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手黨的秘密生涯(77)

七七

　　「那種槍還不錯。我們現在還不打算有什麼行動。我們只是觀望觀望，試試時間，瞭解一下聖皮特堡那裡街道的情況。如果一切工作都準備好了，我們下個星期回來就動手。」

　　「試試時間」就是指在搶劫以前的偵查工作，從動手到撤退一共要花多少時間。

　　這天晚上，我們坐在第一流網球俱樂部裡，大概待到了淩晨5點。大夥兒吹牛，說笑。我們談到了雇傭一名可靠的女招待多麼困難；談到了幾家主要銀行的貸款利率；還談到了教育的作用。

　　吉米·萊格斯說：「我有一次為那個老人當警衛，到了加拿大。那時我手頭空閑時間很多。因此就決定在那裡的大學學習一些哲學方面的課程。」

　　布比問羅西：他從孫尼的表親卡明那里弄到的那些偽珠寶，羅西是怎麼處理的。我們把這些偽貨展出後銷售。羅西說：有些價格不貴，銷售得還不錯；但是，有些貴重一點的銷路就不好。他賣給了一個女招待員一隻羅萊克斯手錶。羅西說：「這只表樣子很好看，但把她的胳膊都變青了。」

　　勒菲蒂悄悄對我說：「多尼，這次幹的事我不能對你講，因為不是我的事。可是，我們一旦要動手幹的時候，我就讓你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我們可能要用你的寓所，弄到的東西藏在你那裡，可能要掩藏起來。」

　　第二天早上，他們有4個人乘著租用的大車出發了。一支監察隊尾隨他們開往聖皮特堡一帶。可是，到了19號公路和四十九大街的附近就沒有跟上他們。

　　那天晚上，我們7個人到了塔彭斯普林斯的一家希臘夜總會，他們在那裡有肚皮舞女。舞女們圍著我們的桌子跳舞，夥計們把5元或10元一張的鈔票塞到她們的胸罩裡或短褲裡。

　　大夥兒在議論，誰長得最好看，舞女就會找他。布比往前額上啪嗒一聲貼了一張100美元的鈔票，票子就粘住了額頭。他說：「我就是最漂亮的漢子。」

　　第二天，監察隊隨著他們待在平拉斯公園，就在聖皮特堡外附近。特工們觀察他們在蘭德馬克信託銀行一帶打量地形，那裡離警察局僅一街之隔。

　　這天稍過一些時間，勒菲蒂說：他們不打算在那個地方動手，「因為情況有點不妙。」

　　我和羅西身處幕後。作為隱蔽工作者，我們正要處理一個最令人頭疼的難題。我們得不到明確的指示：黨徒一旦真的要槍，我們還給不給他們。

　　我們什麼事能幹，什麼事不能幹，常常很難從總部那裡得到及時的決策。

　　在街道上，你要當場作出決定，常常是在和歹徒談話過程中就要採取決策。這是常有的事，是搞隱蔽工作中每天遇到的情況。但是，有些事我們要求總部在一天之內給我們答覆，可往往要拖到兩個星期。這裡的原因一部分是：你要求得到的授權帶有合法的意味，而那種地方還有潛在的不同意見，因為局勢不是很明朗。

　　但是，對我們的破案工作，這些都是至關重要，常常面臨著生死相關的局面。在我全部的隱蔽工作期間，我自己以及我與其他隱蔽特工的交談中，最頭疼的是我們需要答覆的時候得不到答覆。

　　你和黨徒在一起有個事要幹。你問總部：「這事我能幹嗎？」誰也不給明確的答覆，事情也就只好拖延，使你處在這樣一種位置：你要和黨徒們周旋，使他們不至於越軌。

　　你想買什麼東西，可能要求他們給錢，或者要求他們批准。對於貨物你可以要求等一兩天，這倒沒有什麼大不了。但是你不能一拖就是一個月。如果你提出種種理由拖幾個星期，這就損害了你的信譽——特別是約期已到，你還幹不成買賣。如果你失信兩三回，這就混帳了。黨徒們會這麼想，這傢伙沒有什麼能力，同他打交道不值得。大街小巷人家議論你，說你是個吹牛大王，或許你是個暗探。

　　早些時候，我和勒菲蒂在一起搞銀行本票的欺騙活動，得到一名美國律師的允許——只要我購貨有記錄，這樣案子結束的時候，可以回頭補上商家的損失，這樣幹就可以；後來，另一名美國律師接著管理這件案子，他說，如果他一開始就理這件案子，他會反對我這麼幹，說不定還因為我欺騙購貨而對我本人進行指控。

　　正因為這個原因，一個隱蔽特工頭腦裡總是在考慮：即使我作了適當的記載，作了適當的彙報，按照批准的程序在工作，抓住黨徒不放，我自己會不會因為什麼事而受到指控呢？會不會因為我幹的工作而被別人指控呢？

　　在這一件案子中，我和勒菲蒂、布比以及其他黨徒混在一起，涉及的是這些槍支。

　　當孫尼或勒菲蒂問我的時候，我對他們說：我們的槍支藏在佛羅里達。我是聯絡人員，我自然可以拿到槍支。可是你不能帶著槍在身上，乘飛機到處跑，所以最方便的辦法是把槍藏在一個地方，需要的時候可以拿到。

　　因此，當黨徒來偵察銀行地形的時候，布比問羅西有沒有合適的槍，羅西回答說：我們有槍。他這樣的回答完全正確。

　　接著，羅西就和聯絡特工接觸，詢問：如果他們要槍，我們要不要給他們——給他們可以嗎？這個問題傳到了美國律師那裡。他：「當然可以，只要把槍弄出一些故障，他們就開不了火。」這沒有什麼大不了，很容易辦到。因此，到時候你不在現場，一旦有什麼情況黨徒要動槍，他們就打不響，誰也不會因為我們提供的槍而受到損害。

　　接著把問題提到了總部。總部要花時間去問司法部門。意見不能統一，爭論了3天。而這時候勒菲蒂的人決定不對銀行採取行動，因此也就不需要槍支。這時候我們的司法部門又說不能搞。

　　我們的那個美國律師，即負責我們的這件案子的律師，他說可以幹；而我們的聯邦調查局總部說不能幹。我為聯邦調查局工作，不是為美國律師工作。在通常情況下，聯邦調查局怎麼說，我就怎麼做。

　　在此案中，我該幹些什麼呢？我要使槍支不靈，把這樣的槍支交給勒菲蒂一夥。儘管這樣，有些事還得由你自己作出決定。

　　有消息說：聯邦調查局局長威廉·韋伯斯特對我們的工作很有印象，想見見我們——在佛羅里達從事「冷水工程」的隱蔽特工。不論在什麼情況下都要確保安全。

　　一開始，我並不那麼熱心，這樣做對我們的行動可能會有這樣或那樣的危險。局長又不能到我們的俱樂部或寓所來看我們，這就要我們開車到什麼地方去。你根本想不到會有什麼人在什麼地方會看到我們；要麼無論是誰，看到我、羅西和舍農三個人在一起，都會感到奇怪：我們究竟在幹什麼。

　　但是，既然作出安排的聯邦調查局官員願意讓我們會見，而要見的又是局長，我們決定執行。

　　我們安排的時間是午夜，地點在坦帕的海港飯店，即喬治·斯坦布萊納的飯店。那兒離機場很近，很繁忙，我們偶爾也到那飯店去過。會見安排較近的地方比遠處要好，因為真在一個偏僻的地方相見，一旦被人盯住，那就更被人懷疑了。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