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孔薩利克 > 迷情毒案 | 上頁 下頁
八〇


  「我抗議!」一名州議員跳了起來,氣得臉紅脖子粗,指手畫腳他說:「警察沒有理由叫苦,對警察的政治支持夠多的了!」

  「單以裝備來說,警察就大大落後於黑手黨,您還說什麼政治支持?」賴伯聲音越來越大,越來越嚴厲,「請允許我給您提一下一起事件,在那起事件中政治家們沒有支持警察,而是只顧保全自己!今年3月,庫爾德族人在德國A3號高速公路上舉行示威。被禁止的恐怖組織庫爾德工人党的1,500名狂熱擁護者,手持鐵棍、木棒,朝著警察撲來。22名警察有些受重傷,其中有一名警長,直到今天只能用拐杖走路,全靠聯邦邊防軍一支部隊的增援(也太晚了一點),才使幾名警察免于被打死,警方領導人認為,這是庫爾德族進攻者明目張膽地企圖殺人,他們之中有庫爾德族領導人阿布杜拉·厄卡蘭的100名『戰士』。後來怎麼樣呢?負責此事的高級檢察官調查行兇的庫爾德人時,只是懷疑他們破壞國家治安和嚴重傷害人身!這簡直是對庫爾德人的安撫……因為他們是外國人,是政治家們的碰不得的孩子!在抗議的壓力下,高級檢察官才發表了一個態度很不強硬的聲明:『可以把調查範圍擴大到故意殺人方面。』然而至今還是毫無動靜!相反,德國的電視臺還把厄卡蘭請去,就3月16日事件對他進行採訪。厄卡蘭傲慢地微笑說:『要實事求是嘛。我們承認有兩名警察被打得鼻子流血。』對這一說法,德國的司法部門竟然忍氣吞聲,不作任何回擊!而那位被打倒在地的警長則一輩子再也不能好好走路了!我們的政治家們就是看不到這一點!對1996年3月16日事件可說的何止這些。兩天以後,一名在場的警察在縣警察工會的年會上說明了這一近乎醜聞的事件的真相,他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在A3號高速公路上的行動失誤:『有好幾個小時之久,增援力量沒人領導,無線電通訊被庫爾德人的電臺嚴重干擾。我們還知道,聯邦邊防軍和特別行動隊同庫爾德人遙遙相望,可就沒有人下命令去支援處於絕對劣勢的警察。相反,他們來了又撤走了,官方的理由是:避免激怒庫爾德人!他們對22名警察被打倒在地並不在乎,只是為了不讓可愛的庫爾德人生氣!真沒想到會這麼對待警察!為什麼呢?我們現在才知道:聯邦內政部和北威州內政部之間有分歧,政治家們又未能達成一致,警察又一次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可愛的外國人啊,把警察打成殘廢吧!為了政治上有遠見,總得要做出點犧牲啦!」

  「我抗議!」那位州議員又一次跳出來,「賴伯先生完全是用片面之辭蠱惑人心!我們正在全力解決外國人問題!例如加快遣送出境,加大力度沒收犯罪性生意所得的利潤,準備一項強化外國人法的法案,討論電話監聽問題……您還要什麼?賴伯先生,您的報告是在挑釁!」

  「您提到遣送出境的事。」賴伯早已估計到會有人攻擊他,所以他從容不迫,「這是個很微妙的問題,波恩的各個政黨正為此吵得不可開交。最近又有個例子,那就是把犯罪的越南人遣送出境的事。越南政府和波恩政府早在1995年就簽訂了——說得好聽點——遣返協定。根據這項協定,在德國犯了罪的越南人應遣送回國。河內政府答應每年接受3,000到4,000名犯罪名子,德國的政治家們很滿意,以為這進一步保障了德國的安全。可是河內政府根本不想接受這數以千計的犯罪分子,協定乾脆就沒有執行,而是被中斷、忽視和推遲。少得可憐的65名黑手黨成員被送回越南後,河內政府就停止接受了,這簡直是欺負德國政府。可波恩政府幹了什麼呢?像鴕鳥一樣把頭埋進沙裡,戴上外交絲絨手套,不敢採取任何有力的措施。柏林市主管內政的市政委員建議:『如果河內政府繼續破壞我們的努力,就必須停止發展援助。』這下可引起了波恩政府的恐慌!越南跟中國一樣也是我們將來重要的市場,怎麼能為了幾個犯罪分子而對它進行威脅呢?正當波恩政府還在考慮怎麼請求河內政府遵守協議的時候,1996年估計又有3,000名越南人被黑手黨偷運進了德國,原因很簡單:黑手黨能把幾十億的利潤轉到越南去。從國際範圍看,有組織犯罪集團比任何一個政府都有威力,已經成了一股經濟實力!」賴伯向前探了探身,有目的地看著幾名在座者問道:「政治家們還有什麼話要說嗎?」

  一片沉默。又是沃特克一人大聲鼓掌,連警察總局局長警告性的目光也制止不了他。

  「有什麼好說的?國際事務十分微妙嘛,在處理時出現些小小的分歧不算回事,因而外國人問題一直是政治家們不得不喝的一杯苦酒。德國作為要求避難者的樂園必須小心行事,以免勾起人們對德國人那個無法擺脫的過去的回憶。這就是說,咱們得躡手躡腳地走路。」

  賴伯又翻了一翻他的材料,接著說:「我們現在不談外國人這個犯忌諱的話題了,來看看我們青年人的情況吧。結論只有一條:青年犯罪率正在以可怕的速度上升!犯罪形式五花八門:盜竊、撬門、襲擊、人身傷害、毒品買賣、各種各樣的團夥犯罪。我可以引用州刑偵局的一項統計資料,題目叫做『慕尼黑地區暴力犯罪者年齡比較』。親愛的政治家們,我這兒有些話不得不說,作案人當中有71.5%是未成年的外國人一噢,對不起——非德國人,在有不可醫治的後遺症的嚴重人身傷害案件中他們占了65.9%!在暴力犯罪方面,就巴伐利亞地區來說,德國嫌疑人中有76.3%,非德國嫌疑人中有82.1%居住在慕尼黑!我們並非屬￿特殊情況,所有的德國大城市都是如此,州刑偵局把作案人按年齡分類的做法挺有意思:在14歲以下的作案人中有52.6%是非德國人,14到18歲的有56%是外國人,18到20歲的也有56%是外國人,21到25歲的竟有57.5%是外國人,26歲以上的作案人中間外國人的比例持續下降。令人奇怪的是60歲以上的作案人的比例,德國人占了86.3%!我們成了犯罪老大爺的國家了!」

  場上發出壓抑的笑聲。這一數字真是令人難以置信,難道有退休者犯罪一說嗎?市長先生懷疑地搖搖頭。賴伯繼續說:

  「上了年紀的非德國人是良民,他們的犯罪比例只有13.7%!州刑偵局的這個統計數字表明,絕大多數的犯罪行為是由14歲到25歲的人幹的。原因何在?對此,我們尊敬的、今天在座的警察總局局長先生有個解釋,我認為很能說明問題。我引用他的話:『青少年外國人作案嫌疑人的比例大大上升,從1984到1993年人數增加了約28%。他們主要居住在慕尼黑,是長期以來生活在德國的外籍工人的子女。所以說,那種以為住在慕尼黑的外國人是好外國人,他們之中的作案人來自外地的觀點是不對的。青少年作案人之中有一半以上是非德國人。』引用完畢。不久以前,警察在費烏爾特抓了七名16到19歲的土耳其人,他們成立了一個學生團夥,作案66起,其中30起是撬門行竊,所得贓物拿到賭場去賭博。我們在慕尼黑還看到另一個令人憂慮的現象,那就是青年吸毒,不再是吸大麻,可卡因和海洛因本來就吸不起,而是一種時髦的毒品——搖頭丸。我領導的那個科正在對付這玩意兒,可我得向你們承認,我們幾乎是束手無策,沒法阻止!正如有必要在打擊有組織犯罪方面給警察更多的資金、器材和政府支持一樣,一定也要取締正在一步一步毒化青年的搖頭丸市場。局外人根本無法想像,在迪斯科舞廳和技術音樂舞會上,人們像吃薄荷糖一樣吃著搖頭九。青年們想通過搖頭丸找到快樂、愛情、力量和休整,實際上卻被搖頭丸從內心裡腐蝕一空。這個問題到21世紀也是個問題!要是沒有政治家們的幫助,沒有新的、更加嚴厲的法律,要是不給警察增加權力,擴大偵緝和拘捕的職權,那我們警察就無法阻止這種趨勢的發展。單是有關青年案犯何時達到判刑年齡的法律條款就必須修訂,一名13歲的男孩打死一名退休者,從他口袋裡搶去59馬克45芬尼。這個孩子完全明白他在幹什麼!可是有的兒童心理學家卻說什麼那孩子父母家庭情況不正常,受到環境影響,智力發育不全,我聽著就覺得可笑,那孩子有能力犯罪,他在明知故犯!我知道,我這是出了個難題,但是青年人犯罪不容忽視,必須修改法律,而誰能修改法律呢?是政治家們!可是事情一拿到他們那兒也就別想幹成了,波恩政治家們永遠達不成一致。說什麼我們的法律夠用了,那是扯謊!女士們,先生們,謝謝你們的耐心。」

  賴伯在掌聲中走進旁邊的房間,他擦了擦額頭上的汗,很想喝杯啤酒,這時候市長、警察總局局長和沃特克也進來了。

  警察總局局長誇獎他說:「您說得好!這就是人們所說的民眾的心聲,您認為情況會變嗎?」

  「不會變。局長先生,我說過了,香蕉的彎曲度更加重要。請允許我說句老實話好嗎?」

  「說吧……」

  賴伯說:「真讓人噁心!」

  貝爾塔·海倫坎普是位63歲的寡婦,她在漢堡的聖保利區出生、長大、結婚。她生育了三個孩子,把她的丈夫安葬在聖保利。沒有什麼能使她離開這個地方。

  貝爾塔住羅森街上的一套四居室裡,就在鼎鼎有名的大自由街的盡頭,緊挨著妓院區和娛樂區。她一輩子見過無數妓女,她家周圍住的盡是妓女和男妓,丈夫死後她多出了一間房間,就出租給別人,但從不租給賣皮肉為生的人,用她的話說,她要保持自己住宅的乾淨。她的上一位房客是個大學生,學昆蟲學的,他告訴她,世界上有大約七十五萬種昆蟲是人們知道的,但還有幾十萬種昆蟲有待研究,貝爾塔一直不明白,居然有人對這種東西感興趣,而且還要上大學學習。

  現在這位大學生搬走了,房子空了出來,貝爾塔希望有位新的、正經的房客,不要住了兩天就帶女人來睡覺。

  一天,一位中年男子來按門鈴,並有禮貌地向她鞠躬問道:「您是有房子出租嗎?」

  再過三天就是聖誕節了。貝爾塔屋裡彌漫著剛烤好的桂皮糕點的香味。即使她丈夫死後,她每年聖誕節仍要烤糕點,送給一家孤兒院的孩子。

  「對!」貝爾塔打量著這位來客,想不到這麼一位有風度的先生會在聖保利區找一間帶家具的房間。「您怎麼知道的?」

  「我在旅館裡住了兩天,後來我問一名職員,他給我出了個主意。我能看看房間嗎?」

  「您想租?」

  「是的,有什麼好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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