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民律師(42)_約翰·格裡森姆

四二

　　「聽著，那份文件不在這兒，請相信我。你們可以檢查所有的文件，但不能打開，否則就違反了客戶保密法。同意嗎？」

　　所有的警察都看著加斯科，等他示意。他聳聳肩，算是勉強同意。

　　從我的辦公室開始。六名警察，我，還有莫迪凱全都擠進那間窄小的辦公室，大家都避免碰到他人，我打開辦公桌的每個抽屜，每次都使了好大勁兒才打開，我聽見加斯科低聲自言自語道：「辦公室真不賴哪。」

　　我把櫃子裡的文件一件件取出來，在加斯科面前一晃，再放回原處，我星期一才開始上班，所以沒什麼好搜的。

　　莫迪凱輕輕退出去，抓起索菲亞辦公桌上的電話。當加斯科宣佈我的辦公室已正式搜查完畢，所有的人都退出時，剛好聽見莫迪凱在聽筒上說：「是，法官大人，謝謝您。他正好在這兒。」

　　他咧嘴笑著，露出一排牙齒，他把聽筒硬塞給加斯科：「這是簽發搜查令的基斯勒法官，他要和你講話。」

　　加斯科不情願地接過話筒，好像話筒剛被麻瘋病人摸過。「喂，我是加斯科。」他發話道，聽筒離頭有好幾英寸遠。

　　莫迪凱轉向其他警察：「先生們，你們可以搜查這個房間，僅此而已，你們不能進兩側的私人辦公室，這是法官大人的口諭。」

　　加斯科含糊應道：「是，先生。」然後掛斷電話。

　　我們監視他們的搜查足足有一小時，他們一張張桌子搜過來，總共搜了四張，其中包括索菲亞的。幾分鐘後他們終於明白這次搜查是白費勁，於是就拖延時間，動作慢條斯理。每張桌子上都堆滿了很久沒打開過的文件，桌上的書籍和法律雜誌都是幾年前沒有人動過了。有些文件堆上佈滿了灰塵，有的蒙上了蛛網。

　　每份文件都被登記造冊，案件名稱被記下來，兩名警察負責記錄，加斯科和其他人報給他們聽，整個過程瑣碎無聊，毫無意義。

　　他們把索菲亞的辦公桌留到最後，她自己整理，依次報出每份文件的名稱，挑一些簡單的如瓊斯、斯密斯、威廉姆斯報給他們。警察們與她保持距離，她飛快地打開抽屜，只容快速地一瞥，她有一個存放私人物件的抽屜，沒人要看，我敢肯定裡面藏著槍。

　　他們走時沒打招呼，我為這次搜查向索菲亞和莫迪凱道歉，然後躲進自己的辦公室。

　　驅逐名單上的第五位名叫凱爾文·蘭姆，對這個名字莫迪凱依稀有點印象。他估計哥倫比亞特區大約有一萬名無家可歸者，這從十四街律師事務所收藏的文件可以看出。每個姓名都能勾起他模糊的回憶。

　　他與各種各樣的人打過交道，其中有巡迴律師團的律師，賑濟貧民的社會工作者，佈道律師，警察，其他貧民律師。傍晚時分，我們驅車去鬧市區的一座教堂，那教堂四周是豪華的辦公樓和賓館。在教堂地下室的第三層，施飯活動正熱火朝天地進行著。房間裡擺滿了折疊長桌，四周圍坐的是正在進餐交談的饑民，這裡不是施粥處；盤子裡擺滿了玉米、馬鈴薯、火雞肉或雞肉、水果色拉、麵包，我沒吃晚飯，食物的香氣勾起了我的食欲。

　　「我有幾年沒來這裡了，」當我們站在入口處俯視進餐人群時莫迪凱道，「他們每天接待三百人，你不覺得這很了不起嗎？」

　　「這些食品從何而來？」

　　「哥倫比亞特區中心廚房，設在『創建非暴力社區』的地下室。他們的做法很值得稱道，他們搜集當地餐館沒用完的食品——不是殘羹冷炙——只是未經烹調，如不及時加工就會變質。他們有許多輛冷凍卡車，四處搜集食品，送到廚房加工成冷盤，每天兩千盤。」

　　「看上去很可口。」

　　「確實不錯。」

　　一位名叫麗莎的年輕女士發現了我們，她是新來的，莫迪凱與她的前任相識，我觀察人們用餐的時候，他們倆還提到了那位前任。

　　我注意到了以前沒注意到的現象，無家可歸者當中也根據不同的社會經濟地位而分成三六九等。有一張桌子上，六名男子邊吃邊興致勃勃地談論著電視籃球比賽，他們穿著相對較好。其中一個人用餐時戴著手套，除此以外，他們看上去倒像聚在酒吧裡的工薪族，而不像露宿街頭者。在他們背後，一個體形龐大、戴著厚厚墨鏡的傢伙正用手撕雞肉獨自吃著。他穿一雙與那位「先生」死時所穿差不多的橡膠靴子，身上的大衣又髒又破。他對周遭的情形充耳不聞。可以看出，他的生活要比鄰桌那些談笑著的人艱難得多，他們買得起肥皂，能洗熱水澡，他則無力顧及；他們睡在避難所裡，他則露宿公園。但他們都屬無家可歸者。

　　麗莎不認識凱爾文·蘭姆，但她答應替我們打聽，我們看著她在人群中穿梭，與人交談，讓人把剩飯倒進角落的垃圾桶裡，小心侍候一名老婦人。她坐到兩個男人中間，可他們只管自顧自地交談，她一個桌子一個桌子地依次問下去。

　　出乎意料的是我們遇到一名律師，小夥子在一家大公司工作，自願到「華盛頓無家可歸者法律事務所」幫忙。他是在去年一次募捐會上認識莫迪凱的，我們花了幾分鐘談論法律業務，然後他去裡面的房間開始三個小時的入會登記工作。

　　「華盛頓法律事務所有一百五十名志願者。」莫迪凱道。

　　「人手夠嗎？」我問。

　　「永遠都不夠，我想我們應該恢復招募志願者的計劃，也許你願意負責並監督這個計劃的實施，亞伯拉罕也贊同它。」

　　我很高興莫迪凱和亞伯拉罕，當然還有索菲亞，竟然會讓我來做這個項目。

　　「這個計劃會擴大我們的影響，提高我們在法律界的知名度，對我們籌錢也有好處。」

　　「當然。」我心中將信將疑。

　　麗莎回來了。「凱爾文·蘭姆在後面，」她點頭道，「倒數第二張桌子，戴一頂印第安人的帽子。」

　　「你跟他談了嗎？」莫迪凱問她。

　　「是的。他頭腦清醒，相當尖刻。他說他一直呆在避難所，當鐘點工開垃圾車。」

　　「有單獨的房間嗎？」

　　「有。」

　　「告訴他有律師找他談話。」

　　蘭姆既沒打招呼，也沒有伸出手來。莫迪凱坐在桌子上，我站在角落。蘭姆坐在那張唯一的椅子上，向我看了一眼。他的目光使我渾身直起雞皮疙瘩。

　　「別緊張，」莫迪凱語調平和，「我們只想問你幾個問題，別無他意。」

　　蘭姆一聲不響。他的穿著與避難所其他的人並無兩樣——牛仔褲，運動衫，旅遊鞋，羊毛夾克——這自然勝過露宿街頭者身上的鶉衣百結。

　　「你認不認識一個名叫朗蒂·伯頓的女人？」莫迪凱問，這次全由他提問。

　　蘭姆搖頭。

　　「認識德文·哈迪嗎？」

　　還是搖頭。

　　「上個月你住在那座舊倉庫嗎？」

　　「對。」

　　「我是指位於紐約街和佛羅里達街交界處的那個倉庫。」

　　「嗯哼。」

　　「你付房租嗎？」

　　「對。」

　　「每月一百美元？」

　　「對。」

　　「付給蒂爾曼·甘特利？」

　　蘭姆不答，閉起眼想了一會兒。「誰？」他問。

　　「誰是倉庫的主人？」

　　「收房租的是一個名叫約翰尼的傢伙。」

　　「約翰尼的老闆是誰？」

　　「不知道。沒問，也不想問。」

　　「你在那兒住了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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