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間諜者(15)_彼得·賴特

一五

　　登曼的辦公室的牆上掛著一隻鏡框，裡面裝著一隻信封，這是登曼最值得驕傲的紀念品。它是寄給一位傑出的共產黨員的，這位黨員的信件總是被我們截查。信被拆開後，郵局的技術人員們都覺得好笑，原來是寫給軍情五處的。裡面有一頁用打字機打的簡短的話：「致軍情五處，如果你們用蒸氣壺把這封信拆開，你們就是一幫令人噁心的雞奸犯。」登曼把這封信列為「下流郵件」處理，其意思是，他沒有責任把它送達信封上的地址。

　　實際上，登曼從事的活動是嚴格地受到上級授權的束縛的。在沒有上級授權的情況下，只有確切地知道將很快得到上級的授權時，他才能動手安裝竊聽器或截查郵件。軍情五處可以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要求對信件作某種形式的檢查。我們可以記下信封上寫的一切：發信地點、收信地址、寄發日期等，只要我們不把它完全打開。登曼和郵局裡那些知道內情的人生怕他們在電話和郵件上做手腳的事被人發現。他們對國際郵件並不擔心，因為這種郵件即使被耽擱幾天，也不會引起人們的懷疑。他們在處理國內信函時，簡直是雷厲風行，以便讓信件能如期送到收信人的手裡。

　　請求授權是由軍情五處的副局長負責。如果某個官員要竊聽電話或截查郵件，他必須寫一個簡要報告給副局長，由副局長向內政部負責軍情五處工作的副大臣提出。副大臣對呈報的申請報告提出意見，看看是否會引出麻煩。內務大臣每一個月對所有的申請報告進行一次審查。與郵電部門一樣，內政部在截查信件上和竊聽電話問題上十分敏感，因此在這方面控制很嚴。

　　除了聖保羅以外，倫敦北部一幢醜陋無比的被稱為「多利斯山」的維多利亞式建築，就是五十年代郵政部門的研究總部。約翰·泰勒為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所搞的一個小實驗室就設在這裡的地下室裡，門上標有「郵局特別調查組研究室」。這裡的房間光線黯淡，擁擠不堪，完全不適合開展這樣的工作。

　　我剛進軍情五處時，泰勒的實驗室正為「柏林隧道行動計劃」忙得不可開交。一九五五年二月，由英國秘密情報局和美國中央情報局派出的聯合小分隊在蘇聯的柏林防區地下挖地道，在地道裡裝上竊聽器，竊聽蘇聯軍事指揮中心的通訊。這種竊聽裝置是郵局的技術人員搞出來的一種電子竊聽器，從地道裡收集到的大量的情報使英國秘密情報局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大為震驚。這些從東方世界蜂擁而至的原始情報，使英國和美國在翻譯和分析工作上感到措手不及。軍情六處在厄爾斯大院設有一個專門的譯報中心。七年以後，他們發現喬治·布萊克從一開始就把隧道計劃捅給了俄國人，可他們仍然在抄寫打印這些材料。這個行動計劃也存在許多技術上的問題，其主要的問題是線路受潮，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泰勒幾乎耗盡了心血。

　　泰勒的實驗室還忙於為一種叫「出租汽車司機」的特殊設備作技術改造。它靠向電話機發射強無線電射線來工作，主要用來在室外操縱電話機。試驗成功了，但只能在近距離範圍內使用。

　　他們同時還在研製一種叫「拖把」的裝置，這個裝置的研製工作尚處在初級階段。「拖把」使電纜同時做兩種工作——傳送所收到的音頻信號和接收電源。這項工作雖然剛剛展開，但前景是十分樂觀的，它將為軍情六處的活動帶來巨大的變化。它的產生可以取代許多多餘的導線，這樣就可以使保密度進一步提高，因為那些多餘的導線會洩漏秘密的竊聽行動。在我進軍情五處後的頭幾年裡，我花了大量的時間來確定「拖把」的正確技術指標。「拖把」後來終於由軍情六處在鮑勒姆森林的工廠裡製造出來。

　　軍情六處找菲爾比會談之後不久，我便開始尋找改進和裝備第八樓的方法。竊聽處理必須遵循一套模式：負責竊聽的辦案官員先向譯報部門提交一份書面的簡報，詳述他從竊聽中可能得到的材料的類型，然後由譯報人員查找所竊聽到的談話內容。我剛進軍情五處時，竊聽到的談話內容通常是記錄在留聲唱片上，而不是記錄在磁帶上。先把唱片放在唱機上，選擇幾處放一下，大概瞭解一下談話內容，一旦發現有關的東西，譯報人員便用粉筆在適當的地方做上記號，根據這些粉筆記號進行工作。這種處理方法效率很低，耗費的時間也很多，但是比當時的標準磁帶記錄方法的效率要高一些。

　　大多數的譯報人員都是在凱爾當局長的時候從外國人流亡者團體裡招來的。她們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逃到英國來的。大部分人是舊時的俄羅斯貴族，她們把八樓變成了一片小小的沙皇俄國領地。白俄人堅信總有一天她們會重新回到那些在革命後被沒收的土地上去。對她們來說，克格勃不是什麼國家安全委員會，簡直就是過去布爾什維克的「契卡」。她們大多數人都是狂熱的宗教信徒，甚至在她們的房間裡也掛著宗教偶像。她們脾氣古怪，在整個安全局裡都是出了名的。她們把自己視若藝術家或歌劇中的女主角。一個有經驗的辦案官員如果要到八樓核實某一段譯文，他必須得小心翼翼，生怕自己的要求會招惹不快。這種緊張的氣氛是無法避免的。這些女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聆聽著俄國外交人員那些晦澀難懂的含糊談話和那迷宮般的陰謀策劃，耗盡畢生精力，在那些毫無價值的談話裡尋找一鱗半爪的情報（行話稱之為「白菜堆裡找王子」）。對任何一個人來說，這都免不了是一件令人極其厭煩的事。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對這些婦女進行聽力測試。結果表明，她們當中有許多人由於年齡的原因已不適合於這種工作。我鼓勵這些聽力較差的人去搞電話監聽材料處理，而把話筒監聽和材料翻譯的工作交給年輕一些的人去做。這些人當中，幹得最出色的無疑是安妮·奧爾尤因，她後來跟著我在反間諜部門當助手。話筒監聽記錄和翻譯是很困難的，因為往往是一個話筒傳送好幾個人的談話信號。我決定設計一種裝置來緩和這種矛盾。我到奧林匹亞電子產品展覽會上買回了一台雙磁頭錄音機。第二個磁頭能使聲音達到幾毫秒的延遲，這樣一來，聲音效果更充實。其效果是模擬立體聲，即使是最糟糕的磁帶，也容易聽清楚。我把它安裝在八樓，伊芙琳·格萊斯特十分感激，成了我終生的好朋友。

　　這是我在科學上的第一次小小成功。可是在八樓下面，軍情五處這個偌大的古董陳列室卻依然無人問津。

　　最急需引起重視的，但又最沒有決心搞技術現代化的是A 處四科。戰爭爆發以來，A 處四科的監視人員驟然超過應有的數目，但仍然無法對付倫敦大街上日益增加的蘇聯外交人員和外交隨行人員。我的第一個重點就是要全面考察一下監視人員的一套工作方法。

　　我安排一次任務，到軍情五處的一個觀察站去看了一下。它設在肯辛頓公園內俄國大使館正對著的一幢房子裡。觀察地點選在樓上的臥室裡。窗戶的兩邊分別有一名觀察員。三腳架上有一架照相機，機上裝有攝遠鏡頭，固定不變地對準下面的大街。兩個觀察員都只穿著襯衫，脖子上掛著雙筒望遠鏡，看上去顯得非常疲憊。此時快到他們交班的時候了，煙灰缸裡的煙蒂滿得快要溢了出來，桌子上散亂地擺著咖啡杯。

　　每一個從肯辛頓公園的大門出來的外交官，都被觀察員用望遠鏡盯著仔細觀察，一旦識別出來，觀察站便用五位數字的密碼通過無線電把這個人的名字向觀察總部彙報。對任何一個從肯辛頓公園出來的人，無線電都用號碼來代替他們的名字進行喊話。每個監視員和每輛汽車都專門負責跟蹤一定的號碼。一旦他負責跟蹤的號碼從無線電中傳來，他就自動跟上這個人，不必回答無線電的呼叫。被跟蹤的人並不知道他是不是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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