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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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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所有的弟兄都去了倫敦。哈裡·韋爾什去了愛爾蘭探親；溫特斯留在奧爾德本休息、思考，並給死傷弟兄的父母們寫了信。戈登和利普頓傷癒後去蘇格蘭觀了光。 戈登從諾曼底撤離後被送進了醫院，接受了皮膚移植，他的一條腿從臀部到腳趾都打上了石膏。在他住的病房裡，他是惟一一個因為戰鬥而負傷的人，其他人要麼是生病要麼是在英國因意外事故受的傷。因此，他成了「極受尊敬的人物，他們都敬畏我」。整整3次，軍官們來到這兒把紫心勳章別在他的枕頭上。「我總是謙遜地低垂著眼簾，輕輕地對來看望英雄的那一小群人道謝。」然後他會把勳章藏起來等待著下一枚。 在醫院裡住了8個星期後，他回到了E連。（把康復的弟兄送回到原先的連隊是空降師的政策；而在步兵部隊，傷兵身體復原後，將被派往任何需要他們的地方。所有的傘兵都把前一種做法看成是空降部隊最英明的舉動；而後一種做法在每個人看來都是陸軍做出的最愚蠢的決策。） 塔爾伯特中士是和戈登同時回到E連的。由於他是被二等兵史密斯的刺刀刺傷的，而不是被德國人打傷的，他失去了獲得紫心勳章的資格。戈登叫他別難受，他可以把他額外獲得的一枚紫心勳章給他。3排的弟兄集合起來為塔爾伯特舉行了一個專門的儀式。在這之前，戈登和羅傑斯已經寫了一首詩，想使塔爾伯特、史密斯手「插到他倆之間的那把刺刀」的故事永遠流傳下去。詩名為《刺刀之夜》；值得後人慶倖的是，這首詩並沒有流傳下來（也許是因為該詩的作者不想讓我在此書中發表吧）。憤怒的塔爾伯特宣稱，「這小雜種刺我的時候我本可以朝他開6槍的，但在那時，我想我們應該饒他一命。」 一些傷兵擔心自己會終身殘疾。馬拉其發覺了這點。有一天，他和唐·穆尼坐在食堂裡，利普頓剛好經過。「嗨，殘廢。」馬拉其喊了起來。利普頓轉過身抓住他倆的脖子，把他們從椅子上拎了起來，並宣稱他會一次解決他們中的一個或一塊兒解決。他倆臉都嚇白了，趕緊說他們只是開個玩笑，沒有任何其他意思。過了一會兒，利普頓又回來了，紅著臉說他很抱歉自己發了脾氣，但他確實害怕手上的傷會造成終身殘疾，使他再也無法在大學裡打橄欖球了。 儘管倫敦之行使緊張氣氛有所緩解，儘管戈登有時候試圖說點笑話逗逗樂，但是，弟兄們想著曾經面對過的現實，想著將要面對的現實，氣氛仍然被壓抑和憂慮所籠罩。 從諾曼底回來後的第一天晚上，馬丁中士四處看了看1排的駐地，1943年9月到1944年5月住在這兒的弟兄有一半已經不在了。他對瓜奈若說：「哎呀，比爾，現在我們只剩半座營房的弟兄了，可我們還沒有開始打仗呢。看來我們不可能活過這一仗了。」 「如果說我們在諾曼底這個該死的小行動中就失去了一半的兵力，」瓜奈若回答，「算了，別再說啦，我們再也回不了家了。」 他們去蘇格蘭休了假，在那兒他們文了身，什麼都不在乎了，「打一次仗就死了這麼多弟兄，還有整個戰爭等著我們去打，為什麼不呢？」 二等兵戴維·凱尼恩·韋伯斯特曾在D日和2營營部直屬連一起空降，幾天之後受了傷，被送到英四，在2營前面回到了奧爾德本。當「那些瘦弱、疲倦的倖存者的隊伍行軍到這個地區時，」韋伯斯特躲在紅十字會所的不大亮的地方，不想有人看到他的臉。他們問，「韋伯斯特，德國佬在卡朗唐的另一邊發動大反攻，F連撤退，E連的側翼暴露時，你到什麼鬼地方去了？」 韋伯斯特雖然挺尷尬，還是很高興看到朋友回來。「營裡的弟兄即使不知道名字的，看著也面熟，」他寫道，「你感到自己是大家庭裡的一分子。你和這些弟兄們之間的關係遠比和任何平民百姓都親近得多。」 韋伯斯特申請調回E連。他在營部直屬連的大部分時間一直當彈藥手，因此在諾曼底，只打過一次機關槍，然而「我渴望戰鬥。我想儘快把戰爭打完；我想在前線連隊中作為一個步兵去戰鬥」。於是，他成了1排的一員。 韋伯斯特的看法正如他給父母的信中寫的那樣，「我每活一天都覺得是賺來的。我從不認為地在下次空降中倖存。如果我回不來了，你們要想開點。我希望能說服你們，讓你們和在戰場上的我們一樣把死亡看得淡一些。在戰爭的硝煙中，你可以預料到傷亡，預料到某人被殺，當你的戰友被機關槍打中臉部時你不會覺得驚訝。你只能繼續。這和平民的生活不同，平民生活中突如其來的死亡總是讓人覺得出乎意料。」 他的母親回信給他，對兒子這種看法感到大為驚慌（她還為韋伯斯特的弟弟感到擔憂，他的弟弟剛剛加入了傘兵部隊），韋伯斯特給母親的回復非常直率：「你難道更希望別人的兒子死在泥濘中嗎？你希望我們贏得戰爭，但很顯然你又不希望自己的兒子流血犧牲。這真是一種自相矛盾的心態。」 「總得有人去打仗、殺敵；總得有人在步兵或傘兵部隊。如果整個國家的人都是你這種態度，就沒有人會去打仗了，每個人都想呆在後方勤務部。這個國家又會變成什麼樣呢？」 利普頓感到「弟兄們處在戰鬥中時，出現不可避免的事是沒有辦法的。人在戰場上，既然無力改變這種現實，那就只得接受。一下子，他們對死亡、屍體、毀滅、殘殺、危險就都變得習以為常了。敵人的死傷對他們的情緒不構成影響。自己人的死傷也只是給他們留下短暫的印象，這種印象裡夾雜著一種轉瞬即逝的慶倖和成功感，慶倖死傷的並不是自己。（當他們的戰友倒下時，對許多戰鬥著的軍人來說，『感謝上帝是他而不是我』是一種普遍的想法；不過，過一陣子，可能會生出一種罪惡感。）許多事還等著去做，仗還要靠他們去贏，他們考慮的是這些。」 利普頓繼續評說：弟兄們一旦離開前線，回到軍營休整時，「他們開始思考。他們想起戰友們是怎樣受的傷或送的命。他們記得有多少次他們自己就與死亡近在咫尺。遠離戰鬥了，死亡與毀滅已不再是不可避免的——戰爭可能結束，任務可能被取消。帶著這些想法，弟兄們開始害怕重返前線。然而，他們一回到戰場，那些疑慮和緊張全都不見了。冷漠、無情和鎮定又重新回到他們身上。又一個任務等待他們去完成，過去的自信重現了，戰鬥的興奮感回來了，渴望優秀和勝利的欲望又會再次占上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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