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民律師(32)_約翰·格裡森姆

三二

　　在這份檔案的後面，還有一些對這十七戶進行驅趕的通知、告示等，放得比較散亂，也沒有登人前面的記事錄。這些通知沒有張貼出去，因為這些擅住者沒有任何權利，甚至連得到通知的權利都沒有。這些通知是準備為了掩人耳目，在驅赴行動之後才貼出去的。很可能是出現了那位先生的那個插曲之後，錢斯自己把它們放在檔案後面的，是為防止不時之需的。

　　這種做法是很明顯的，也是很愚蠢的。但錢斯是股東。還沒聽說哪一個股東交出他的檔案的呢。

　　當然我手中這份檔案不是他交出來的，而是偷出來的，這是盜竊罪，其證據已被掌握，盜竊者是一個白癡。

　　七年前我被雇用之前曾經過這樣一道程序，私家調查者曾取過我的指紋樣。所以便把那些指紋與錢斯檔案櫃上的指紋進行核對是極其容易的，只需幾分鐘即可。我可以肯定這件工作他們已經做過了。他們能否據此而逮捕我呢？這是不可避免的。

　　我用了整整三個小時把全部檔案看完，這時我的地板上已擺滿了一頁一頁的檔案紙。我小心翼翼地把它重新整理好。恢復原樣，然後開車去律師事務所複印。

　　她去商店買東西去了，這是她留下的字條上說的。我們還有一些很好的行李袋，我們分家時都沒有提到。在最近一個時期內，她出差的機會要比我多，所以我只揀了幾件便宜的東西，如野營袋或做健身運動時用的袋子。我不想讓她看見我。我把一些最常用的東西如襪子，內衣，T恤衫，化妝品，鞋子等我這些年來穿過用過的東西都堆在床上。反正這些東西她也會扔掉的。我又匆匆忙忙清理一下我的抽屜，以及我那一側醫藥櫃。拖著傷痛的身體帶著精神上的傷痛，我下了樓，把東西放到了我租來的汽車裡，又返回來取了我的衣箱。我看見我曾用過的睡袋，我起碼有五年沒有用過它了，我把它也一塊兒拿下去了，又拿了一床被子和一個枕頭。我當然有權利把我的鬧鐘、收音機、便攜式的CD機、幾張CD盤、廚房裡那個十三英寸的彩電以及咖啡壺、電吹風和毛巾拿走。

　　當我把車塞滿，我留個字條給她說我走了。我把我的字條就放在她給我留的字條旁邊，連看也沒看一下。我當時情感很複雜，似乎就要迸發出來，我天生不會處理這些情感問題。我以前也沒有搬出去過，我真不知該如何去做。

　　我鎖好門，走下樓梯。我知道過不了多少天我還會回來取我其餘的物品，但我仍感到這像是一次永別。

　　她會讀到那張字條的，也會查看抽屜、櫃櫥，看我都拿走了什麼，當她意識到我的確搬出去時，會坐在廳裡掉一陣眼淚的。也可能會痛哭一場，但很快就會好的，她是很容易度過這一階段而走向新的生活的。

　　當我開車離開的時候，我並沒有一種自由感。再一次成為單身漢也不可怕。克萊爾和我都失去了對方。

　　我把我一個人鎖在辦公室裡。這個事務所星期天比星期六還冷。我穿了一件厚厚的羊毛衫，燈芯絨的褲子，暖襪。我坐在辦公桌後看報，桌上擺了兩杯咖啡。屋內有取暖器，可是我不會擺弄它。

　　我很懷念我原來那把椅子，它是一張皮轉椅，可以前後搖動，左右轉動，也可以仰臥著坐，任你活動。而現在這把小椅子比參加婚禮時租用的小折疊椅強不了多少。即使身體好時坐上去也不舒服，何況我目前的身體狀況，坐上去就如同上刑一樣。

　　我那辦公桌是個傷痕累累的舊桌子，很可能是從哪個關了門的學校搬來的，外形和木箱子差不多，每邊有三張抽屜，幾乎沒有一個能拉得開的。當然，如果拼命地拉也還是能拉得開的。客戶用的椅子分放在桌子兩旁，都是折疊椅，一只是黑色的，另一只是綠色的，我還從未見過這樣顏色的椅子。

　　牆是灰漿塗成的，但還是幾十年前塗的灰漿，現在顏色已成了淡檸檬色。牆皮也已龜裂了，天棚的角落裡蜘蛛早已安了家。這裡唯一的裝飾物就是一塊宣傳一九八八年七月在草地廣場舉行的向正義進軍活動的銅牌。

　　地板是老橡木的，邊緣地方已經磨圓，是用得太久的證據。地是最近才掃過的，牆角處還放著掃帚和垃圾筒。看來這也是一種溫和的提示，如果我想掃地隨時可以自己動手。

　　真是天壤之別！要是我那親愛的兄弟沃納看到我星期天還坐在辦公室裡，在可憐的小桌子旁冷得發抖，面對滿是龜裂的石灰牆，把自己鎖在屋子裡擔心可能有客戶來打擾，他真說不定會用什麼樣的語言來罵我呢，說不定我都得把這些話記下來才行。

　　我也不知道父母會如何反應，我總得儘快打個電話通知他們一下，並把我的地址變更告訴他們。這會讓他們十分震驚的。

　　這時門砰的一聲響，我嚇了一大跳。我站起身來，但不知如何是好。難道是街道上的小無賴尾隨我而來？當我向前移動時，門又敲了一下，這時我看見外面有一個人正貼在門的鐵護欄上透過厚厚的玻璃向裡看。

　　是巴利·納佐，他凍得發抖急於找個安全的地方，我把門打開，放他進來。

　　「這個鬼地方。」他說道，但情緒很好，我鎖門時他把前屋打量了一番。

　　「這房子挺有意思，是嗎？」我問道，我邊說邊琢磨他的來意，不知他說的話是什麼意思。

　　「還可以。」他對這個地方還挺感興趣。他走到索菲亞的辦公桌旁，慢慢地摘下手套，什麼也不敢碰，生怕把那一堆堆的檔案碰倒。

　　「我們把間接費用一直壓得很低，所以我能把所有的錢都掙到手。」我說道，這是我們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一句口頭禪。公司的股東們也時常抱怨那些間接費用，而另一方面大多數的間接費用又都主要用於他們辦公室的不斷裝潢和修繕。

　　「所以你到這兒來，是為了這筆錢？」他仍然開玩笑地說。

　　「那當然。」

　　「你真是瘋了。」

　　「我聽到一種呼喚。」

　　「是的，你在聽各種聲音。」

　　「這就是你到這兒來的原因嗎？就是來告訴我說我瘋了。」

　　「我打電話給克萊爾了。」

　　「她說了些什麼？」

　　「說你已經搬出去了。」

　　「不錯。我們已經離婚了。」

　　「你的臉怎麼啦？」

　　「汽車的安全氣囊搞的。」

　　「噢，我忘了，我聽說是個撞車事故。」

　　「是的，汽車的防護板撞彎了。」

　　他把大衣扔到椅子上，可馬上又把它拿了起來穿在身上。

　　「難道降低間接費用就意味著連取暖費都不用交了嗎？」

　　「我們偶爾也有個把月不交取暖費。」

　　他又在屋裡轉了幾圈，往旁邊的小屋裡也窺視幾眼。「這兒是由誰來負責開銷？」他問道。

　　「一家信託基金機構。」

　　「也是一家每況愈下的機構吧？」

　　「一家快倒閉的機構。」

　　「你是怎麼找到這個地方的？」

　　「那位先生以前常來這兒，這兒有他的律師。」

　　「好一位先生，」他說道，四下巡視的目光突然停了下來，眼睛盯著牆，「你認為他會把我們殺了嗎？」

　　「不，不會的。沒有人去傾聽他的聲音，他只是一個無家可歸的人，他只是想要人們聽聽他的心聲。」

　　「你曾想過突然襲擊他嗎？」

　　「沒有，不過我倒是想過把他的槍奪過來，打拉夫特。」

　　「我也希望你能這麼做。」

　　「可能下一回吧！」

　　「有咖啡嗎？」

　　「當然有，先坐下。」

　　我不想讓巴利隨我進廚房裡去，因為裡面實在不堪入目。我找到一個杯子，很快地沖洗了一下，然後倒上一杯咖啡，我請他來到我的辦公室。

　　「不錯。」他四下看了看說道。

　　「這兒的律師事務常常是全壘打。」我驕傲地說。我們在桌子旁面對面地坐下，兩隻椅子都咯吱咯吱地響起來，好像就要散架一樣。

　　「這就是你在讀法學院時所想的嗎？」他問道。

　　「我都不記得法學院時的事兒了，自從那以後我按小時付錢的數目已不少了。」

　　他終於抬起頭來看著我，臉色十分嚴肅，開玩笑的階段已經結束。我最壞的想法是，是否巴利身上也帶了竊聽裝置？他們派赫克托來時是在他襯衫裡裝了竊聽器，結果就把赫克托搞得神經十分緊張。他們這次讓巴利來也可能會故伎重演。他當然不會願意這麼做的，但他們會向他施加壓力的。我是他們要對付的。

　　「這麼說你到這裡來是為了尋找那位先生的材料來了？」他說。

　　「我想可能是的。」

　　「你找到了些什麼呢？」

　　「你在表演啞劇嗎？公司出了什麼事了？是不是想報復人？你們是不是在跟蹤我？」

　　他仔細掂量一下這句話的分量，這時他很快地喝了一口咖啡。「這咖啡可真難喝。」他說道，差點兒把那口咖啡吐掉。

　　「至少它還是熱的。」

　　「關於克萊爾我很抱歉。」

　　「謝謝，不過我現在不想談這件事。」

　　「有份檔案丟了，邁克爾。大家都認為與你有關。」

　　「有誰知道你到這兒來了？」

　　「我妻子。」

　　「是公司派你來的？」

　　「絕對不是。」

　　我相信他。他同我成為朋友已有七年了，有些時候我們還相當密切。儘管我們總是很忙，幾乎沒有時間敘友誼。

　　「他們為什麼都會認為與我有關呢？」

　　「這份檔案與那位先生有關。你曾去過錢斯那裡，並要看這份檔案。有人在夜裡看見你，去了他的辦公室，後來那份檔案就不見了。而且有證據表明有人給了你幾把你不應該有的鑰匙。」

　　「就這些嗎？」

　　「此外還有指紋。」

　　「指紋？」我問道，顯出十分驚訝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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