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夥人(84)_約翰·格裡森姆

八四

　　他們聽了四遍才罷休。6點鐘，他們從附近的一家熟食店訂了晚餐。

　　一直到7點，帕特裡克才得以離開。

　　他們用餐時，馬斯特詳細介紹了一些比較重要的書面材料，宣讀了聯邦的幾項有關法律。由於磁帶已經錄下了活生生的罪證，沒有人對阿曆西亞等人的陰謀提出懷疑．8點半，聯邦大陪審團一致同意控告本尼·阿曆西亞、查爾斯·博根、杜格·維特拉諾、吉米·哈瓦拉克和伊桑·拉普利犯有詐騙罪。如果罪名成立，各人將被判處10年以下的徒刑和50萬美元以下的罰款。

　　參議員哈裡斯·奈暫時沒被列在指控的範圍之內。這是出於策略上的考慮。斯普羅林、傑恩斯、馬斯特的計劃是，先抓小魚，再迫使他們做交易，招供出大魚。因為拉普利和哈瓦拉克與查爾斯·博根有矛盾，他們將首先向這兩人進攻。

　　9點，聯邦大陪審團休會。馬斯特同聯邦執法官會晤，佈置明天一早的逮捕事宜。傑思斯和斯普羅林則乘坐新奧爾良的晚班飛機返日華盛頓。

　　「我來該法律事務所後不久，曾辦過一個車禍的案子。事故地點在斯通縣境內的49號公路，靠近威金斯。我們的委託人沿公路朝北行駛時，剛好一輛平板卡車從縣級公路開出來，與他們的汽車對撞。事故是嚴重的。他們一家三口，丈夫當場喪命，妻子受了重傷，坐在後面的孩子也斷了腿。那輛平板卡車隸矚一家造紙公司，在保險公司投了重保，所以這個案子是有潛力的。該法律事務所把它交給了我。由於我新來乍到，幹得很賣力。顯然．事故責任在那輛平板卡車，但是它的司機沒有受傷，聲稱我們委託人的汽車超速。於是當時的實際車速是多少，就成了辦案的關鍵。我方事故分析專家認為是每小時60英里。這個速度不能說是太快的。49號公路限定時速在55英里之內，但實際上每個人行車都至少超過60英里。

　　當時我的委託人是去傑克遜走親訪友，用不著那麼匆忙。

　　「而那輛平板卡車投保的保險公司所雇請的事故分析人認為，當時的實際車速是每小時75英里。

　　這種分析當然對我們極為不利。任何陪審團都會對超過規定車速20英里皺眉頭的。我們找到了現場第二個或第三個目擊者作證人。他是個老頭，名叫克洛維斯·古德曼，一隻眼睛完全失明。」。

　　「另一隻眼睛怎麼樣？」桑迪間。

　　「還能看東西，但視力多少受影響。他依然在開車。那天他駕駛著1968年出廠的雪佛蘭牌輕型貨車在公路上行進時，我們委託人的汽車從旁邊超了車。

　　然後，等他翻過下一個坡，正好看見事故發生。克洛維斯是個心腸很軟的老頭。他一人獨居，親屬多年沒有來往。這場可怕的事故令他大為震驚。他想幫助受害者，後來見插不上手，就離開了。回家後他未對任何人提起這件事。他心裡一直是忐忑不安。後來他告訴我，整整一星期他沒睡好覺。

　　「當時，我們聽說後面又來了幾輛車，其中一位車主還錄下了事故現常救護車、警車、消防車都來了。交通堵塞，車輛排成了長龍。人們感到厭煩。嘿，這一切全錄了下來。於是我們借來了錄像帶。一位律師助理反復觀看，記下了畫面上所有的汽車牌照號碼。然後他據此找到車主，看其中有無證人。正是這樣，我們找到了克洛維斯。他說，事實上他目擊了車禍發生，但是一談就噁心。我問能不能去他家拜訪，他說可以。

　　「克洛維斯住在威金斯郊區一幢很小的木板房裡，這幢房子是戰前他和妻子蓋起來的。他的妻子死了多年，唯一的孩子也是這樣。那是個不爭氣的兒子。他有兩個孫輩。一個住在加州，另一個住在哈蒂斯堡附近。兩人都和他很久沒有見面。這些情況我是在和他的閒談中獲知的。克洛維斯是個孤寡老頭，開始免不了要發幾句牢騷，好像他不相信律師，不願浪費時間似的。但是坐了一些時候，他就給我燒水沖咖啡，吐露家庭秘密。我們坐在他家陽臺的搖椅上，天南海北地亂扯，就是不談那場車禍。幸虧那天是星期六，我賠得起時間，不用擔心辦公室有事。他很健談，大蕭條時期、戰爭，都是他喜歡談的話題。談了幾個小時後，我忍不住提起那場車禍，他頓時不吭聲了，現出痛苦的樣子。他輕聲告訴我，他還是一想起這件事就噁心。他知道一些重要情況，但眼下說不出口。

　　我問死者的汽車從他的卡車旁邊駛過時，他的車速是多少。他說自己開車以來不會超過每小時50英里。我要求他對死者的車速作個估計，他只是搖搖頭。

　　「兩天之後，我又順道去拜訪他。那時已到了下午時分，我再次和他坐在陽臺，聽他講戰爭年代的故事。不一會到了6點鐘，他說餓了，進而說喜歡吃的魚，問我有沒有興趣與他一道用晚餐。我那時單身一人，毫無牽掛，就和他走了。當然我開車，他在旁邊吹牛。6元錢一條的炸站魚，我們要了一大盤。克洛維斯細吞慢嚼，鼻尖幾乎埋進的魚堆。賬單來了，他裝作沒看見似的。它放在桌上足足過了10分鐘。他不停地吃油炸玉米，不停地說話。我心想要是能讓克洛維斯出庭作證，花點錢也應該。終於我們離開了。在驅車返回他家的途中，他說需要喝杯啤酒，好繼續同我交談。當時我們正好在一家鄉村商店附近。我停了車，他一動不動。於是我又掏錢買了啤酒。我們一邊喝著啤酒一邊趕路。他說希望帶我到他童年生活的地方去看看。那裡並不遠，他對我說。我們驅車走了一條縣級公路又一條縣級公路。20分鐘之後，我已迷失了方向。似乎克洛維斯對這一帶也不很熟。他說還需要喝啤酒，目的依舊是為了同我交談。我向那家商店裡的人問了路，兩人又上路了。他忽而指指這裡，忽而指指那裡。終於我們找到了漢考克縣尼開期克羅辛鎮。剛喘口氣，他讓我把車掉頭，說這裡不像他的童年生長地。於是我又買啤酒，又向商店裡的人問路。

　　「快到他家時，我重新找到了方向。我開始請他回答有關車禍的提問。他說現在談這事他還會覺得難受。我扶他進屋，他霍地倒在沙發上，旋即鼾聲大作。此時差不多是半夜。就這樣，我陪他過了一個來月，時而坐在陽臺的搖椅上，時而去吃炸站魚，時而去公路兜風。那家保險公司的賠償最多可達200萬美元。我們付出這些代價是完全值得的。到這時克洛維斯的證詞變得更加重要，不過他本人尚未意識到這一點。他讓我放心，眼下尚未有別人向他打聽車禍的情況，因而我必須搶在保險公司的人之前從他那裡把情況摸清。」

　　「他過了多久才把情況告訴你？」桑迪問。

　　「大概四五個月。終於，我開始催他回答我的提問了。我告訴他，那場官司已到了關鍵時刻，非得向他打聽車禍發生的情況。他說樂意回答我的提問。我問他，我們委託人的汽車從他的卡車旁邊駛過時，車速是多少。他說肯定是很快的。因為車裡的人血流滿面，修不忍睹，尤其是那個孩子。說到這裡，他已經淚水盈眶。過了幾分鐘，我又問：『克洛維斯，那輛汽車從你的卡車旁邊駛過時，車速究竟是多少？』他說肯定要幫那一家子。我說那一家子肯定要對此感激不荊然後他盯著我的眼睛，說：『你認為車速是多少？』「我說，依我看車速是每小時55英里左右。克洛維斯說：『那麼就是你說的這個數，每小時55英里。』」

　　我開車的時速是50英里，他們比我快一點。「我們上了法庭。克洛維斯·古德曼極其出色地作了證。他年齡大，地位低下，但思路敏捷，說話完全可信。陪審團沒有理睬一切憑空的事故分析，依據克洛維斯的證詞進行了裁決。那家保險公司賠償了230萬美元。」

　　「我們繼續來往。我為他立了遺囑。他的財產不多，僅有房子、6英畝地和7000美元存款。他希望在他死後，將變賣一切家產的錢捐獻給聯邦女兒會。遺囑裡沒有提到任何親屬的名字。加州的孫子已離開他20年。哈蒂斯堡的孫女自中學畢業後再也沒和他聯繫過。那時他收到過她一封邀請信，但他既沒有去也沒有守禮物。他幾乎不提及兩個孫輩。不過我知道，他渴望同自己的親人有某種聯繫。」

　　「他病了，生活不能自理，所以我送他進了威金斯的一個養老院。我賣掉了他的房子和農場，處理了他的一切財產問題。那時我是他唯一的朋友。我給他寄賀卡和禮物。每逢我去哈蒂斯堡或傑克遜，總要設法去看他。每月至少有一次我帶他去餐館吃炸站魚，然後在公路上兜鳳。幾杯啤酒一下肚，他就開始講述從前的故事。一天，我帶他去釣魚。我們兩人在船上呆了八個小時。我從沒那樣開心過。」

　　「1991年11月他患了肺炎，差點死去。這嚇壞了他。我們一道修改了他的遺囑。他要將一部分錢捐給當地教會，其餘的給聯邦女兒會。他選好了墓地，制定了安葬再直、我建議他加上一條，聲明如患不治之症，可任其良然死亡，不必再用人工辦法延續生命。他表示贊同，並堅持指定我為執行人，當然事先得和他的醫生商量。克洛維斯仇恨養老院，仇恨孤獨，仇恨生活。他說自己的心靈與上帝同在，樂意死去。

　　「1992年1月初，他的肺炎復發，而且日益嚴重。我將他轉到比洛克西的醫院，以便照顧他。我每天去醫院，是他的唯一探視人。他沒有其他的朋友，沒有親屬，沒有牧師，只有我。他的病情一天天惡化，顯然沒有生還的希望。慢慢地他陷入昏迷，再也沒有醒過來。醫生給他裝了呼吸器。大約過了一星期，醫生說他的大腦已經死亡了。於是我和三個醫生一塊兒讀了他遺囑的有關部分，拿掉了呼吸器。」

　　「那一天是什麼日子？」桑迪問。

　　「1992年2月6日。」

　　桑迪噓了口氣，緊閉眼睛。慢慢地搖頭。

　　炸彈，帕裡什就覺得非給我定什麼罪不可。要不然，就放過了我。」

　　「那麼你有什麼計劃？」

　　「很簡單。我們卸除帕裡什的壓力，讓他挽回面子。你去找克洛維斯的孫子和孫女，把事實真相告訴他，答應給他一些錢。他們一旦知道事實真相，當然有權合我毀屍罪。而且他們肯定也想這樣做。不過他們的控告起不了作用，因為老頭生前沒有得到他們的照顧。但是為了保險起見，還是要做好他們想控告的準備。我們打消他們的想法。我們私下同他們商量。他們為了錢會同意迫使帕裡什不提出起訴。」

　　「你真是個詭計多端的傢伙。」

　　「謝謝。我看這計劃沒有理由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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