箴言(134)_歐文·華萊士

一三四

　　「你找到了生活的理由？就在那樣的地獄般的洞穴裡嗎？」

　　「是的。因為開闊地中那座特別的小屋。我提到過它，是嗎？」

　　「你提過。」

　　「那是營地的教堂——我所知的殖民地的唯一一座教堂，如果不把歲亞島上沒用過的小教堂算上的話。除了斜屋頂是木制的外，其它部分全是石頭壘成的。四面牆上備有五扇窗子。它不是供犯人使用的。當然，它只是一個供外國看守、法國官員和他們的妻子崇拜上帝用的。那裡面還有一位虔誠的傳教士——」萊布朗停下來，努力喚起對這位牧師的記憶，最終他說，「他叫帕奎因，佩裡·帕奎因，一位從裡昂來的虔誠的身材瘦小的法國傳教士，他主管著聖讓教堂。他也常到醫院裡探望囚犯，不時也探視一下大陸和島嶼上其它監獄的犯人。」

　　「你說他是整個殖民地唯一的傳教士？」

　　「唯一的一位，」萊布朗說。他想了一會兒，又自我修正道，「不，當我剛到時，還有別的傳教士。不過後來，他們都被驅逐了，除了一個人——只有佩裡·帕奎因留下了。」

　　「那些傳教士為什麼被趕走了呢？」

　　「因為，就像那位帕奎因神父告訴我的，原來那些傳教士決定拯救圭亞那被剝奪自由的綿羊——他們這樣稱呼我們——他們組織了一個國際紅十字軍祈禱會來引起世人對囚犯苦難的注意。這激怒了法國政府，這些傳教士被召回，並且一切宗教活動都在禁止之列，只有一位傳教士被允許留下來。」

　　「就是帕奎因神父了？」

　　「是的，」萊布朗說，「他在聖讓有自己的教堂，由於這教堂除了祭壇和一些木凳外沒有裝飾器具，宗教氣氛不夠，這個帕奎因神父決定改變一下教堂的面貌。他想嵌入彩色玻璃窗，想在牆上繪上聖像以使這個聖所更加超俗引人。他需要一個藝術家。他聽說在圭亞那的8000囚犯中只有我以前是個藝術家時，他要求把我從聖約瑟夫島轉到大陸上的聖讓。當然，我不是藝術家，也從來沒有做過藝術家，除了在偽造的銀行支票上塗過法國美景外沒畫過其它什麼。但是由於他們知道我曾偽造過一本有插圖的中世紀《聖經》，官員們就把我推薦給他。於是我從被那些野獸般的島嶼的看守的監禁下脫身成為這個傳教士的助手。多大的變化啊！我簡直難以相信。」

　　「怎麼變化的？」蘭德爾問。

　　「帕奎因神父除了具有宗教的狂熱倒是一個平易近人的人。他對我很好，很欣賞我的創造性的天才。我不再受到殘酷對待，他們仁慈地對我，我有就醫的關照，乾淨的囚服，略好點的飯食。由於我不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我建議在新開的窗戶上裝飾上希臘或拉丁文的《新約》上的格言，並在教堂的四壁繪上古代基督教的象徵物如魚、羔羊，還有其它的許多建議。這個傳教士很激動，就給我看了整個圖書館的書籍：各種版本的《聖經》、拉丁語、希臘語和阿拉米語的《聖經》，還有圖解的教堂的歷史和其它類似的典籍。我全神貫注地鑽研每一木書，領會每一個字，不只讀一次兩次，而是讀個沒完。我花了一年時間裝飾那座教堂。教堂贏得了參觀者的交口稱讚，傳教士也把教堂和我引以為榮。在這個過程中，在教士的指點下，我明白了我唯一的希望來自聖父、聖子、聖靈。我頭一次隱約有了過像樣生活的願望並想活下去返回故土重新做人。可我已被判終身在此——就是這樣。由於這位傳教士，我有了生的願望。後來，機會來了。」

　　「什麼機會？」

　　「被赦免，獲得自由。」

　　萊布朗又吞下去一大口酸味威士忌，然後繼續他的談話。

　　「那是1915年的事情了。整個歐洲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片戰火之中。圭亞那殖民地行政長官將這裡平常表現較好的人召集起未——我屬表現好的，因為帕奎因神父是找的監護人，我們被告知如果我們自願組成該國陸軍的一個特別營——步兵——在歐洲西部戰線上抵抗該死的德國兵，我們會被考慮在戰後予以寬大釋放。這種模棱兩可的話沒有吸引力，幾乎沒有人報名，帕奎因神父問我為何不抓住這次機會，我告訴他我們的想法。神父替我們向當局諮詢了一下，回來給了我們一個肯定的答覆。如果我願意為法蘭西而戰，如果我能說服我的囚犯夥伴也這樣，法國國際部都會保證戰爭一結束就赦免我們，還我們自由。實際上，帕奎因神父向我保證：『作為一個主的奴僕，以救世主耶穌的名義起誓，我本人保證你能得到政府的赦免。你聽我說，只要你自願戰鬥，你就會被赦免。你會重獲公民權和自由。我跟你這麼說，不僅代表法國政府，而且以教會的名義。』這對我來說已足夠了——政府是什麼東西！只有神父和教會確實可靠、值得信任。這樣，和其他囚犯一起，我們答應自願去服役。」

　　蘭德爾覺得難以置信，「萊布朗先生，你是說魔鬼島殖民地有一支特別部隊被送回法國與德國人戰鬥？」

　　「千真萬確。」

　　「可為什麼我從來沒有在歷史記載中讀到它呢？」

　　「你馬上就會知道為什麼這件事沒有被廣泛傳播，」萊布朗說。他按摩了一下自己的大腿，就在那個部位他的殘肢與假腿連在一起。萊布朗想了想，又開始講，「在神父的鼓勵下，我們摁了手印成了步兵。從圭亞那我們乘船出發，於1915年7月我們在馬賽港登岸，重新踏上了美麗的法蘭西國土。我們組成了一個特別團，我們在魔鬼島的看守則成了我們的軍官。我們擁有士兵的一切權利，除了一種權利——在軍中我們從來不准請假，我們被稱為魔鬼島遠征軍，只接受享利·皮丹將軍的領導。」

　　「你們參加真正的戰鬥了嗎？」

　　「直接參加了，我們被派往費蘭德斯打壕溝戰。我們一直留在前線，從未有一些鬆懈，一呆就是3年——血流成河、屍橫遍野，人們難以想像。我們開始有人懷疑，但因為這裡條件要比魔鬼島好，況且神父又保證給我們自由，我們繼續留在那裡，像猛虎一般戰鬥。由於我們被監視著不能有一些懈怠，我們1800名囚犯中2。」3的人戰死沙場了。我們倖存下來的人繼續戰鬥。還有6個月戰鬥就要結束時，我的左腿被德國人的炮彈炸爛了。腿被截去了，可我的命保住了。為了自由我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當我在野戰醫院蘇醒過來時，我認為這完全值得。當我痊癒並且學會拖著一條木制假腿走路時，停戰協定簽訂了，和平降臨了，戰爭也結束了。我還年輕，新生活就要開始了。和另外600名魔鬼島遠征軍一道，我們慶賀我們返回了巴黎，在巴黎我們等待著大赦命令的宣佈。但我們卻被帶到桑德監獄，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我去質問我們的神父佩裡·帕奎因——他受命做我們的隨軍神父，我問他這如何解釋。他讚揚了我並感謝我所做的犧牲，甚至還像對待兒子一般擁抱了我，他向我保證，以救世主的名義，桑德監獄只是我們被釋之前的暫居之處，本星期內我們就能得到自由。我如釋重負，高興地流下了眼淚。一周過去了，突然，一天清晨，我們以前的哥薩克看守，還有無數新的看守湧入桑德監獄包圍了我們，他們手持明亮的刺刀和上膛的來福槍將我們趕上火車，運到馬塞港。在那裡，我們被迫穿上了囚服並被告知，出於國家安定的考慮，我們必須全部返回圭亞那囚犯居住地——服完我們的刑期。暴動是不可能的，我們的腦門對著無數個槍口。我瞟了一眼帕奎因神父，我對他大聲呼喊，他卻毫無憐憫之心，他只聳了聳肩。我依然記得我們乘囚船離岸前我幹的最後一件事：我向那個神父揮動拳頭，大聲叫駡，『什麼教會！垃圾！大糞！滾你媽的基督！我會報復的！』」

　　蘭德爾不相信地搖搖頭，「真有那回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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