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人之死(104)_馬裡奧·普佐

一〇四

　　「我要暈倒了！」我說著就一把將盤子推到他的跟前。

　　科裡津津有味地把它們全吃完了，還說：「看起來你得適應這裡的食物。」

　　在喝咖啡的時候，我問他：「今天有什麼節目？」

　　「今天可是個外出遊玩的好天氣，我們出去散一會兒步，我會把活動內容告訴你。」

　　我明白他不想在房間裡談正經事，怕房裡裝有竊聽器。

　　我們出了酒店，天色還早，太陽剛出來。我們拐進了一條小街，這裡才使我突然覺得是到了東京：矮小而又搖搖欲墜的房子，小型樓房擠在一塊一眼望不到盡頭，到處都可以見到的垃圾堆成一堵牆似的。

　　街上的行人很少，一個男子騎著一輛自行車從我們身邊擦過去，他的黑和服在他身後飄揚著，兩個穿著卡其衣服，戴著大口罩的瘦高個的男人突然出現在我們面前，嚇了我一跳，等那兩人走進另一條小街後，科裡忍不住笑了起來。

　　「我的天，那些口罩真令人心驚膽顫。」我解嘲道。

　　「慢慢你就會習慣的。」科裡對我說，「現在你要仔細聽我說，我希望你對正在發生的事情一清二楚，免得會出差錯。」

　　我們沿著灰綠色的垃圾牆走，科裡告訴我他準備偷運價值200萬美元的日元出境，而日本政府有嚴厲的法律監控日本貨幣出口。

　　「如果我被抓住的話，我就得進監獄，」科裡說，「除非文郎肯承擔部分責任，或者文郎願意和我一起去坐牢。」

　　「那我呢？」我問他，「如果你被抓住，難道我還能逃脫？」

　　「你是個著名的作家，」科裡說，「日本人非常尊重文化，他們僅是把你驅逐出境，你只要守口如瓶就行了。」

　　「這麼說，我來這裡就只是痛快地玩耍啦？」我知道他詭計多端，我要讓他知道我明白他的手法。

　　這時我忽然又想到另一件事：「我們又有什麼辦法通過美國的海關呢？」

　　「我們不必通過美國海關，」科裡回答我，「我們把錢帶到香港就行了。那裡是個自由港，只有持香港護照的人才需要過香港海關。」

　　「上帝，現在你又告訴我要到香港去，到了那裡還要去哪兒？去西藏？」

　　「嚴肅一點吧，」科裡說，「別緊張，一年前我帶著小量的貨幣已經試驗過一次。」

　　「給我弄一支槍來，我可是有妻子和三個孩子的，你這個笨蛋，讓我有還擊的機會總比坐以待斃好。」我是笑著說這番話的，也只好這樣了，科裡已經把我給緊緊套住。

　　科裡居然聽不出來我是在開玩笑，很認真地說：「你不能帶槍，日本所有的航空公司都有電子安全裝置檢查人身和手提行李，大部分航班還檢查旅客的托運行李。」他停頓了一會兒才繼續往下說：「唯一不用X光檢查旅客托運行李的航空公司就只有國泰。如果我出了差錯，你應該知道怎麼做。」

　　「我無法想像一個人身帶200萬美元在香港該怎麼辦才好，那可是要冒隨時都有可能遇害的危險的。」我對他說。

　　「別擔心，」科裡寬慰我，「不會發生什麼意外的，我們一定能夠順利過關。」

　　我雖然在笑著點頭，其實心裡虛得很，又問他：「如果萬一真的出了事，那麼我在香港幹什麼？」

　　科裡說：「去二葉銀行要求見副行長，他將會收下錢並且把它兌換成港幣，還會給你開張收據並要你付出大約兩萬元的手續費，然後他又再把港幣兌換成美元並要求你再付五萬元的手續費，接下來銀行就將美元匯到瑞士，並且再給你一張收據。過一個星期之後，桑那都大酒店就會收到瑞士銀行寄出的從那200萬美元中扣除了香港銀行的手續費後剩下的錢的匯單。情況就這麼簡單。」

　　在我們往酒店走的回程中，我默默地考慮了一陣子，最後又忍不住重複那個老問題：「你究竟為什麼需要我來？」

　　「別再問我問題了，好不好？就按我說的辦。」科裡說，「你欠我的人情，對嗎？」

　　「對。」我說。既然已經說到這一步，此後我就再也不提任何問題了。

　　我們回到酒店，科裡打了幾個電話，都是用日語交談的，然後他對我說他準備出去，並吩咐我道：「我大約在下午五點左右回來，但也許會更晚一些，你就在這房間裡等我，要是我今晚回不來，你明天一早就自己坐飛機回家，好嗎？」

　　「好的。」我也只能悉聽尊命了。

　　我設法迫使自己在房裡看了一會兒書，後來好像聽見廳裡有聲音，於是又把書拿到廳裡去看。我叫人把午飯送到套間裡來，吃完飯後，往紐約打了個長途電話。只幾分鐘就接通了，這一速度倒讓我吃了一驚，我原以為至少要花半個小時才能接通的。

　　維麗馬上就拿起了話筒。從她的聲音裡我聽得出來她很開心接到我打去的電話。

　　「神秘的東方究竟是什麼樣子的？」她問我，「你玩得痛快嗎？到過藝妓館沒有？」

　　「還沒有，到目前為止，我所見到的僅僅是東京早晨的垃圾，從那時起一直到現在我都在等候科裡，他出外辦事去了，不過這趟出來至少我在飛機上和他玩遊戲賭博時贏了他6000美元。」

　　「好極了，」維麗說，「你可以給我和孩子們買那些美麗的和服了。哦，順便提一句，昨天有個人自稱是你的朋友，從拉斯維加斯打電話給你，他說他在那裡等著你，我告訴他你去了東京。」

　　我的心簡直停跳了一會兒，然後我用漫不經心的聲音問她：「他說了他的名字了嗎？」

　　「沒有。別忘了買禮物！」

　　「忘不了。」我答應她。

　　整個下午的時間我都是在惴惴不安中度過的，我還打了個電話給航空公司預定了第二天回美國的機票。我突然有種不敢肯定科裡能否回來的感覺，馬上走到他的房間去查看，那只巨大的有銅條加固的皮箱不見了！

　　科裡回來時天已經黑了，他擦著雙手，興奮得很，對我說：「什麼都辦妥了，你什麼都不用擔心。今晚我們痛快地玩一玩，明天就能把剩下的事辦完，後天我們就去香港。」

　　「我打過電話給妻子，」我告訴他，「我們在電話裡談得很開心。她告訴我有人從維加斯打電話到我家，問她我在哪裡，她說我在東京。」

　　聽了這些話他冷靜了下來，沉思良久，然後聳聳肩，說：「電話一定是郭魯尼伏特打的，他只是想證實一下自己的猜測是否正確，他是維加斯唯一有你家電話號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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