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16)_彼得·賴特

一六

　　外交官走出了觀察站的視線範圍，並向西區走去時，無線電便斷斷續續地響起來，命令停在附近大街上的監視車盯上他。

　　那些在固定的觀察站進行監視觀察的工作人員，多年來一直兢兢業業地幹著他們的工作，這種工作很大程度上培養了他們對人的相貌的記憶力。一個哪怕離開英國多年的克格勃官員也會立即被他們認出來。為了幫助他們識別，觀察站有三卷手冊，記有每一個來過英國的俄國情報官員的特徵，並附有照片。那些常駐大使館的俄國情報官員的特徵材料用塑料夾作為記號，這樣查閱起來方便。如果你注意到有陌生的面孔出入使館，必須立即將這個人的相貌特徵拍下來，送交軍情五處的研究科，進行一系列的識別工作。這是一項枯燥乏味的工作，需要耐心和獻身精神。安全局裡的工作，沒有哪一項是無足輕重的。如果說，檔案室是軍情五處的中樞神經系統，那麼觀察員們則是軍情五處的手指尖，任何時候都要保持伸開的狀態，摸清敵人的形象輪廓。

　　載有俄國情報人員特徵的手冊，是多年來細緻收集的情報結晶。這些情報來自各種可能的渠道——簽證上的照片、叛逃者、雙重間諜。那些照片上的人，表情嚴峻，目光尖銳。他們大多數是克格勃或前內務人民委員會中的鐵腕人物，間或也有文化水平較高，長著歐洲人模樣的常駐外交官或穿軍服的武官。可是很快使我感到吃驚的是，觀察站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俄國外交人員護照上的照片來進行工作。這些照片雖然都要送交五處，但早已是些破舊不堪的東西。俄國人有時故意貼上廢棄不要的照片，使人很難把握辨認是否可靠。

　　我建議觀察人員擴大他們的拍攝範圍，可以選擇系列動作進行拍攝。動作照要比一張頭部照片更容易識別。克勞斯·富克斯案件就是一個生動的例證。富克斯在一九四九年坦白了他曾經洩漏過關於原子武器的詳細情報，並開始與我們合作。軍情五處想設法搞到富克斯的同謀者、原子間諜哈裡·格林格拉斯的詳細情況。他們拿出哈裡的一張護照照片讓富克斯辨認，可他完全認不出。後來又拿出一組動作照片讓他看，他才認出來。

　　多年來，軍情五處知道，監視員們進出萊肯菲爾德大樓，會被俄國反監視工作隊的人跟蹤並被認出，因此這些監視員的活動基地便設在攝政王公園內一幢沒有標記的喬治亞式四層樓房裡。中心控制室的一面牆上掛著巨幅倫敦街道地圖，用來追蹤監視活動的進展情況。室中央有無線電控制台，主要用來與所有觀察站和流動監視隊保持通訊聯繫。

　　監視科科長吉姆·斯卡登的辦公室就在這幢樓裡的某一層樓上。斯卡登過去是個警察，一向衣冠整潔，喜歡抽煙鬥。戰爭期間，他是軍情五處的審訊員。戰後初期，他曾是幾起重大案件的主要審訊員。尤其是在克勞斯·富克斯案件中，他擔任了該案件的首席審訊員。斯卡登對自己的工作能力評價甚高，人們很喜歡在他手下幹工作。他的氣質很像工會裡的工人代表。他認為觀察監視工作人員的工作很艱辛，需要保護他們不受萊肯菲爾德大樓裡那些貪婪的辦案官員的剝削。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點不假。我進安全局時，大約有一百多個監視員，軍情五處的活動，對他們的要求都是無止境的。很快我就感到，斯卡登並沒有正視在倫敦街道上進行監視活動的現代實際情況。很明顯，俄國人採取了大量的反監視手段，使他們的人不被跟蹤。我觀察了監視系統好幾個星期，懷疑我們的監視員用目前的技術能否有機會跟蹤任何人而不被很快發現。

　　當我第一次向斯卡登提出要全面地改進監視系統時，他一口拒絕了。軍情五處的各部門就像封建領地一樣，斯卡登認為我這樣做冒犯了他的權勢和威望。不過，他後來還是同意讓溫特博恩和我開始對現有的監視技術的效果進行測試。我們把一個監視隊分為兩個小組，把軍情五處的一個陌生官員的照片交給第一組，讓他們去跟蹤照片上的人。我們把第一組執行任務的大概範圍告訴給第二組，叫他們去找第一組，並辨認出他們跟蹤的那個人。這樣的試驗，我們做了三次，每一次都是第二組的辨認結果正確。我們把第三次試驗拍成電影，在監視總部放給全體人員觀看，至少使大家不再懷疑，我們的監視工作在反監視活動面前是無能為力的。

　　我們建議斯卡登首先應雇用一批婦女。大量的監視工作需要長時間地坐在小酒店、咖啡館或公園裡等待或監視對方會晤。一男一女行動要比單獨一個男人或兩個男人更不致引人注意。斯卡登對這個計劃竭力反對，他害怕男男女女攪在一起會發生姦情。這對他隊伍的風紀是有害而無益的。

　　「妻子們會不愉快的。」他嚴厲地說。

　　休·溫特博恩在一旁嘲笑說：

　　「即使他們在一起接吻擁抱又有什麼關係呢？這有利於掩護他們自己。」

　　斯卡登並沒有被這話逗樂。我們要求他改進的另一個方面是希望隨時隨地對監視工作的執行情況進行檢查。我發現監視員交班回來以後，其工作情況，任務執行情況均無人過問，有時一個通宵下來甚至一個星期下來都沒有人管。我向斯卡登指出，戰時經驗已經多次證明，要使自己掌握的情況正確，必須隨時檢查工作情況。如果耽擱了，就回憶不起發生了什麼事情，只得用推理去思索事情是如何發生的。

　　「我的孩子們每天在街上辛辛苦苦地幹了八個小時以後，哪裡願意回來後花那麼多時間來回答什麼問題。到時候他們自己會寫一份書面報告的。」斯卡登咆哮著。他終於還是同意了讓每一班輪值人員提前十五分鐘回到大院。後來我們經常為此而鬧分歧。

　　流動監視車隊的問題又不同。有一天我跟著他們在外面跑了一圈，以便瞭解工作情況。軍情五處的小車都是很不起眼的，但都在安全局的巴達西車庫裡裝上了優質發動機。每隔三個月，所有的小車都要重新油漆一遍，以免被人認出來。每輛車有好幾塊牌照，每星期都要更換。

　　在倫敦的大街小巷裡跟蹤俄國外交官員的車輛令人感到是一種幼童般的樂趣。監視車可以在單行道上來回奔馳，每個人都帶有警察證件，闖了紅燈，可以免罰。我乘坐的這輛車的駕駛員眉飛色舞地跟我講起這樣一個情景：有一年冬天，他在摩爾大街上跟蹤去白金漢宮的俄國車子，那俄國人在兜圈子時突然來了個急煞車，雙方的車子都滑到一堆去了。雙方的人都從車子裡出來，板著面孔一本正經地指責對方。流動監視車跟蹤的一個訣竅是要盡可能地不走單行道。其最終成功與否，還是取決於總部的無線電控制。他們必須能夠預告俄國車輛可能活動的路線，以便後備車隊繼續追蹤。

　　流動監視車所面臨的第一個問題相當簡單。每一輛車裡有三個人，由於車子在室外或大街的角落裡停留的時間太長，這些流動監視車就像發了炎的大拇指一樣，非常引人注目。溫特博恩和我又作了一次實地調查。我們去了一個正在進行監視活動的地區，只用了半個小時，我們就把每輛車都找到了。有一輛車特別容易找，雖然最近裝上新牌照，但駕駛員竟忘了更換下那塊舊的。我建議斯卡登減少車內的載人數目，但他卻以道地的英國佬作風教訓我，說車裡必須要有三個人。

　　「一個人開車，一個人看地圖，還有一個人要操作無線電。」他的話似乎很有說服力，仿佛根本沒有意識到所有這一切的不合理。

　　有—個環節可不是開玩笑的，這也是我最感到憂慮的環節——通訊系統，它從來就是情報組織中最薄弱的環節。監視員每天要同觀察站、流動監視車和總部通話數百次，可這些訊號很容易被發現，首先是因為它們從來沒有登記波長。俄國人只要探測到沒有登記的波長的呼號，就可以識別出監視通訊。在國外，軍情六處在這方面的情況也是很糟的。長期以來，識別英國大使館裡軍情六處的人員的最好方法就是檢查哪些外交官使用不通過總機的外線。後來，軍情五處引進了一個複雜的譯碼系統，專門把監視通訊電文譯成密碼。我當即指出，這樣做也是徒勞。因為監視通訊信號混在警察、消防車和救護車的信號裡，更容易被識別出來。警察、消防車和救護車的信號都不是密碼信號。可是他們似乎還不明白，俄國人的大多數情報都是從通訊本身而不是從通訊內容中搜索到的。他們對通訊進行分析後，可以知道下一次行動將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點進行，再反復與他們自己掌握的記錄進行核實，最後得到他們想要得到的一切情報。

　　我苦口婆心地到處遊說，呼籲集中精力，設法追查俄國人是否在系統地監視我們的監視通訊。從理論上來說，這是可行的。因為任何接收裝置都會發生輻射，這種輻射在短距離內是能夠被測出來的。我通過英國政府通訊總部這一正常途徑，提出了我的計劃。可是等了數月之後，政府通訊總部才給了我一個所謂經過「慎重考慮」的答覆：進行這種試驗，在技術上是不可行的。兩年以後，政府通訊總部和軍情五處才意識到他們的這種判斷是一個多麼可怕的失誤！

　　與此同時，我一直憂心忡忡。如果監視通訊系統環節如此薄弱，監視手段又像我所說的那樣落後，那麼軍情五處不得不設想一下，它多年來慘淡經營的反間諜工作實際上已前功盡棄，或者至少有一部分監視工作被俄國人發現了，那麼究竟是些什麼活動被發現，有多少活動被發現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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