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民律師(59)_約翰·格裡森姆

五九

　　文章中沒有提到我，也隻字未提德文·哈迪和他劫持人質那一幕。對朗蒂·伯頓和訴狀中的指控也涉及甚少。

　　接下來的第二天，聲譽卓著歷史悠久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被描繪成是前一天提到的那個惡棍的同謀者，確實，文章的語氣暗示了那幫律師是比蒂爾曼·甘特利壞得多的罪犯。

　　報紙預告說明天將有連續報道——關於朗蒂·伯頓的悲慘生活。

　　阿瑟·雅各布斯對他心愛的公司的名譽備受糟蹋還能忍受多久？它成了最容易攻擊的目標。《郵報》會不依不饒，那名記者明顯在日夜不停地工作，一則報道將引出另一則報道。

　　九點過二十，我和我的律師到達位於鬧市區的第六大街和印第安納廣場交界處的卡爾·莫爾特裡大樓。莫迪凱知道我們要去哪裡。我過去從未來過莫爾特裡大樓——華盛頓地區的民事和刑事審判法庭之家。正面入口處人們排成了長龍，長龍在緩慢地向前移動。律師、訴訟當事人和罪犯都在接受安全檢查，大樓內部簡直像個動物園——大廳裡擠滿了焦躁不安的人們，四層樓全是一個挨著一個的審判室。

　　諾曼·基斯勒法官主持的法庭在底層114房間，門邊貼了一張待審案件日程表，在「初次出庭」一欄下列有我的名字，另外十一個罪犯的名字與我列在一起，法庭內，觀眾席上空無一人，律師們忙得團團轉。莫迪凱走進里間，我在第二排坐下，手捧一本雜誌，裝出一副對周遭情形漠不關心的樣子。

　　「早上好啊，邁克爾。」有人在過道上招呼道，原來是唐納德·拉夫特，雙手緊抓住公文包，他身後的人我有點面熟，以前打官司時見過，但一時想不起他的名字。

　　我點點頭，勉強說了聲：「你好。」

　　他們匆忙走開，在法庭另一側找位子坐下。他們代表受害人出庭，此外，還有那些有權聽審我這案子每一訴訟程序的人。

　　這只是初次出庭！我將站在法官面前聽他宣讀起訴書，申訴無罪，取保候審。拉夫特為什麼來呢？

　　謎底慢慢揭開了，我盯著雜誌，極力不動聲色，終於明白他的在場只是提醒我，他們認為文件失竊性質非常嚴重，他們會步步緊逼。拉夫特是個最聰明也最卑鄙的訟棍。他想我在法庭上見到他應該嚇得發抖才對。

　　九點三十分，莫迪凱從裡面出來了，示意我過去，法官在辦公室等我，莫迪凱把我介紹給他，我們三人在桌邊隨意坐下。

　　基斯勒法官至少七十歲了，長著一頭濃密的白髮和稀稀拉拉的白鬍子，講話時一雙棕色的眸子裡閃爍著智慧的火花。他和莫迪凱是多年的老相以。

　　「我剛跟莫迪凱談過，」他說，一隻手打著手勢，「這是一件非同尋常的案子。」

　　我點頭表示同意，這件案子對我來說確實頗不尋常。

　　「我認識阿瑟·雅各布斯有三十年了，事實上我認識那裡的許多律師，他們都很出色。」

　　確實如此，他們雇用最好的律師，然後加以磨礪。我感到不安，我的審判法官竟然對受害人如此賞識。

　　「律師辦公室失竊的一份工作文件的價值也許無法用金錢來衡量。它只是幾張紙，對律師以外的任何人來說並無多大的價值。如果你公開出售它，它一錢不值。我並沒有指控你偷竊文件，你懂我的意思。」

　　「是的，我懂。」我拿不准我是否真懂他的意思，但我想聽他繼續說下去。

　　「讓我們假定你擁有那份文件，而且是從公司取來的，如果你現在歸還，我來作證，給它標個價格，絕不會超過一百美元。這當然是個輕微的過錯，但我們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當然啦，你必須保證不援引那份文件。」

　　「如果我不歸還呢？當然仍是假設。」

　　「那它的價值就不同了。嚴重盜竊罪罪名成立，我們將依法判決。如果原告證明了他的指控，陪審團認定你有罪，那麼將由我來宣判。」

　　他鎖緊的雙眉，剛毅的目光，嚴峻的口吻都毫無疑問地表明宣判的結果是我所不願的。

　　「另外，如果陪審團發現你的盜竊罪名成立，你將失去律師資格。」

　　「我明白了，大人。」我誠惶誠恐地答道。

　　莫迪凱一直保持緘默，只是用心在聽。

　　「與其他案子不同，本案時間是個關鍵，」基斯勒繼續道，「民事訴訟的性質也會發生變化，這取決於文件的內容。接受證據不在我的職責範圍之內，我想在本案轉為刑事性質之前就把它解決。我們再次假定文件在你手中。」

　　「期限多長？」莫迪凱問。

　　「我想兩周時間足夠你們考慮了。」

　　我們同意兩周時間比較合理。我和莫迪凱回到審判室，又等了一個小時，什麼都沒發生。

　　《郵報》記者蒂姆·克勞森和一大批記者蜂擁而至。他雖看見我們坐在審判室內，但沒敢過來。莫迪凱撇下我，好不容易才堵住他，告訴他兩名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師唐納德·拉夫特和另外一個人正在審判室內，也許他們會對報紙透露點什麼。

　　克勞森直奔他們而去，聲音從後排座位上傳來，拉夫特一直在那兒消磨時間，他們離開了審判室，在外面繼續他們的爭論。

　　我與基斯勒面談的時間正如我期待的那樣短暫。我提出無罪申訴，填了一些表格，然後匆匆離去，拉夫特早不見了人影。

　　「在我進去之前，你和基斯勒都談了些什麼？」我一坐進汽車就問。

　　「他都告訴你了。」

　　「他真不好對付。」

　　「他是個好法官，但也做過許多年律師，是刑事辯護律師，而且是最出色的一個。他對一個律師竊取同行的文件不敢苟同。」

　　「如果證實我有罪，會判幾年？」

　　「他沒說，但你肯定得坐牢。」

　　我們在紅燈前停下，幸虧是我開車。「好吧，律師先生，」我說，「我們怎麼辦？」

　　「我們有兩周時間，讓我們慢慢考慮，現在還不是做決定的時候。」

　　《郵報》上登了兩篇報道，都在顯著位置，且配有照片。

　　第一篇是昨天預報過的——關於朗蒂·伯頓悲慘生活的長篇報道。她的外祖母是消息的主要來源，雖然那位記者還聯繫了伯頓的兩個姨媽，一名前雇主，一名社會工作者，她以前的老師，在獄中服刑的她的母親和兩個弟弟。憑著強烈的進取心和雄厚的財力，《郵報》在搜集事實方面幹得很出色，倒省去了我們親自調查的麻煩。

　　朗蒂的母親生下她時才十六歲，她在三個孩子中排行第二。三個孩子都是非婚生，有著不同的父親，她的母親從未透露一點關於她父親的口風，她在東北區的惡劣環境中長大，隨著她的問題母親到處流浪，偶爾也與她的外祖母和姨媽生活一段時問。她的母親是幾進「宮」的人物，而她自己在六年級時退了學，從那時起，她就註定了前景黯淡，與她做伴的是毒品，走馬燈似的男朋友，流氓團夥，小偷小摸，以及街頭的危險生活，她幹過幾份最低薪水的工作，但由於種種原因總是幹不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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