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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


  我幹嗎提這件事,提出資格考試,我等於自己在屁股上踢上一腳。「當然。」我皺著眉頭說。

  昨天晚上躺在帆布吊床裡的時候,我還夢想交上一點好運,可以不再去聖彼得醫院。可現在,我卻奉命成了那裡的常駐代表啦!

  光顧過我的房間的那兩位警察,出現在布魯索面前,請他恩准對我進行審問。我們四人圍著辦公室角落裡的一張小圓桌坐下。桌子中間放著兩台錄音機,磁帶盤都已開始轉動。

  審問很快就變得令人犯膩。我重複著第一次看到這兩個小丑時就說過的那些話,而他們則把大量時間花在芝麻綠豆上炒冷飯,企圖逼得我在毫無意義的細節上自相矛盾——「記得你說過穿的是件海軍藍的襯衫,可你現在卻說藍襯衫啦。」——但我講的絕對是事實,我本來就沒有什麼需要隱瞞嘛。磨了1個小時,他們似乎意識到我不是他們要找的人了。

  布魯索聽得很不耐煩,一再叫他們別老在原地踏步。他們也聽他的話,但只有一會兒。我毫不懷疑,這兩個警察害怕布魯索。

  他們最後終於走了,布魯索說事情到此為止。我不再真的是個嫌疑犯,那兩個警察來此只是為了擦乾自己的屁股而已。他明晨跟他們的頭兒打個招呼,讓他把這件事徹底了結。

  我謝了謝他。他給了我一隻巴掌大的大哥大。「隨時都要帶在身邊,」他說。「特別是準備資格考試的時候。我一想找你就必須立刻找到你。」我手上那個大哥大突然變得沉重了,通過它,我一天24小時,都要聽憑他那異想天開的念頭支配。

  他打發我回自己的辦公室。

  我回到靠近整形外科病區的那個餐廳時,已經做出了一個嚴肅認真的決定:躲在角落裡複習我的材料,把那該死的大哥大放在手邊,但對周圍的人則視而不見。

  這兒的飯菜還可以。在大學食堂裡吃了7年以後,吃什麼東西都會津津有味。我買3個甜椒奶酪三明治和一袋油炸土豆條。靠牆坐在角落裡,面前的桌子上攤著資格考試的複習材料。

  我一邊狼吞虎嚥地吃著三明治,一邊打量別的食客。多數人穿著醫院的工作服,醫生們穿著消過毒的手術服,護士們穿著雪白的護士服,技術人員穿著在實驗室穿的茄克衫。他們三五成群地圍坐在一起,談論著我聞所未聞的疾病和治療的詳情。這些公認為關心健康、營養的人,吃的卻是差得不能再差的東西:炸土豆條、漢堡包、玉米片和比薩餅。我望著幾個擠在一起吃飯的年輕醫生,心裡想著:假如他們知道身旁坐著一位律師,一個正忙著準備通過資格考試以便將來有一天可以起訴他們的人,他們將會有何感慨?

  他們會不會在乎,我拿不准。我和他們有著同樣的光顧這個自助餐廳的權利。

  誰也沒有注意我。偶爾有個把病員扶著拐杖一跛一跛地走了進來,或者坐在輪椅上由人推著進來。我沒有發現有別的律師坐在旁邊,隨時準備撲向我。

  我在下午6時買了第一杯咖啡,不久就專心致志地把頭埋在合同和房地產這兩門課的複習材料之中。複習這兩門折磨人的課程,使我不僅又回想起在法學院讀一年級時的可怕情景。但拖拖拉拉拖到今天,已經無法再拖,我只有奮力向前。一小時後,我又去把咖啡杯加滿。顧客已經稀稀落落,我看見在餐廳的另一頭有兩個傷員坐在一起,兩個人身上都裹著許多繃帶和紗布。換了戴克,一定會迎面向他們走去,但我決不。

  又過了一陣,令我驚奇的是,我發現自己居然喜歡呆在這裡。這裡很安靜,又無人認識我,是個理想的讀書之地。咖啡味道不壞,而且把一杯重新加滿只收半價。遠離包娣小姐,我無需為體力勞動擔心。老闆叫我呆在這裡,雖然是要我站崗放哨尋覓獵物,但我賣力與否,他做夢也別想知道。再說呢他又沒有定下指標,規定我每週一定得簽下多少個委託合同。

  大哥大發出了一陣軟弱無力的嘟嘟聲。是布魯索打電話檢查來啦。運氣怎麼樣?不咋的,我說,一邊望著餐廳另一頭坐在輪椅上比著傷勢的那兩個歪腦袋斜脖子的傷員。他說他和警察局的頭兒已經談過,情況看來很不錯。他相信警察會尋找別的線索,查找別的嫌疑犯的。祝你釣魚開心!他哈哈一笑便掛斷電話。他准是要去尤吉酒家,和普林斯一起灌下幾杯烈酒。

  我又複習了1個小時,然後就離開餐廳,去8樓看丹·範·蘭德爾。他依然在忍受著疼痛的折磨,但並不反對和我交談。我把已經和對方的保險公司接觸,對方投保數額很大這一好消息告訴了他。我用戴克前不久對我說的話向他解釋道,他的案子一應條件齊備:責任明確(對方不折不扣是酒後開車),保險數額巨大,而且傷得很妙。所謂傷得很妙是指那些斷了的骨頭,有可能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發展成「永久性骨折」這種奇妙的狀態。

  丹吃力而又高興地笑了笑。他已經在計算可以得到多少賠償費啦。可是這個餡餅怎麼個分法,他還有得和布魯索討價還價呢。

  我跟他說了再見,答應明天再來探視。我已經奉命常駐醫院,我有足夠的條件探望我所有的客戶,向他們提供服務。

  我回到餐廳,在原來那個角落重新坐下。這時,餐廳裡又已經擠滿了顧客。方才去8樓時我攤在桌上的書沒有收起來,其中一本有著一個十分顯眼的名字:《伊爾頓法律評論》,引起了坐在隔壁桌上的幾位年輕醫生的注意。在我落座時,他們都用懷疑的目光打量我,而且都不約而同地閉上嘴,因而我明白他們已詳細地討論過我的書。他們不久就離開了餐廳。我又要了咖啡,在令人歎為觀止的聯邦審訊程序中遨遊。

  餐廳裡的顧客只剩下最後的幾個。我喝著脫去咖啡因的咖啡。在過去4個小時中,我居然讀完這麼多材料,連自己也頗為驚訝。9時45分,布魯索又打來一次電話。聽聲音他好像在某家酒吧。他要我明晨9時去他辦公室,討論一個法律觀點;他手上那件販毒案本月開庭時,他需要加以闡述。我准到,我說。

  假如我的律師一邊在脫衣舞俱樂部飲酒作樂,一邊卻在考慮為我辯護時使用的法律理論依據,我知道了一定會大為生氣。

  但布魯索是我的老闆。

  10點鐘,餐廳裡只剩下寡人一個。這家自助餐廳通宵營業,所以收銀員對我的在場並不在意。我正沉浸在對需要高度語言技巧的審判前會談的描述中,突然聽見一位青年婦女動聽悅耳的噴嚏聲。抬頭一看,原來在離我兩張桌子的地方,有位病人坐在輪椅上。這時,除了我,她是餐廳唯一的客人。她直伸著的右腿,從膝蓋以下都打著石膏。根據我對石膏的一知半解,從她腳上石膏的顏色可以看出,她的腿用石膏固定是最近的事。

  她非常年輕,而且極其漂亮。我忍不住盯了她幾秒鐘,才把目光轉回到筆記上,但過了不一會,卻又不由自主地抬頭瞪著她,而且這一次看的時間更長。她頭髮烏黑,蓬蓬松松地披在肩上。栗色的眼睛淚水盈盈,五官端正,輪廓鮮明,但左下頜明顯地又青又腫,這通常是一隻卑劣的拳頭留下的傷痕。一件醫院裡標準的白色長袍,罩著她那幾乎是脆弱的身體。

  一位穿著粉紅茄克的老人,把一隻裝了橙子汁的塑料杯輕輕放在她面前的桌子上。有許多善良的人在聖彼得醫院義務勞動,這位老人便是其中之一。「喝一點吧,凱莉。」他說話的口氣像一個無可挑剔的老祖父。

  「謝謝。」她嫣然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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