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人之死(17)_馬裡奧·普佐

一七

　　科裡用俏皮話大贊她的乳房、長腿和小嘴如何可愛，又吹噓她是如何使用那頭又厚又密又長的黑髮當鞭子的故事。在這些油腔滑調的評價中，他還插上了不少真心實意地稱讚她優秀品德的內容，諸如她是賭城裡罕見的不欺騙客人的女子，從不騙取免費的賭博，是個貨真價實的好女孩，靈魂是不屬賭城的，等等。為了表示誠意，他伸出手掌來讓她當煙灰缸用——這是原始的豪爽行為，在維加斯，無異于拿起公爵夫人的手來親吻。

　　戴安妮是個沉默寡言的女人，看到她明顯表現出對佐頓更感興趣，我不禁有點憤憤不平，要知道畢竟是我像個勇敢的騎士那樣為她報了仇，讓那個可惡的奇曲丟盡了臉。她在準備離開我們去履行假賭客的職責時，探過身來親了親我的臉，略帶傷感地微笑著說：「我很高興你沒事了，我當時真為你擔心啊！你不應該那麼傻的。」說完就走了。

　　在以後的幾周裡，我們都各自把自己的經歷講出來，彼此加深瞭解。每天下午聚在一起喝酒水吃點心成了我們必不可少的生活內容。每天的淩晨一點鐘，等戴安妮從紙牌賭檔下班後，我們就聚在一塊兒吃早餐。當然，這也要看我們賭的情況，要是我們當中的哪一位手氣好，賭興正濃，那麼他就暫時不吃東西，一直到手氣轉壞為止，這種狀況往往是佐頓碰到的機會最多。

　　漫長的下午裡，我們經常坐在室外的游泳池邊，頂著沙漠的烈日，海闊天空地侃大山。午夜時分，我們喜歡沿著霓虹燈映照下的街道漫步，遠處燈火輝煌的酒店宛如建在沙漠中的海市蜃樓。有些時候，我們就乾脆隨意靠在紙牌賭檔的圍欄上大談自己歷經的滄桑。

　　佐頓的故事聽起來似乎最平淡無奇，在我們四人中，他也表現得完全是一個凡夫俗子。他說他曾經有過美滿幸福的生活，人生道路平坦，是個當經理的奇才，在35歲那年已擁有經營鋼鐵生意的公司。他在這一行中幹的是某種中介的角色，生活非常富裕。20年前他和一個美麗的女人結了婚，生了三個孩子，擁有一幢大房子。可以說在生活中朋友、金錢、事業和親情，他都應有盡有。這種稱心如意的日子享受了20年後，按佐頓的說法是他的妻子對他厭倦了——這20年裡，他為了家庭的富裕集中精力全身心在商海奮鬥，他妻子在盡了做妻子和母親的責任之餘，開始覺得生活中她還應該享受更多的東西。她是一位機智的女人，天資聰穎，好奇心強，博覽群書，尤其鍾情小說與戲劇，經常參觀博物館，還參加了城裡的文化團體。她熱情洋溢地和佐頓分享著生活中的這一切，他對她的愛與日俱增，直到有一天，她突然對他說想離婚。這晴天霹靂對於他來說簡直是致命打擊。他為了家庭這個精神支柱付出了全部。為了保護家人免遭外界的危險，他用金錢和權力修築起了堅固的堡壘，卻做夢也沒有想到這個堡壘會被自己最心愛的人從內部摧毀。他從此萬念俱灰，再也不愛妻子、孩子、家庭和事業了。

　　這些故事當然不是他敘述的原版，而是我聽後濃縮歸納出來的。他當時只是輕描淡寫地說自己對事業太專注了，「沒有和妻子一起成長」，忽略了家庭。他妻子和他離婚後嫁給了他的一個朋友，他沒有責備他或她，因為這位朋友和她趣味相投，智力相當，而且都是及時行樂方面的天才。

　　佐頓同意了她提出的所有要求，並且把企業賣了，將全部錢財都給了她。他的律師提醒他這樣做太慷慨了，將來肯定會後悔莫及的，然而佐頓認為這並不是慷慨，因為他可以賺更多的錢，而他的前妻和她的新丈夫都不能。「你們看我賭博的樣子，一定以為我不懂得賺錢，其實我本來可以當一個大商人的，全國各地都表示願意給我就業的機會，如果我坐的飛機不在維加斯著陸，也許我現在正在洛杉磯賺我離婚後的第一個100萬美元呢！」

　　這是一個很動人心弦的故事，但在我聽來總覺得有不真實的環節——他太善良了，這故事的情節也太文明了。

　　有一件可以落實的也是很反常很不對勁的事就是他晚上從不睡覺。每天早晨我為了有胃口吃早餐先去賭場擲骰子的時候，總會看見他在骰子賭檔搏鬥，很明顯，他整個晚上都在賭。有時他太累了，就出現在大轉盤或21點賭檔。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他的身體也越來越糟糕：體重不斷減輕，眼睛好像灌滿了紅色的膿液。他唯一保留不變的是待人溫文爾雅，談吐文質彬彬，而且我從來沒有聽見他講過一句妻子的壞話。

　　有時，科裡單獨和我喝咖啡或吃正餐，就會問我這樣一些問題：你相信任頓那鳥人的話嗎？你能相信一個男人會讓一個半老徐娘搞得失魂落魄嗎？你相信他老婆真的像他描繪的那麼完美無缺嗎？……

　　我對他說：「她不單是一個半老徐娘，還曾經是他多年的妻子，是他孩子的母親，是他精神的支柱。他是個守舊的清教徒，20多年的習慣在刹那間發生了質的變化，他經受不起這種打擊。」

　　是佐頓讓我開始講述自己的故事的。有一天他對我說：「你提了很多問題，卻很少談到你自己。」他停頓了好一會兒，仿佛在對到底是否值得再多打聽下去進行了思想鬥爭，然後才問道：「你為什麼在維加斯呆這麼久？」

　　「我是個作家。」我告訴他，而且從這裡開始滔滔不絕地說了下去。他們聽到我曾經出版過一本小說後的表情使我好不得意，更讓他們吃驚的是我已經31歲了，拋開了妻子和三個孩子跑到維加斯來賭博。

　　「我一直以為你頂多不過25歲呢，而且你沒有戴結婚戒指。」科裡疑疑惑惑地說。

　　「我從不戴結婚戒指。」我告訴他。

　　佐頓開玩笑地說：「你不需要戒指，你不戴戒指才像個罪犯。」

　　我無法想像溫和謙恭的佐頓會開這樣的玩笑。他自己也結過婚，並且住在俄亥俄州。也許他內心也感到開這樣的玩笑未免有些粗俗，他的思想根本就不可能這麼自由化，也許是他妻子說這類話的時候他慣於縱容她隨便亂說，漸漸也就聽得心安理得。我相信她開這類玩笑是滿不在乎的，但從他的口中講出來就實在很不相稱，當然，聽到他這樣說我也無所謂，絕對不至於把難以接受的內心世界也表現出來。我把自己的婚姻狀況告訴了他們，在講述這些故事的過程中，我對以前所吹噓的牛皮也做了澄清——我腹部的傷疤不是戰爭造成的，只不過是膽結石手術留下的痕跡。

　　科裡聽後忍不住笑道：「你這個該死的藝術家！」

　　我聳聳肩，微笑著繼續給他們講我的故事。

　　第五章

　　我不知道自己的故鄉籍貫，不認識任何堂表親戚，甚至不記得父母的音容相貌。我只有一個比我大兩歲的哥哥。當我剛剛三歲，他才五歲的時候，母親把我們倆遺棄在紐約的一家孤兒院外面，從此杳無音信。對於這一切，我從來隻字不提，別說告訴科裡、佐頓和戴安妮了，甚至和我在世界上唯一最親的人——我的哥哥在一起時，也絕對閉口不談。

　　我不願意談它的主要原因是它聽起來催人淚下，而身臨其境的我們在當時卻不覺得它有那麼悲慘。孤兒院其實是一個很不錯的地方，那裡的教學制度完善，院長精明能幹，直到我和阿迪離開時，這裡給我們的感覺都是良好的。就在哥哥18歲那年在外面找到了工作和住房後，我從孤兒院跑出去投奔他。幾個月後，我又離開了哥哥，謊報年齡參了軍，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事隔16年後，我在維加斯向科裡、佐頓、戴安妮繪聲繪色地描述那場硝煙彌漫的戰爭以及我在戰後這麼多年來的生活。

　　戰後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報名參加了新成立的社會研究學校裡的寫作班。當時人人都希望成為作家，就好像20年後人人都夢想當電影製片商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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