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18)_彼得·賴特

一八

　　溫特博恩和我幹過的最大的一次話筒竊聽行動是在蘭開斯特大樓。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有的英國殖民地會議都是在這座富麗堂皇的大廈裡舉行的。麥克米倫當了首相以後，殖民地事務變化的步伐更加明顯了。軍情五處主要負責所有的英國屬地和帝國本身的安全以及情報收集工作。在殖民地走向獨立的談判中，軍情五處日益遭受到了重大的壓力，政府要求他們提供情報分析。用小打小鬧的方式顯然不可能有效地竊聽蘭開斯特大樓。哪些房間要使用，我們無從弄清，這給我們情報的收集工作帶來了困難。溫特博恩和我建議五處在整個大樓裡安裝一個綜合話筒系統，隨時都可以根據需要來使用。殖民地事務部欣然同意了我們的要求。蘭開斯特大樓關門進行了為期兩周的「修整」，A 處二科的一隊人馬搬了進去。溫特博恩和我已經在事先就仔細地推敲過房間的情況，並畫了一張線路圖，標明了每個話筒的位置。我們對整個安裝過程進行了監視。在整個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只要有高級外交談判在倫敦舉行，我們就使用這套綜合系統。

　　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對抗蘇聯及其同盟國，但竊聽英國共產黨總部和監視第三世界代表團最終要干擾這個主要任務。我在A 處二科時，對付俄國人所採取的第一個行動代號叫「唱詩班」。這個行動實際上在我加入軍情五處的前幾個月就開始了。那時溫特博恩搞一個行動，即竊聽在貝斯沃特路上的俄國領事館。它的隔壁有幢房子正在進行維修，準備迎接新的主人。這是一次機會，軍情五處的人假扮成裝飾工混了進去。溫特博恩安裝了一種新型裝置，這是一種探測話筒，是約翰·泰勒在多利斯山實驗室研製出來的。

　　探測話筒是一種大型的高靈敏度話筒，主要用來進行隔牆竊聽。竊聽裝置安在牆內，離竊聽目標的牆面有十八英寸。在這個距離之間，用手鑽半英寸半英寸地鑽出一個直徑為四分之一英寸的洞，鑽到離目標牆面半英寸的地方就停下來，再用手工挖一個針鼻大小的圓孔來（我們使用的工具是六十號鑽頭）。在牆壁的另一邊，用肉眼幾乎看不出什麼來。在十八英寸的空間裡置放一根光滑的有機玻璃管子，以便使聲音能傳到話筒裡。話筒與街上的線接通，利用電話線把信號傳回萊肯菲爾德大樓，再用放大器把聲音放大，直到可以被清楚地聽到。

　　在溫特博恩安裝「唱詩班」話筒六個月後，它突然沉默無聲了。軍情五處有個情報員，有時為俄國人當勤雜工和裝飾工。由於這個人的名字叫納特金，於是就得了個綽號叫「松鼠」。他告訴我們，說隔壁房間已經重新刷了油漆。看來那針孔有可能被油漆封住了。儘管如此，我們仍然感到迷惑不解。

　　在沒有安裝話筒之前，溫特博恩曾從納特金那裡瞭解到了這堵牆的詳細尺寸。他根據這些尺寸數據，在離地板十四英尺高的精緻的簷口上的石灰薄片後面，設計了一個針孔的出口處。看來不可能有人會這麼仔細地刷油漆，以致把針孔封住。溫特博恩和我決定再把它挖出來檢查一下。

　　這次新的行動，需要進行周密的計劃。領事館隔壁的房子的維修工作已告結束，現在已經成了一個繁忙的辦公室，常常有一些人上門拜訪。我們瞭解到，在這些來訪者當中，有的是來檢查安全工作的俄國人。因此，我們只得在夜裡悄悄地幹。要到離地面十四英尺的地方工作，必須搭架子，還需要石灰和油漆，以便用來修補損壞之處。溫特博恩搞來了一個活動梯架和快幹維修材料，這是建築研究站專門為五處研製的，包成一個個小包送到辦公室，以免引起領事館的注意。領事館對周圍的一切一直保持著警惕。

　　一個星期以後，賈格爾和我乘坐出租汽車來到貝斯沃特路的盡頭。當時還是冬季，街上一片灰暗，路上行人擁擠不堪，我們懷著一種輕快感向領事館走去。用賈格爾製作的有名的鑰匙開了門，進了隔壁的房間裡。我們打開一個放有工具和一台小型無線電接收機的公文箱。設在領事館對面的觀察站已接到通知，對領事館的動靜進行監視。我們打開了接收機，這樣便知道是否有人進入隔壁屋子，一旦有人進去，我們就停止工作。

　　軍情五處安裝的每一個話筒都在A 處的索引室作過登記，上面寫明瞭技術性能詳細情況、工作史和安裝的具體地點。安裝的具體地點是最重要的。賈格爾默默地支起了工作架，我趁這空當研究了牆壁的圖紙，這是我們從A 處的索引室帶來的，並作了三角測量。我們動手開始刮石灰，工作進行得很緊張。每一片石灰都必須用手接住，不讓其落到地板上，然後用袋子把石灰片裝走。我們搞了一個小時，挖出了話筒，它是用一層粘土封在牆內的。我拆掉電線，拿出通向隔壁房間的有機玻璃管子。

　　我們使用的六十號鑽頭，上面有一個特殊的插銷，可以使鑽頭慢慢地轉動，不讓半點石灰屑或油漆片掉進隔壁的房間。我把鑽頭插進去，用手穩穩地托住鑽機身。賈格爾輕輕地轉動著手柄，只轉了兩圈，就碰到了硬塊，針孔被什麼東西堵住了。很顯然，這硬塊不是什麼油漆。我們在過路汽車車燈的亮光下，互相交換著疑惑的眼色。我們又開始轉動鑽機，可是又一次碰到硬塊。突然，鑽頭能活動了，但旋即又碰到了另一個障礙物。我把鑽頭輕輕地抽了回來，賈格爾用盒子把它裝了起來，準備帶回萊肯菲爾德大樓去檢查。我在洞裡放置了一根導聲管。從管中聽到隔壁房間裡的鐘在喀喀地走著。無疑我們已按原計劃用鑽頭鑽入了隔壁房間，而且就在簷口上那片石灰薄片的背後。

　　我們迅速地把話筒放回牆裡，重新接上電線，然後用石灰把洞眼封好。為了等待石灰乾燥，我們只得在這裡磨上三個小時，以便在油漆剝落的地方重新刷上油漆。我們坐下來抽煙，接收機斷斷續續地響著。即便是在這茫茫寂靜的午夜，東方和西方也仍然在跳著冷戰華爾茲舞。監視車仍在倫敦那些黑暗的街頭跟蹤著俄國外交官員，但這領事館卻沉寂無聲。

　　第二天，溫特博恩和我在第八樓收聽「唱詩班」話筒發回的聲音，音量較小，像是被什麼東西捂住了似的，但顯然還是在工作。惟一的問題是那間房間裡沒有任何人講話。我只能聽到一架打字機連續不斷的哢喀聲。我們來到地下室，用顯微鏡檢查了六十號鑽頭。它上面留有一層石灰痕跡，長達八分之三英寸。不知這個俄國維修工是誰，他幹得可真夠認真的！

　　溫特博恩眯起眼睛往顯微鏡裡看，然後說：「這是什麼重新粉刷？把石灰往一個針孔裡塞了八分之三英寸厚是完全不可能的。這是用注射器灌注的。」

　　大約一個月以後，「松鼠」納特金碰上一次機會，看到了那間房子，裡面已經全部重新裝修過了，與隔壁共用的牆上裝了一層隔音板，有個秘書正在裡面打字。俄國人和我們一樣明白，共用牆是最容易被人派上竊聽用場的。可是，據我們所知，他們還不知道牆裡有個探測話筒。但是，看來他們大概發現了針孔，於是把它堵死了。

　　一九五五年七月，我再次跟蘇聯人交鋒。這回是在加拿大。皇家加拿大騎警隊要求軍情五處在他們的一次行動中給予技術上的幫助。他們準備在渥太華俄國大使館裡安裝話筒。俄國大使館是一幢三層樓的老房子，瀕臨裡多河，最近在火災中燒。皇家加拿大騎警隊打算在重建過程中安裝竊聽設備，需要最新設備，所以來跟軍情五處取得聯繫。

　　我到達機場時，來接我的是皇家加拿大騎警隊反間諜處二科的科長特裡·格恩西。跟他一起來的助手是個威爾士人，叫詹姆斯·貝內特。格恩西是加拿大人，瘦長的個子，表面上鎮定自若，但內心卻極為虛弱，常常流露出他那火爆脾氣。他是由英國安全局和秘密情報局訓練出來的。五十年代初期回到加拿大。他認為身穿警察制服的騎警人員根本不適合做反間諜的細緻工作，他對此深信不疑。於是，他開始吸收一些文職情報人員，單槍匹馬地把二科建成了西方最現代化和最富有進取精神的反間諜機構之一。有許多設想實施後在英國和美國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些設想都是格恩西率先提出的，譬如用電子計算機來跟蹤在西方的俄國外交官。可是他常常受到來自騎警隊的傳統勢力的壓抑和限制。這種傳統勢力認為，穿制服的騎警比文職人員要具有先天的優勢。這種鬥爭不僅存在於加拿大的情報部門，而且也存在於美國的聯邦調查局。格恩西認為只有英國的做法才是對的，因為他們區別了刑事偵探工作和情報收集工作這兩個截然不同的技術領域。為了使二科不受騎警隊主力的控制而獨立，格恩西奮力進行了許多鬥爭。可是這種努力幾乎斷送了他的整個事業。騎警隊的高級官員對格恩西從不寬恕，他最終還是被貶到英國去擔任騎警隊與軍情五處和六處之間的聯絡官。後來因健康惡化，被迫退休。

　　一九五六年，我第一次到加拿大去協助籌劃「蚯蚓」行動時，格恩西還在走紅。當天吃晚餐時，他向我描述了這個行動的進展情況。重建俄國大使館的建築承包商已被騎警隊順利地爭取過來，並讓騎警隊人員偽裝成工人在工地工作。此外，還從葉戈爾·古曾科那裡得到了些幫助。此人曾是俄國大使館的密碼員，一九四五年叛逃投奔加拿大。在他的幫助下，格恩西找到了克格勃和格魯烏的機要辦公室以及機要室的精確位置。機要辦公室就在這幢建築的東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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