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氣室(64)_約翰·格裡森姆

六四

　　「他們的地盤在哪兒？」

　　「在加以控制的地方。如果放手讓他們撒野，看看會發生什麼吧。犯罪、吸毒、愛滋病、私生子，社會的道德結構會全面崩潰。」

　　「那核擴散和殺手蜂怎麼解釋呢？」

　　「你聽明白我話裡的意思。」

　　「那基本權利，那些激進的觀念，像什麼選舉權、公廁使用權、餐館用餐權和飯店住房權，以及在居住、就業和受教育上不受歧視的權利怎麼保證呢？」

　　「你口氣跟埃迪一樣。」

　　「那好啊。」

　　「他高中快畢業時就是那樣滔滔不絕地談論非洲商所受的虐待有多麼嚴重。他十八歲那年就離開了家。」

　　「你想他嗎？」

　　「起初或許不想。我們常常吵架。他知道我是三K黨徒，討厭看見我。至少他是這麼說的。」

　　「所以你對三K黨比對你親生的兒子還想得多些？」

　　薩姆凝視著地板。亞當在律師用的拍紙簿上胡亂劃著。空調的轟鳴漸漸轉低，有一會兒似乎決定徹底停機。「他是個可愛的孩子，」薩姆輕聲說，「我們以前常去釣魚，那是我們倆共同的大事。我有一條舊船，我們在湖上釣鱸魚和鯿魚，有時還有歐洲鱸魚，一釣就是幾個小時。後來他長大了，不再喜歡我。他為我感到羞恥，這當然讓人傷心。他希望我改變，而我希望他像所有其他與他同齡的白人孩子一樣領會問題。在他上高中期間我們疏遠了，後來好像民權運動開始了，幹是我們之間的關係就徹底完了。」

　　「他參加那場運動了嗎？」

　　「沒有。他並不蠢。他或許在心裡是同情的，但從不在嘴上說。本地人還是別到處跟人家去說那些廢話的好。煽風點火不斷製造混亂的北方猶太人和激進分子已經夠多了。他們不需要別人幫忙。」

　　「他離家後幹什麼去了？」

　　「參軍。這是離開咱這小城，離開密西西比州最簡單的辦法。他走了三年，回來時帶了一個老婆。他們住在克蘭頓，我們幾乎見不著他們。他有時跟他母親聊聊天，跟我就沒什麼話說。在六十年代初期，黑人運動尚在起步階段。三K党的集會和活動非常頻繁，大部分都發生在我們南邊一帶。埃迪保持著超然立場。他沉默寡言，反正他從來話就不多。」

　　「接著我就出生了。」

　　「你出生時大概正趕上那三個民權分子失蹤。埃迪居然膽敢問我是否捲入此事。」

　　「你捲入了？」

　　「當然沒有。幾乎過了一年我才知道是什麼人幹的。」

　　「他們是三K黨，是不是？」

　　「是的。」

　　「那些小夥子被殺你高興嗎？」

　　「這到底跟一九九〇年的我和毒氣室有什麼關係？」

　　「你參與爆炸活動時埃迪知道嗎？」

　　「福特縣任何人都不知道。我們一直不是大活躍。就像我所說的，那些活動都發生在我們南邊一帶，在默裡迪恩附近。」

　　「那你是迫不及待跳進去的啦？」

　　「他們需要幫助。聯邦調查局的人滲透很深，幾乎任何人都不能信任。民權運動像滾雪球似地迅速發展。我們應該採取一些行動。我並不以此為恥。」

　　亞當微笑著搖搖頭。「但埃迪感到羞恥，不是嗎？」

　　「在克雷默爆炸發生之前埃迪對情況一無所知。」

　　「你為什麼把他扯進來？」

　　「我沒有！」

　　「你怎麼沒有！你告訴你老婆去找埃迪，讓他開車去克利夫蘭把你的車取回。做了這件事之後他便成了從犯。」

　　「我當時身在監獄，對吧。我嚇壞了。而且這事從來沒人知道，並沒有造成傷害。」

　　「埃迪也許不這樣想。」

　　「對，我不知道埃迪是怎麼想的。到我出獄時，他已經失蹤。你們全都走了。直到他母親的葬禮前我始終沒再見到他。他悄悄進來參加了葬禮，沒跟任何人講話又悄悄走掉了。」他用左手揩一下前額的皺紋，接著把手指插進油膩的頭髮裡。他面色黯然，亞當看見他瞥了一眼窗口，眼角似乎有些濕潤。「我最後一次看見埃迪是葬禮後在教堂外面他正要鑽進他的車裡。他匆匆忙忙。感覺告訴我，我從此再也見不到他了。他來這兒是因為他母親去世，我知道這是他最後一次回家。再沒有其他原因可以讓他回來。我當時站在教堂門前的臺階上，莉在我身旁，我們倆眼睜睜地看著他開車走了。我在那兒埋葬了我的妻子，同時眼看著我的兒子從此消失。」

　　「你設法找過他嗎？」

　　「沒有，沒真正找過。莉說她有個電話號碼，可我不想乞求誰。他顯然不希望跟我再有什麼聯繫，所以我也就不去打擾他了。我經常想起你，記得我曾跟你的祖母說要是能再見到你該有多好。不過我並不想花許多時間去查找你們的下落。」

　　「要找到我們可沒那麼容易。」

　　「跟我聽說的情況一樣。莉偶爾與埃迪通通話，然後她會轉告我。聽上去好像你們轉遍了加利福尼亞州。」

　　「十二年裡我上了六所學校。」

　　「那是怎麼回事？他這是幹什麼？」

　　「多方面的問題。有時是他失了業，我們因為付不起房租而搬家。有時是母親找到了一份工作，因而我們只好搬往另一個地方。還有時是爸爸不知為了什麼原因對我的學校大為不滿，於是非讓我轉學不可。」

　　「他都幹些什麼工作？」

　　「他一度在郵局工作，直到最後被解雇為止。他威脅要告他們，有很長一段時間他堅持與郵政系統為敵。他找不到律師代理他的案子，所以就寫信罵他們。他始終有一張小書桌，上面放一台舊打字機，還有好幾抽屜的文件，那是他最珍視的財產。每次我們搬家，他都極小心地照料他的辦公室，他就這樣稱呼自己的書桌。他對其他的東西都不在乎，反正也沒多少東西，但他卻不惜以生命保護他的辦公室。我還記得許多夜晚我躺在床上努力讓自己入睡，卻聽見那台該死的打字機整夜整夜地敲個沒完。他恨那個聯邦政府。」

　　「到底是我的兒子。」

　　「但我認為你們恨的理由不同。有一年國內稅務局找上了他，這事我一直覺得納悶，因為他掙的錢數都夠不上交三塊錢的稅。總之他為此而向國內稅務局宣戰，他就是這麼說的，而且這場戰爭一打就是好多年。有一年加利福尼亞州政府因為他沒有換新照而把他的駕駛執照吊銷，這一做法是對種種公民權以及人權的侵犯。兩年時間裡母親不得不開車接送他，直到他向那些官僚投降為止。他老是在給州長、總統、合眾國的參議員眾議員以及任何一個擁有辦公室和一班工作人員的政府官員寫信。他動不動就大興干戈，他們如果給他回信他就宣稱自己取得了一次小小的勝利。他保存每封來信。有一次他跟隔壁鄰居幹了一場，起因似乎與一條陌生的狗在我家臺階上撒尿有關，他們倆隔著灌木樹籬互相破口大駡。他們越吵越凶，嘴上搬出的朋友的來頭也越來越大，後來雙雙都說只要幾分鐘就能打電話召來各種了不起的人物立即嚴懲對方。爸爸這時飛奔回屋，不出幾秒鐘就抱著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的十三封信返回接著吵。他大聲數著這些信件，還把信湊到鄰居的鼻子底下晃動，那個可憐的傢伙一下就癟了。這一仗到此結束。從此也沒再發生過狗來我家臺階撒尿的事。當然，那些信每封都是客氣地請他不要再來打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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