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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中飯在第十大街『內奧米之家』吃;晚飯在十五街的耶穌會吃。」

  「你白天幹什麼呢?」

  她又蜷起身子,緊握著咖啡紙杯,這樣會給她虛弱的身體增加點熱量。

  「大部分時間我呆在『內奧米之家』。」她答道。

  「那裡有多少婦女?」

  「不知道。有很多。他們對我們的照料很周到,但只白天開放。」

  「那裡只收留女流浪者嗎?」

  「對。他們下午四點關門,大部分婦女住在避難所裡,一些人露宿街頭,至於我,我有一輛車。」

  「他們知道你服用可卡因嗎?」

  「我想是的,他們要我戒毒。那裡不止我一人吸毒,許多人都吸。」

  「昨晚你過癮了嗎?」我問,每一個字都撞擊著我的耳膜,我簡直不敢相信我竟然問出這樣的問題。

  她低下頭,下巴頂住胸口,閉上眼睛。

  「說實話。」我說。

  「我沒辦法,每天晚上都吸。」

  我不打算責備她。從昨天起我就束手無策,這突然成了我的心病。

  她又要了一個餅圈。我用箔紙包好最後一個,給她添滿咖啡。「內奧米之家」有活動,她快遲到了,於是匆匆離去。

  遊行示威從市政大樓開始。人群在大樓前集合。莫迪凱在無家可歸者的世界裡是個名人,所以他扔下我在人群中,躍上演講的高臺。

  教堂合唱團的成員身著紫紅色和金黃色的袍子,在樓前的臺階上排好隊形,於是上空便回蕩起澎湃的歌聲。幾百名警察佈滿了大街,他們築起的路障阻斷了交通。

  「創建非暴力社區」出動了一千人,他們一齊赴到。那是一條令人生畏的自發結成的長龍,由無家可歸的男人們組成,他們為自己的隊伍而感到自豪,他們的到來是未見其人先聞其聲,整齊的口號聲幾個街區外都聽得見,當他們在街的拐角處出現時,電視攝像機爭相上去拍攝。

  他們齊刷刷地聚集在市政大樓的臺階前,開始揮舞自製的標語牌。牌子上寫著「停止殺戮」、「救救避難所」、「我有權擁有一個家」、「工作,工作,工作」。他們把標語牌舉過頭頂,伴著聖歌的曲調和呼喊口號的節奏而翩翩起舞。

  教堂巴士在路障前停下,卸下幾百人。他們中許多人看上去不像流落街頭者。他們是穿著整齊的教堂工作人員,絕大多數是女人。人群膨脹起來,我身邊的空間越來越小。除了莫迪凱以外,我一個人也不認識。索菲亞和亞伯拉罕在人群中某個地方,但我看不到他們。海報說這是過去十年來最大的一次無家可歸者遊行——為朗蒂伸冤的大會。

  朗蒂·伯頓的照片被放大製成了許多大告示牌。人像的四周鑲了黑邊,下面寫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是誰害死了朗蒂?」告示牌一經散發下去,立即成了搶手貨,甚至那些來自「創建非暴力社區」的男人們也將手中原先的抗議旗幟棄之不用。朗蒂的臉在人海中跳躍起伏。

  一聲淒厲的警笛聲在遠處響起,很快越來越近。一輛送葬車在警車的護送下穿越路障,徑直朝市政大樓開來,在樓前的人海中停下。車的後門打開了,一個漆成黑色的仿製棺材被搬下來,六個無家可歸的男人充當了扈棺人。他們抬著棺材準備遊行。車上還有四個同樣顏色和式樣的棺材,只不過小得多,它們也被人抬下來。

  人群中閃開一條路,人們抬著棺材緩緩地向臺階走去,合唱團唱起了具有靈歌特色的安魂曲。我的眼淚差點掉下來。這是一個死亡遊行,四個小棺材中有一個代表奧塔裡歐。

  人們擠上前去,無數雙手舉起來觸摸著棺材,棺材起伏不定,左右前後不斷地晃動。

  這是非常令人激動的場面。無數台攝像機聚集在檯子的四周,錄下了這莊嚴的時刻。在隨後的四十八小時內,電視臺會一遍遍地播放。

  五個棺材並排放在臺階中央的膠合板架子上,朗蒂的居中。架子距莫迪凱所站的高臺只有幾英尺的距離。前後左右都有人攝像拍照,接著演講開始了。

  遊行的組織者是一位活動家,他在開場白中向幫助組織這次遊行的所有團體表示了感謝。參加的團體真不少。聽著他飛快地念名單,我既高興又驚訝,竟然有這麼多的臨時避難所、慈善會堂、施食處、聯合機構、醫療站、律師事務所、教堂、中心、外圍團體、技能培訓中心、戒酒戒毒機構,甚至還有少數當選的議員,都關注這次遊行。

  有這麼廣泛的支持,怎麼還會有無家可歸者問題呢?

  接下來的六個演講者回答了這個問題。缺乏足夠的啟動經費,預算被削減,聯邦政府的充耳不聞,城市當局的熟視無睹,富裕階層缺乏同情心,日趨保守的法院系統,原因還有很多很多。

  除了莫迪凱外,每個發言人都重複了同樣的話題。他是第五個發言的。當他敘說伯頓一家臨終前的情形時,人群突然靜下來。當他說到給嬰兒換尿布,也許那是最後一片時,人群中鴉雀無聲,沒人咳嗽,也沒人耳語。我看一眼棺材,仿佛其中一副真的裝著那名嬰兒。

  隨後伯頓一家離開了避難所,他說,語聲緩慢、低沉、渾厚。他們又回到街頭,在暴風雪中只多活了幾個小時。莫迪凱在這一點上極有發言權,因為沒人知道朗蒂一家最後的情形。我雖然知道,但並不介意讓他來敘述。台下的觀眾和我一樣被他的故事深深打動了。

  故事接近尾聲時,他說到朗蒂和她的四個孩子抱在一起相互取暖,可還是無濟於事,我聽到身邊女人的哭泣聲。

  我忽然有點嫉妒他。如果這個人,我的朋友和同事,能夠在一百英尺的高臺上折服數千名觀眾,那麼當他試圖說服近在咫尺的十二名陪審員的時候,豈不是易若反掌?

  我此時意識到伯頓的案子決不會鬧到對簿公堂的地步。任何頭腦清醒的人都不會讓莫迪凱·格林有機會來鼓動這個城市的黑人陪審團。如果我們的估計是正確的,如果我們能證實它,絕不會有審判發生。

  聽了一個半小時的演講後,人群變得躁動不安起來,準備出發。合唱團又開始唱歌,扈棺人抬起棺材,領著隊伍離開大樓。跟在棺材後面的是遊行的組織者,莫迪凱也在其中。其他人跟在後面。有人遞給我有朗蒂頭像的告示牌,我和別人一樣把它舉得高高的。

  有錢有勢的人不會參加遊行,他們的世界安全、乾淨,有法律保障他們的幸福。我以前從未在大街上遊行過,為什麼要遊行呢?走過一兩個街區後,我忽然感到奇怪。走在人群中,高舉著告示牌,告示牌上是一個生了四個私生子的二十二歲的黑人母親的頭像,這會是我嗎?

  但我不再是幾個星期前的我了。我再也不能回到從前,即使我想。我過去只關心金錢、財產、地位,現在這些都變成了對我的折磨。

  所以我在遊行隊伍中感到輕鬆自如。我和他們一起呼喊口號,與別的人步調一致地揮舞手中的告示牌,甚至唱起了我原先不熟悉的聖歌。我初嘗遊行示威的滋味,決定以後還要參加。

  路邊的路障保護著我們一路向國會山緩慢地移動。遊行組織得很好,由於規模巨大,沿途吸引了人們的注意。棺材被停放在國會山前的臺階上,我們聚集在棺材的四周,再一次聆聽民權運動家們和兩名國會議員發表的激烈的演講。

  演講無甚新意,我已經聽夠了,對我的那些無家可歸的兄弟姐妹們也無多大實際的益處。從星期一人這個新行當以來,我已經接了三十一樁案子。三十一個活生生的人在等著我為他們排憂解難:申請食物配給券,尋找住處,調解離婚糾紛,答辯刑事指控,索要拖欠的薪水,阻止被驅趕出戶,幫他們戒毒。從某種程度上說,這對我並不太難。過去作為一名從事反托拉斯業務的律師,我很少要面對客戶,而現在做貧民律師就不一樣了。

  我在路邊售貨亭裡買了一包便宜的雪茄,向草地廣場走去。

  我來到帕爾馬一家過去的住處,敲他鄰居的門。裡面傳出女聲,「誰呀?」問話者無意開門。在此之前我花了許多時間考慮我的計策,在開車來貝塞斯達的路上我甚至還演練過,但我覺得破綻還是不少。

  「我是鮑勃·斯蒂文斯,」我說,語氣中帶著謙恭,「找赫克托·帕爾馬。」

  「找誰?」她問。

  「赫克托·帕爾馬,他過去住在你的隔壁。」

  「你有什麼事?」

  「我欠他一筆錢,想找他,僅此而已。」

  倘若我是來收房租的,或者是來執行別的令人不快的任務,那帕爾馬的鄰居們肯定會有戒備心理。我想這是一個高明的小計策。

  「他搬走了。」她斷然道。

  「我知道。你知道他搬到哪兒去了?」

  「不知道。」

  「他搬離這個地方了嗎?」

  「不清楚。」

  「你看見他搬家嗎?」

  我想答案當然是肯定的,她沒法再搪塞了。但她拒絕回答,反而退到里間,也許在打電話叫保安,我重複一遍我的問題,又按響門鈴,沒有任何反應。

  我來到赫克托家另一側鄰居的門前。門鈴響過兩遍後,門輕輕打開,直到門後的鏈條繃直,一個與我年齡相仿、嘴角殘留著調味醬的男人問道:「什麼事?」

  我又把那套鮑勃·斯蒂文斯的話重複了一遍。他仔細聽著,他的孩子在他身後的客廳裡嬉笑打鬧,電視的聲音很吵。現在八點已過,外面又黑又冷,而我則打擾了一頓很遲的晚餐。

  但他並沒有不高興。「我一直不認識這個人。」他說。

  「那麼你認識他太太嗎?」

  「不認識。我經常旅遊,大部分時間不在家。」

  「你太太認識他們嗎?」

  「不。」他匆忙答道。

  「你或者你太太看到他們搬家嗎?」

  「上週末我們不在家。」

  「你也不知道他們搬往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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