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民律師(17)_約翰·格裡森姆

一七

　　我沒有聞到什麼令人噁心的味，只是感到她頭上的蝨子肯定已爬到了我的頭上，我的好朋友莫迪凱回來了，他打開一盞燈。「多麼可愛。」他說。

　　「有尿布嗎？」我輕聲地問他。

　　「大便還是小便？」他十分高興地問道，說著走向一個櫃櫥。

　　「我也不知道，趕快點兒吧！」

　　他取出一包棉紙尿布，我把孩子交給他，我發現我夾克衫的左肩處已有一片濕跡。他十分熟練地把孩子放在切菜板上，拿出尿濕的尿布，把她擦乾淨，又換上新的尿布，然後又交還給我，「好啦，」他驕傲地說，「又是一個乾乾淨淨的娃娃啦。」

　　「你念法學院時老師沒教過你這些事吧？」我接過孩子，問他道。

　　我抱著她在地上走來走去將近一個小時，直到她又睡著為止。我用我的夾克衫包著她，輕輕地把她放到她母親和奧塔裡歐中問。

　　已經淩晨三點鐘了。這是週六，我得回去了。我建立起這種意識才剛剛不到一天，我也只能做到這樣。莫迪凱陪我走到街上，感謝我來幫忙，他連外衣也沒穿一直送我出來。我的汽車仍然停在我停車的地方，只是上面又覆蓋上了一層雪。

　　他一直站在教堂的門口，目送我開車上路。

　　自從我在星期二與那位先生遭遇以來，我沒有為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幹過一小時的工作。五年來，我平均每月都幹二百個小時，這就意味著一周工作六天，每天八個小時，這樣還餘幾個小時。沒有一天是白白浪費掉的，沒有幾個珍貴的小時是白乾的。如果我落了後，當然這種情況很少發生，那麼在週六甚至周日都加班十二個小時，如果我沒有落後，週六也一般要工作七八個小時，有時還可能搭上個把星期天。難怪克萊爾要去醫學院學習呢。

　　當星期六的一大清早我在臥室呆望著天花板時，我幾乎癱瘓了一樣，一動也不能動。我不想去辦公室了。我聯想都不願去想，我怕見到波利留在我辦公桌上乾乾淨淨的一遝粉紅色的紙箋上的電話留言，上層開會的備忘錄，以及對我健康情況的問候，那些碎嘴子們的閒談，當然也有來自朋友的真誠的問候與關心。而我最害怕的還是工作。反托拉斯的案子是又費時又艱巨的，檔案材料非常厚，都得用盒子來裝，而又全不得要領。一個億萬財產的公司同另一個億萬財產的公司爭鬥，有上百名律師捲入，而且都要機械地形成文件。

　　我承認，我從未熱愛過這項工作，這是通向死亡的途徑。如果我沒命地幹，成為一名專家，有一定專長，那麼我很快就會成為搶手貨，那可能會是稅法、勞動或訴訟方面律師，誰還會愛做反托拉斯律師呢？

　　我全憑意志力從床上爬起來，又沖了淋浴。

　　早餐是一邊開車一邊吃的，羊角麵包是從M大街麵包店買來的，還有一杯濃濃的咖啡。這時我告誡自己不要為這些問題來苦惱自己，我有吃飯而不感到負罪的權利，不過這時食物對我已不很重要了。

　　廣播說今天最高溫度將是華氏二十度，低溫是零度，一周之內不會再下雪。

　　我走過大樓的大廳，沒有碰到一個人同我打招呼。當我邁進電梯時，信息部門的一個叫布魯斯的人也進了電梯，他鄭重其事地向我問好：「你好嗎，夥計？」

　　「好，你呢？」我也問候他。

　　「好，你看，我們都給你鼓勁，別洩氣！」

　　我點點頭，好像他的支持十分關鍵，謝天謝地，他在二樓就下去了。但臨走出電梯前還是親昵地在我肩上拍了拍。讓他們見鬼去吧，布魯斯。

　　我就像一件被損壞的物品，在我走過戴維爾太太的桌前和會議室時，我的腳步放慢了，我走過大理石地面的走廊，來到我的辦公室，一屁股坐在皮轉椅上，渾身一點力氣也沒有。

　　波利留電話信息條有幾種方式，如果是我願意回電話的，而且碰巧也是她希望我回電話的信息，她就在我電話機旁留下一兩張字條。如果是我不願意回電話的，而且也是她不高興讓我回話的信息，則把這些字條並排地擺放在我桌子的一角上，一片粉紅色的紙條，按時間順序排列著。

　　我一查共有三十九張字條，其中有幾個是緊急的，有幾個是上司來的，魯道夫顯得特別生氣，這從波利的筆跡上可以看得出來。我一邊揀起這一個個字條，一邊慢慢地讀著，然後再放到旁邊。我決定靜靜地把咖啡喝完，然後再處理這些電話，所以我雙手捧著咖啡杯，坐在辦公桌旁慢慢地享用，目光茫然，正在這時魯道夫走了進來。

　　一定有人給他打電話通風報了信，也許是負責監視的幫辦，也許是在電梯裡遇到的那個叫布魯斯的。也許是整個公司的人都十分警覺，不，他們都忙得很。

　　「嗨，你好，邁克。」他的聲音十分清脆，他坐下來，蹺起二郎腿，開始一本正經的談話。

　　「嗨，魯迪。」我說。這是我第一次當面叫他魯迪，平時總是叫魯道夫。除了他的現任妻子和他父母叫他魯迪，再也沒有人這樣稱呼他了。

　　「你這兩天到哪兒去了？」他問道，但語氣裡絲毫沒有同情的意味。

　　「孟菲斯。」

　　「孟菲斯？」

　　「是的，我需要看看父母。另外，家庭的精神病醫生也在那裡。」

　　「精神病醫生？」

　　「是的，他觀察了我兩天。」

　　「觀察你？」

　　「是的，就在鋪著波斯地毯的漂亮的屋子裡，每天都有鮭魚吃，一天要付一千美元。」

　　「兩天？你在那裡呆了兩天？」

　　「是的。」這個謊言沒有讓我感到不安，我也沒有感到有什麼不好。公司是十分嚴格的，有時甚至是很無情的。我做好了受魯道夫一頓訓斥的思想準備。他手中會有從執行委員會拿到的解雇通知單，他也可能會在離開我辦公室幾分鐘後向上寫一份報告。如果我要和他緩和下來，那份報告的措辭就不會很嚴厲，上司的態度也會緩和下來。這樣生活就會輕鬆些，起碼在一定時期內是這樣的。

　　「你該給公司打個電話告訴一聲。」他說，但語氣已不那麼嚴厲。

　　「你看，魯道夫，我被關到小屋裡，連電話都沒有。」我的語氣裡帶著點氣惱，這樣會得到他的同情和理解。

　　過了一會他又問：「你沒事吧？」

　　「我沒事。」

　　「真的沒事嗎？」

　　「精神病醫生說我沒事。」

　　「百分之百？」

　　「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沒事，魯道夫，我只是需要休息一下，僅此而已。現在沒事了，又可以開足馬力地工作了。」

　　這正是魯道夫所希望聽到的。他笑了也放心多了，說道：「我們的任務太多了。」

　　「我知道，我馬上就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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