時，這些密碼還沒有作為捷克外交密碼來投入使用。通訊總部破譯了捷克使館的外交通訊達六個月之久。後來密碼突然變了，情報員也被不明原因地解雇了。

　　從那以後，比思再也沒有什麼造就。我進入軍情五處時，發現可以用技術設備的方式來幫助「暫停」行動，而不是用情報人員的方法。正如比思自己承認的那樣，他不是一個技術人員，很難理解我的意見。他是唯一的一個被允許和通訊總部保持聯繫的官員。如果我想讓上面的人聽聽我的想法的話，我必須自己作出努力。最後，我找了一個晚上約比思出去喝酒。我問他，如果我自己到切爾特南通訊總部去找那裡的人談談，他會不會介意。

　　「不會介意的，老夥計，」比思高興地說，「你只管去就是了。我對這些無線電玩藝兒不在行，我的職權範圍是管束那些人類惡習。」

　　我約見了過去在海軍的一個名叫弗雷迪·巴特勒的老朋友，他是通訊總部的高級管理人員。我向他解釋說，我覺得軍情五處和通訊總部之間的聯繫需要重新進行全面的考慮。巴特勒為我做了安排，我們繞過比爾·柯林斯，直接見到了通訊總部高級的密碼分析專家休·亞歷山大和休·德納姆。

　　亞歷山大負責通訊總部的二處，該處是主管密碼分析的。他有一個言語不多卻勤奮認真的助手——德納姆。六十年代德納姆終於接替了亞歷山大的職務。戰爭爆發時，亞歷山大加入了通訊總部在戰前的前身——布萊奇雷公園。戰時的德國密碼由他和艾倫·圖林以及戈登·韋爾什曼負責破譯。戰後，圖林到曼徹斯特大學去搞電子計算機設計，因為同性戀的事，他被逼得自殺了。韋爾什曼則去了美國，專門從事高級電子計算機的工作。這三個人當中，只有亞歷山大獨自留在通訊總部從事和平時期的工作。他是一個出色的國際象棋賽手，又是個了不起的密碼破譯專家。儘管他的工作和愛好都非常費腦筋，可他在表面上仍是一個平靜的穿著花呢西服的人。我敢肯定，由於他用腦過度，終究要使他的健康惡化。雖然他一生在鄉下過著安寧的生活，從不沾煙酒，但後來卻突然死於癌症，當時年紀並不大。

　　我對亞歷山大和德納姆說，我奉命參加「暫停」行動，覺得軍情五處對通訊總部的工作可以作出更多的貢獻。我解釋說，自從一九四九年布倫德裡特委員會成立以來，軍情五處在技術上已經獲得了巨大的進步，尤其是在新型話筒方面。我建議說，或許可以通過技術手段而不是利用情報員來獲得「暫停」行動所需要的情報。僅用情報人員這種方法在目前看來註定還會不斷失敗。

　　「我不敢肯定我們能作出什麼具體的幫助，除非有機會進行試驗。可我敢肯定，我們的新型高靈敏度話筒有可能從密碼機裡獲得一些東西。密碼員每天早上都要對密碼機進行調整。如果我們能聽到把新密碼放進去的聲音，那不是很有幫助嗎？」

　　兩位密碼分析專家對我的想法很贊同，我在講話時顯得很緊張。他們感到十分奇怪，因為是第一次看見情報界的軍情五處還有這樣的科學家。

　　「我們對任何幫助通訊總部的行為都感激不盡，」亞歷山大說，「何況，和你們的機構相比，我們僅僅是些新手。我們連房屋都還沒有蓋好。」

　　他指著窗戶外面，在不遠的地方，有一隊建築工人正在通訊總部的主體建築後面修建另一排尼森式活動房子。

　　「我們的問題是計算機的能力跟不上。」他繼續說。

　　「我們現在手裡有許多密碼要破譯，我們也知道該怎樣去破譯，可就是沒有強大的計算機來承擔這項工作。當然，我們很快會有這種計算機的，但目前的任何幫助都會給我們開闢一條捷徑。」

　　我問亞歷山大，目前主要的目標是什麼。他對我這樣直接的提問方式感到為難。

　　「嗯，當然，我們的目標很多，它們不斷地被更換，就像聯合情報委員會的要求那類東西。」

　　「對，」我堅持說，「可是你得選出一個當前最為重要的目標，你選擇什麼呢？」

　　亞歷山大挪了一下他的椅子，和德納姆交換了一下眼色。

　　「應當說最重要的目標是埃及人，」亞歷山大最後說，「外交部幾個月來一直在催著我們弄點密碼名堂出來。我們弄到的東西都是些支離破碎的東西，也是零敲碎打地進行工作，弄不到什麼新東西。」

　　那時是一九五六年春天，英國和埃及之間的緊張關係正在迅速惡化。納賽爾開始採取了一些行動，結果在當年年底導致了蘇伊士運河危機。

　　「他們使用的是什麼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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