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民律師(6)_約翰·格裡森姆

六

　　「那裡的食物可以帶出去吃嗎？」魯道夫問道，他的聲調可以聽得出有些懷疑，這聲音從揚聲器中傳出，在屋裡回蕩著。

　　「魯道夫，你照辦就是！」我向他吼道，「要夠十個人吃的。」那位先生叫我把電話掛上，接著又叫我接通。

　　我可以看到我的四個朋友和一群警察穿過交通高峰期的城市，屈尊去完成一個小小的使命，在那裡那些衣衫襤褸的流浪者在低頭喝著湯，對他們的到來感到納悶，不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要十份濃湯，外加麵包。

　　那位先生又聽到直升飛機的聲音時再一次來到窗前，他向外窺探，又向後退了一步，手撚著鬍鬚，捉摸著形勢。他們要採取什麼樣的行動還需要動用直升機呢？可能是為了運送傷員吧？

　　烏姆斯特德一個小時以來就一直坐立不安，這讓拉夫特和馬拉穆德十分不舒服，因為他被捆在這兩人之間，手腕連著手腕。他最後終於受不了了。

　　「唔，先生，對不起，我實在不得已，我得去男生屋。」①

　　①男生屋，原文是boys』room，學生用語，即男廁所，由men』s room變化而來。

　　那位先生仍然手撚鬍鬚：「男生屋？什麼是男生屋？」

　　「我要撒尿，先生。」烏姆斯特德說，樣子真像個小學三年級的學生，「我實在憋不住了。」

　　那位先生環視一下房間，發現咖啡桌上有一隻瓷花瓶，又把槍一揮，命令我給他鬆綁。

　　「這就是男生屋。」那位先生說。

　　烏姆斯特德把花從瓶中拿出去，背朝著我們開始撒尿，時間可夠長的，我們這時低頭看著地板，他終於尿完了。這時那位先生又叫我們把會議桌挪靠窗子。這個會議桌有二十英尺長，是堅硬的核桃木制的。這個公司的家具都是這種質量的，我和烏姆斯特德一人把一頭，其餘人在一側一起一點一點地向前移動這個大桌子，直到先生喊聲停，我們才住手，我們一共向前移了六英尺。他又命令我只把馬拉穆德和拉夫特綁在一起，而沒有綁烏姆斯特德。我怎麼也不明白他為什麼這麼做。

　　接著他讓那個連在一起的七個人坐在桌子上，背靠著牆。沒有人敢問為什麼，但我估計他是需要一個屏障以防神槍手的射擊。後來我才知道警察已經派狙擊手悄悄地爬上鄰樓，大概先生已發現了他們。

　　在站了五個小時之後，拉夫特和這一夥人終於可以坐了下來。烏姆斯特德和我可以坐在椅子上，而那位先生拿了一把椅子在桌子的一端坐下。我們就這樣等候著。

　　流浪生活一定能教會一個人有耐性。他長時間地靜靜地坐在那裡好像心滿意足的樣子，雙眼隱在太陽鏡的後面，頭一動不動。

　　「有誰曾把付不起房租的人趕出去過？」他無所指地含糊地問了一句，可等了一會兒見沒有人回答，又問了一遍。

　　我們面面相覷，困惑不解，我們中間似乎沒有他所說的那種情況。他似乎在盯著桌子上的某處，就離克爾伯恩的腳不遠。

　　「你們不僅對無家可歸的人毫不關心，而且還把他們趕到街頭上去。」

　　我們只好點點頭，就像按同一個樂譜唱歌一樣。就是他用再難聽的話來說我們，我們也會領受的。

　　在七點差幾分的時候，我們要的外賣已經到了。敲門聲很響。那位先生又叫我打個電話警告警察說，只要他看到或聽見外面有人，他就殺死我們當中的一人。我十分謹慎地向魯道夫把這一警告做了傳達，我並且告訴他不要企圖採取救援活動，我們正在談判。

　　魯道夫說他明白。

　　烏姆斯特德走到門旁，打開門，然後等著那位先生髮指示。先生就在他身後，槍口離烏姆斯特德的頭不超過一英尺。

　　「慢慢地打開門。」先生說。

　　我在先生身後幾英尺處站著，門開了。食物是放在一個小推車上面的，就是我們律師專職助手拉我們收集的大量材料的那種小車。我可以看到四個大塑料盒的湯還有一個牛皮紙袋子，裡面裝的麵包。我想知道有沒有喝的東西，我們始終沒有發現。

　　烏姆斯特德邁出走廊一步去拉車，正要向回拉時，突然「砰」的一聲槍響，在會議室裡聽起來特別響。原來一個警察神槍手就躲在戴維爾太太那張辦公桌的背後，離會議室有四十英尺遠，但他對他要找的目標卻看得一清二楚。當烏姆斯特德低頭去拉車時，那位先生的頭在瞬間暴露給他，那位神槍手就一下子把它打開了花。

　　那位先生身子向後一仰，連一聲都沒吭就倒下了，我的臉上立刻濺滿了血和粘液。我還以為我也被擊中了，我記得我當時痛得驚叫了一聲。烏姆斯特德在大廳裡也叫喊起來。原來在桌子上的那七個人都像遭訓斥的狗一樣從桌子上爬了下來，其中一半人拖著另一半人，叫喊著向門口沖去。我跪在地上，緊閉雙眼等候炸藥的爆炸，接著我又逃向另外的一扇門，逃離那具殘缺不全的屍體。我打開了鎖，把門撞開，當我最後看那位先生時，他還在一塊十分貴重的東方地毯上抽搐著。他的手攤放在兩側，根本不在紅色導火索旁邊了。

　　這時門廳裡擠滿了警察，都戴著嚇人的頭盔，穿著厚厚的坎肩，又有幾十個人，都貓著腰，匆匆趕到。他們讓人分不清誰是誰，他們把我們連攙帶架穿過接待大廳，直奔電梯。

　　「你受傷了嗎？」他們問我。

　　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受傷沒有。我的臉上和襯衣上都是血，而那種粘稠的液體後來醫生說是腦漿。

　　我們的家人和朋友都在一樓等候，他們儘量呆在離那位先生遠一些的地方。辦公室和門廊裡擠滿了我們的同事和熟人，有好幾十人，都在等候著我們獲救，當他們看到我們時，只聽得一片歡呼聲。

　　因為我渾身是血，他們把我送到地下室的一個小健身房裡。這個小健身房也是我們公司的，但這些律師們從來不用它。因為我們太忙了，幾乎沒有時間來鍛煉，如果發現誰還有閒工夫，准得又派上更多的活兒。

　　醫生立刻把我包圍了，我的妻子卻不在其中。我向他們解釋說這血不是我的，他們立刻松了口氣，所以先給我做了一個常規檢查。血壓有些上升，脈搏快得厲害，他們給我服了一片藥。

　　我真想洗個淋浴。他們卻把我放在一張桌子上，讓我躺下觀察我的血壓。「我是不是要休克？」我問道。

　　「恐怕不會。」

　　我真有一種要休克的感覺，克萊爾到哪兒去了？整整六個小時我就在槍口下度過的，生命隨時受著威脅，而她竟不肯像其他人的家屬那樣在這裡等候。

　　淋浴的水很熱，我洗了很長時間，我用香波把頭洗了三遍，然後站在那裡一動不動，讓水沖刷著我。時間好像凝固了。什麼都不重要了。我還活著，我還在呼吸，身上還散發著熱量。

　　我換上了一身別人的運動服，衣服太大了些。接著我又回到桌子那兒去再做一次血壓檢查。我的秘書波利走了進來，久久地擁抱著我。這時我真是渴望這種擁抱。她的兩眼充滿淚水。

　　「克萊爾在哪兒？」我問她。

　　「她在當班候診，我一直在打電話給醫院。」

　　波利心裡明白，我們的婚姻已不會持續很久了。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