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民律師(35)_約翰·格裡森姆

三五

　　屋裡沒有天花板，那種老商店的護牆板已有年頭了，在三十英尺的高處。

　　「臥室怎麼樣？」我問道。

　　「臥室在後面。衛生間是用幾塊板隔起來的。過得怎麼樣？」他向一個住戶問候道，那個人點了點頭。

　　有幾戶的收音機開著，有的是音樂，有的是新聞訪談。人們在四處走動。這是星期一上午，他們有工作或要去的地方。

　　「在這兒得到一間屋子很難嗎？」我問道，其實答案我是十分清楚的。

　　「比登天還難，登記要這裡房子的名單有一英里那麼長，而且避難所要審查每一個進來的人。」

　　「他們可以在這兒住多久？」

　　「情況各不一樣，平均要有三個月左右。這個避難所是比較好的一個，所以他們在這兒比較安全，一旦他們有穩定的收入，避難所就要把他們安置到他們能付得起租金的房子裡去。」

　　他讓我認識一個負責這個地方的年輕婦女，她在一個小黑雜役屋裡。「這是我們新來的律師。」他的介紹十分簡單。她說歡迎我來到這兒。他們在談論一個失蹤的客戶，我就四下轉一轉，我看到一個單元的住屋，裡面有嬰兒的哭聲，而且聽到有人正向敞開的門走近。這間屋子比別的稍微大一些，被隔成兩個小房間，一個年輕的女人坐在一張椅子上，很壯實，年齡在二十五歲左右，上身幾乎從胸部往上全都裸露著，正在給孩子吃奶，我就在離她十幾步遠的地方，而她卻毫不以為意。還有兩個稍大一些的孩子正在床上翻筋斗玩。這時收音機的節目正是閒談的節目。

　　那個女人用右手托起那只孩子沒有吃的碩大乳房讓我看，我轉身走開了去找莫迪凱。一些客戶在等著我們。我們辦公的地點就在餐廳的一個角落裡，和廚房離得很近。我們的辦公桌就是一個可折疊的餐桌。這個桌子是從廚師那兒借來用的。莫迪凱打開牆角處的一個文件櫃，我們就開始了工作。有六個人坐在靠牆的一排椅子上等著。

　　「誰先來？」他問那幾個人。這時一個女人搬著她的椅子走了過來，坐在我們倆對面，我們倆都把筆和記錄本準備好了，但是我們中一個是搞這方面法律的老手，而另一個則是一點頭緒也摸不著的人。

　　她的名字叫韋琳，二十七歲，有兩個孩子，但沒有丈夫。

　　「他們有一半人是來自避難所，」莫迪凱一面記錄一面說，「另一半來自大街上。」

　　「我們要接個案子嗎？」

　　「只要是無家可歸的，我們就接。」

　　韋琳的問題並不複雜。她曾在一個快餐店幹活，後來因為一些原因而被辭退，這些原因莫迪凱認為是不相干的。因為她沒有固定地址，她沒有收到最後兩個月的工資支票，老闆把支票寄錯了地方，結果寄丟了。其實，老闆是沒有責任的。

　　「下星期你會住在哪兒？」莫迪凱問道。

　　她也說不準。也許這兒，也許什麼別的地方。她正在找工作，如果找到一份工作，還會有別的什麼變化，她可能會寄住某一家，幫他們幹些家務而不必付房租，也可能自己找個地方住。

　　「我會給你要回錢，我讓他們把支票寄到我的辦公室。」他遞給她一張名片，「下周按這個號碼給我打電話。」

　　她接過名片，謝了謝我們就匆匆走了。

　　「先給那個快餐店打個電話，告訴他你是她的律師，開始時要和氣一些，如果他要是不合作，你就別客氣，有必要你可以親自去一趟把支票拿來。」

　　我忙把這些話記了下來，好像這還挺複雜似的。韋琳被拖欠的工資才不過二百一十美元，我在公司處理的最後一個反托拉斯的一個案子涉及金額達九億美元。

　　第二個客戶的問題很難說是什麼法律問題。他只是想找個人談一談。他可能醉了，也許是有精神病，也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莫迪凱把他帶進廚房，給他沖了一杯咖啡。

　　「這些窮人有時不知道有什麼事該來找你。」他說道。

　　第三號是住在這裡的一個住戶，已在這兒住兩個月了。所以她的住址問題就簡單多了。她五十八歲了，幹淨利落，丈夫已去世，她丈夫是個退伍老兵。當我的夥伴和她交談時，我迅速地翻一下有關文件，她的情況是可以享受退伍兵的一些待遇的。但是這些支票都寄到了馬裡蘭的銀行戶頭上，而她又去不了那裡。她解釋說她的檔案材料可以證實這一點。莫迪凱說，「退伍軍人管理局是很好的一個部門，我可以讓他們把支票直接寄到這兒來。」

　　就在我們一個個解決問題時，排隊等候的人也越來越多。這些情況都是莫迪凱十分熟悉的，如由於沒有固定地址而得不到食品券啦，房主拒不返還住房押金啦，離婚父親不付孩子撫養費啦，或因開空頭支票而遭逮捕，或因未得到殘疾福利金而投訴社會保險部門啦，等等，等等。兩個小時過去了，我們共接待了十名客戶，這時我把座位移到桌子的一端開始自己獨立工作。作為貧民律師的第一天工作，我已能獨立處理業務，一面聽著客戶的陳述，一面作著記錄，所起到的作用已和莫迪凱沒什麼兩樣了。

　　梅維斯是我獨立接待的第一個客戶。他的情況是要離婚，這情況倒和我一樣。聽了他的傷心故事，我真想沖回家去吻克萊爾的腳。梅維斯的妻子是個妓女，她在吸毒之前曾是很好的人，很體面。但是一染上毒癮之後，她就變了，先是結識了一個妓女，後來又認識了一個男妓，然後自己也成了妓女。在整個這個過程中，她偷竊，並把家裡的東西變賣一空，還欠了不少債務，讓她丈夫陷入困境，最後使他終於宣告破產，而她卻帶著兩個孩子與那個男妓同居去了。

　　他只就離婚的例行手續提出幾個一般性的問題，而且我也只知道一些最基本的情況，所以，我盡力作了回答。我在記錄的那一時刻，頭腦中出現一個幻象，是克萊爾坐在她的律師漂亮的辦公室裡在擬定我們離婚的文件。

　　「這需要多長時間？」他這麼一問才把我從暫短的夢幻之中呼喚回來。

　　「六個月，」我答道，「你認為她會不會持有異議？」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她會不會不同意離婚？」

　　「我們還沒有談過離婚的事。」

　　那個女人在一年前就已搬出去了，這在我看來倒像遺棄的案子，只是發生在成年人身上，我想這個案子是十分容易解決的。

　　梅維斯在避難所已住了一個星期。他衣著整潔，頭腦清醒，正在找工作。和他談話的半個小時我感到很愉快，我向他擔保接下他這案子。

　　一個上午過得很快，我再也沒有緊張感了。我是在幫助這一個個活生生的人解決一個個活生生的問題。他們人微言輕又沒有地方去尋找法律上的代言人。他們不僅是對我望而生畏，更為法律條文的浩繁以及法庭的官氣望而卻步。我學會了微笑，讓他們感到他們是受歡迎的。有的人還向我表示道歉，說沒有錢付給我。錢是不重要的，我告訴他們。錢是不重要的。

　　十二點時我們把桌子讓了出來，因為這是張餐桌。這個就餐的地方十分擁擠，這時湯已上來了。

　　由於佛羅里達大街離得不遠，我們就到那條街上的一家燒烤店吃了一些黑人喜愛吃的食物，店裡人很多，我是其中唯一的白面孔，但我對這一點也漸漸習慣了，不冉覺得不自然。還沒有人想要殺害我，也沒有人在乎我這唯一的白人。

　　索菲亞發現有一部電話機還好使，它在緊靠門口的桌子上，上面堆滿了一大堆檔案袋。我向她表示了感謝，然後我就回到我那間辦公室去了。我數了數，一共八個人靜靜地坐在那裡等候索菲亞的接待，她並不是律師，但卻能給他們提供一些忠告和建議。莫迪凱建議我用下午時間去研究一下上午在撒馬利亞救濟院接下來的材料。一共是十九份。他還讓我抓緊點工作，這樣可以幫索菲亞處理一下她手中的活兒。

　　我原以為這裡的工作效率一定不是很快的，其實我的想法是錯了。很快我就感到這兒的任務是相當重的，可以說應接不暇，好在我也是訓練有素的律師，又是一個工作起來就玩命的工作狂，所以，我還是可以勝任這兒的工作的。

　　我第一個向外打的電話還是打給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我要找房地產部的赫克托·帕爾馬，但是人不在，過了五分鐘之後，我又一次撥通，一個秘書接了電話，又讓我等。突然佈雷登·錢斯的沙啞的聲音吼道：「有什麼事？」

　　我強壓下火，說道：「我要找赫克托·帕爾馬。」我儘量提高一下嗓門，說得也儘量簡潔。

　　「你是誰？」他逼問道。

　　「裡克·漢密爾頓，他的一個學校時的朋友。」

　　「他不在這兒工作了，對不起。」他掛上了電話，我看著電話機在發呆。我想打電話給波利，通過她瞭解一下赫克托究竟怎麼樣了，這用不了她多長時問。或許還可以知道一些關於魯道夫，或巴利·納佐，或者我那幸運的助手的情況。這時我突然意識到他們已不再是我的朋友了，我已經離開了，我已出了那個圈子，我已成了他們的敵人，我成了他們眼中的麻煩，他們的上司不讓他們和我談話。

　　電話簿上有三個赫克托·帕爾馬，我打算一個個打電話問一問，但是三個電話全部占線。這個事務所有兩部電話，但有四名律師。

　　第一天快下班時，我並不急於離開事務所。家不過是一間空空的小閣樓，面積充其量有撒馬利亞慈善諮詢中心三個小單間中任何一個那麼大。臥室中沒有床，客廳中只有一台電視機，廚房中沒有冰箱，只有一張牌桌。買點家具，再裝修一下自己的住處，這對我來說只是遙遠而模糊的計劃。

　　像往常一樣，索菲亞一到五點就準時下班了。她住的小區不太安全，所以寧願早點回家，鎖緊家門。莫迪凱與我談了半個小時當天的工作，六點左右才離開。他警告我說，不要呆得太晚，回家時儘量結伴同行。他知道亞伯拉罕·萊博要工作到九點，就建議我們一起走。他一再叮囑說，把車停在離家近的地方，走快一點兒，凡事小心。

　　「那麼，你感覺如何？」他走到門邊時突然止步問道。

　　「我想這是一件非常引人入勝的工作，與人打交道真令我振奮。」

　　「它有時會使你感到傷心。」

　　「我嘗到那種滋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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