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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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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因為聚餐而推遲工作半小時。正當我從一個辦公桌到另一個辦公桌,逐個分發內部電話本時,弗吉尼亞和路易斯從我身旁經過,往速記中心方向走去。她們走得很慢,雙手放在顯然由於吃得過多而鼓脹的胃部。 「我吃多了。」路易斯說。 弗吉尼亞點了點頭,「我也是。」 「怎麼樣?」我問得太直截了當了。我想讓她們因為沒有等我而感到羞愧。 弗吉尼亞看著我,「你說什麼?」 「聚餐怎麼樣?」 「你是什麼意思?」 「我只是覺得好奇罷了。」 「你不也在那裡嗎?」 「不,我沒有。」 路易斯皺了皺眉,「可是你明明去了呀。我還跟你說過話呢。我還告訴你我的女兒遇到了一場災難。」 我眨了眨眼睛,「我真的沒有去。我一直都在這裡。」 「你肯定嗎?」 我點點頭。我當然肯定。我知道我在哪兒吃的午餐,我也知道自己都做了些什麼。不過我仍然感到一陣陣發冷,覺得很不舒服。我產生了一個荒謬的想法,一定是我的幽靈替我參加了聚餐,結果她們錯以為是我去了。 「哦,」路易斯搖搖頭說,「這太離譜了。現在我不敢發誓說你去了。」 我遭到了所有人的冷落。 開始我還沒有注意到它的範圍,因為公司並不是一個快樂的大家庭。它是一個非私人性質的辦公處所,即使是朋友之間,除了在走廊上簡短地互道一聲「嗨!」之外,沒有多少機會在一起談話。 但是人們的舉止使我感到他們根本沒有注意到我的存在。 我試著忘掉這個想法,盡可能不讓它影響我的情緒。可是它卻時時刻刻都在折磨著我。每一個工作日,在辦公室裡跟德裡克度過的每一天,每一次穿過大廳,每當消磨休息時間和午餐時間,都會令我想起它。 過多地考慮這些問題似乎沒有什麼實際意義,似乎有些過度自我專注的傾向。我的意思是說,第三世界國家裡每天都有許多人死于一些現代科學完全能夠治癒的疾病,在我們自己的國家裡每天都有許多人無家可歸、饑腸轆轆,我卻在這兒為自己和同事們之間的不和諧關係而愁眉不展。 可是每一個人都面對著不同的現實問題。 在我的現實中,這個問題確實很重要。 我考慮過跟簡談一談。我的確想跟她談,甚至連怎樣談都計劃好了,但是最終還是沒有付諸實現。 星期五下午四點,霍普照例用她習慣的方式為我們發薪。 當她把信封遞給我時,我向她表示了感謝,然後打開信封,取出了那張支票。 錢數比平常少了60元。 我看著支票上的印刷體數字,不知道應該怎麼辦。我轉身看著德裡克,「你的支票有什麼問題嗎?」我問道。 他聳了聳肩,「不知道,還沒看。」 「請你看一眼好嗎?」 「這不關你的事。」他告訴我說。 「好極了。」我站起身,拿著我的支票,穿過走廊去了斯圖爾特的辦公室。跟往常一樣,他坐在桌旁讀著一份計算機雜誌。 我在門框上敲了一下,他沒有抬頭。我走了進去。 他對我皺皺眉,「你來這兒幹嗎?」 「我有一個問題,」我說,「我需要跟你談談。」 「是什麼樣的問題?」 有一把椅子是空著的,但是他並沒有招呼我坐下,所以我仍然站著,「找的支票上少了60元。」 「我不知道這件事。」斯圖爾特說。 「我知道。不過你是我的上司。」 「你這是什麼意思?難道我應該對你一生中遇到的一切事情負責嗎?」 「不,我只是想……」 「不要想。我對你那個不足掛齒的支票問題一無所知,而且實話對你說,瓊斯,我對此事一點兒也不關心。」他又拿起了雜誌,開始閱讀,「如果還有問題的話,去找財務處好了。」我低下頭又看了一眼支票,注意到在票根位置有一些我原先沒有看到的東西。我清了清嗓子,「在時間一欄中寫著,我上個星期只工作了4天。」 「瞧,這下你該明白了。這就是你的薪水被減少的原因。問題總算解決了。」 「可是我確實工作了5天。」 他放下了手裡的報紙,「你能證明嗎?」 「證明?你親眼看到我來了5天。星期一我幫你完成了IBM備忘錄,並將有關新型鍵盤的一頁內容重新打印了一遍;星期二你和班克斯先生都跟我談了地質商務軟件的工作;星期三和星期四我將地質商務軟件的處理功能拉了一個清單;星期五我把完成的工作交給了你,並開始著手半月匯總系統的升級換代工作。」 「別指望我每一分鐘都注意著部門中每個人的表現。實話對你說,瓊斯,財務部門從來沒有犯過這種錯誤。如果他們說你上個星期工作了4天,我只能相信他們的說法。」 他的目光又回到他的雜誌上。 我盯著他。這是一個奧威爾式的由於嚴酷統治而失去了人性的噩夢,一個真實生活中的第22條軍現(即無法逾越的障礙和無法擺脫的困境)。我不敢相信它正在發生著。我迫使自己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許多年來,我已經對這種類型的理論產生了免疫力。我生活中所遇到的許多挫折教會了我要適應自己身處的現代社會。但是當事情真的發生時,我仍然感到懊惱萬分。 斯圖爾特繼續對我視而不見,嘩啦嘩啦地翻動著雜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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