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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


  拒絕唐尼·雷的要求,大利公司必然是早有預謀。他們很可能還拒絕過成千上萬類似的要求。我們一定要解開謎團,揭露他們的陰謀。

  在作了周密的思考並和我的事務所的成員充分討論之後,我決定首先錄取大利公司總裁M.威爾福·基利的證詞。我想拿這個最大的頭目開刀,然後拾級而下。他56歲,精神抖擻,一臉熱情的微笑,即使對我,也是眉開眼笑。他一本正經地感謝我,讓他第一個作證,因為他正心急火燎,想儘快返回總部,處理他的公務。

  第一個小時,我一直在旁敲側擊。我坐在桌子一側,上穿法蘭絨襯衫,下著牛仔褲,腳穿白色短襪和一雙平底船鞋,跟我對面全身一抹黑那嚴肅的色彩,是很好的對比。戴克說我這樣打扮,是故意不敬。

  錄取證詞進行了兩小時後,基利交給我一份財務報表,我們對錢的問題談了一會。戴克對財務報表鑽研了一番,接著便向我提供一個又一個問題。德拉蒙德和他的3位夥計雖然也相互傳遞了幾張條子,但臉上的表情卻是十足的膩煩。基普勒在隔壁庭上主持申請日。

  基利知道,目前在其他地區還有幾件起訴大利公司的案子等待審理。我們就此談了片刻,談了當事人的姓名、受理的法庭、別的律師的情況和類似的事實。這些案子的律師,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要他出面作證。我要儘快和起訴大利公司的別的律師取得聯繫,我們可以一起比較各自的文件和庭審時各自的戰略戰術。

  在保險公司的經營當中,最有吸引力的絕對不是出售保單和處理索賠這種單調的業務,而是收取保險費和投資。基利精通投資業務,他說他就是從那兒開始一步一步爬到今天這樣的位置的。對理賠他知至極少。

  這次取證的費用由對方支付,我盡可以不急不忙。我問了許多毫無意義的問題,只是在黑暗中盲目地搜索和射擊。德拉蒙德看上去已感到無聊至極,有時候還露出沮喪的神情,但那本教人使用拖延戰術進行長時間取證的書是他自己寫的,更何況他的計時器也一直在轉動。他當然想偶爾做出一點反對的表示,但他明白我會立即跑到隔壁庭上向基普勒法官打上一份小報告,而法官就會做出對我有利的裁決,給他一頓訓斥。

  下午又問了成百個問題。到5點半結束的時候,我已筋疲力盡。而基利臉上的微笑,在吃好中飯以後便早已消失得一乾二淨,但他決心和我周旋到底。他又一次對我表示感謝,謝謝我讓他第一個結束,謝謝我不再向他提出更多的問題。他已經趕回克利夫蘭。

  取證的速度在星期二稍稍加快了一點,部分是因為我已經懶得再浪費時間,同時也因為幾個證人要麼知之甚少,要麼就是已經忘記。我從負責理賠部的副總裁埃夫雷特·洛夫金開始。除非是直截了當的問題,否則他決不輕易吐出一個詞。我讓他看了一些文件;上午過去了一半,他才終於承認,大利公司有一種名叫「後理賠保險」的政策。這種政策令人作嘔,卻並不違法。在一個投保人提出理賠申請時,最初處理其申請的理賠員便向他索取在此以前5年的醫療記錄。在我們這樁案子裡,大利公司是從布萊克家的家庭醫生那裡得到的病歷,這位醫生5年前曾為唐尼·雷醫治過嚴重的流感。申請理賠時,多特沒有填流感,儘管流感和白血病沒有任何關連,但大利公司卻以他保險之前患過流感這一事實,作為最初拒賠的根據。

  我聽到這個地方,不由得直想對他來一番窮追猛打。這不費吹灰之力,但並不明智。庭審時洛夫金將當庭作證,最佳的辦法是等到那時再向他提出激烈的質詢。有些律師喜歡在錄取證詞時就打出王牌,追根究底,但根據我的豐富經驗,我知道應該把最有力的材料抖給陪審團。實際上,這並不是我的發明,而是從一本書裡撿來的。而且,這也是喬納森·萊克慣用的戰略。

  負責保險部的副總裁柯密特·阿爾迪,像洛夫金一樣沉默不語,含糊其辭。保險部負責接受和審查代理人的申請,最終決定是否發售保單。案頭工作量很大,報酬卻不多,阿爾迪負責這個部,看來非常合適。我用了不到兩小時,就輕輕鬆松地打發了他,而且沒有在他身上留下任何傷口。

  佈雷福德·巴恩斯是管理部副總裁。我差不多化了一小時,才弄清楚他的職責範圍。這是星期三的早晨。這些人令我討厭。看到6英尺以外坐在桌子對面來自特倫特與布倫特事務所的那幾張熟面孔,我就想吐。他們老是穿著那一身該死的黑西裝,臉上那陰沉沉的冷笑幾個月來一成不變。我甚至鄙視法院書記官。巴恩斯對任何事都是一問三不知。我前進一步,他就向後縮兩步,我連一根汗毛也沒傷著他。將來開庭時不讓他作證了,他對情況一無所知。

  星期三下午,我召來了最後一名證人理查德·佩洛特。這位高級理賠監理給布萊克家至少寫過兩封拒賠的信。星期一上午以來,他一直坐在走廊上等待,所以現在對我已是恨之入骨。我剛問了幾個問題,他就不止一次地朝我大聲吼叫,而這反倒使我幹勁倍增。我向他出示了他的大作,氣氛頓時緊張起來。骨髓移植只不過處於試驗階段,決不能認真地把它看做一種醫療方法。這就是他的觀點,也是大利公司目前仍然堅持的觀點。但他有一次拒賠時提出的理由是:唐尼·雷隱瞞了投保前曾經患過的一種疾病。他把這歸罪於別人,說是那人一時的疏忽。他是一個謊話連篇的混蛋,我打定主意要給他一點顏色。我把一堆文件拿到面前,一份一份讓他看。我逼著他一一做出解釋,一一承擔責任。他畢竟是傑基·萊曼西支克的上司,而且她現在又已失蹤。他說她可能已遷回老家,現在在印第安納州南部的一個什麼地方。我不時就她的離職提出尖銳問題,這使他非常生氣。更多的文件。更多的推卸責任,委過他人。我毫不手軟。我可以在任何時候提出任何問題,打得他措手不及。我向他不停地猛烈開火。4小時後,他請求暫停。

  星期三晚上7點30分,我們錄完了佩洛特的證詞;對公司雇員的取證宣告結束。前後3天,17小時,證詞可能超過1000頁。和其他文件一樣,這些證詞我也必須看它十幾遍。

  在他的夥計們把文件塞進公文包時,列奧·F.德拉蒙德把我拉到一邊。「你幹得很出色,魯迪,」他低聲說,仿佛我的表現確實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他並不想對此大肆聲張。

  「謝謝。」

  他呼吸沉重。我們都已經非常疲憊,再也不願繼續瞪著對方。

  「那麼,我們還有誰的證詞需要錄呀?」

  「我是沒有了,」我說。我確實是想不出需要再錄取誰的證詞了。

  「科德醫生不錄了嗎?」

  「他將出庭作證。」

  他吃了一驚。他仔細地打量著我。毫無疑問,他難以理解我怎麼出得起這筆昂貴的費用,請醫生在陪審團面前現場作證。

  「他準備說些什麼呢?」

  「隆·布萊克的骨髓和他的孿生兄弟完全匹配。骨髓移植是一種常規療法。唐尼·雷的生命本來可以挽救,是你的委託人殺害了他。」

  他聽了這番話,依然心平氣和,顯然不覺得驚訝。

  「我們或許要取他的證詞。」

  「一小時5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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