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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第十一章

  清晨四點半,俄國俘虜正惴惴不安地打著盹兒,管棚子的頭頭就又叫又罵,把大家吵醒。隔離營的一間間木棚裡又冷又臭,三個人緊緊擠在一張鋪裡,躺在爬滿蚤虱的草墊子上,這就是他們僅有的睡眠了。班瑞爾·傑斯特羅跳下上鋪聽候點名,嘴裡還念叨著每天必做的晨禱:聽啊,以色列。他應當先洗臉才祈禱的,但是辦不到,因為水在一百碼以外的地方,而且這時刻禁止用水。他又添上一段猶太教法典上應付危急情況的簡短禱詞,臨了念道:「讓我活下去吧——讓我活下去吧。」接下來可要立正站隊了,在波蘭的仲冬時分,只穿著一套薄薄的條紋布囚衣,冒著刺骨寒風,在暗頭裡站上一個多小時。

  「讓我活下去吧」是個現實的衷心願望。一方面由於不管有沒有得罪他們都要挨到重重拷打;再加體操做個沒完,做到身體最弱的倒下來才算了事;還有罰餓肚子;在零下的冰凍天氣,叫幾乎赤身裸體的人們站隊點名,點上老半天;還有幹苦活——譬如挖排水溝啊,拖木材啊,拉石塊啊,在疏散的村莊裡拆毀農民房屋啊,搬運物資到蓋新棚的工地啊,有時一搬就是好幾公里路——再一方面由於看守人員把步履踉蹌或是摔倒在地的人都當場槍斃;要不就用槍托子把這些人活活打死,奧斯威辛隔離營裡俄國俘虜花名冊上的人數就這樣在迅速減少。

  其實俄國戰俘正成為司令官一大掃興的事。

  一批又一批的戰俘,報到的只有講定人數的一半,這裡頭病的病,弱的弱,有的筋疲力盡差點倒在地上:還有一半人都死在路上了。他就靠這批每況愈下的垃圾當勞動大軍,奉命來執行不是一項,而是好幾項緊急建築工程。一項是把坐落在煙草專賣公司建築物和波蘭軍隊舊營房的集中營本部擴大一倍;一項是為野心勃勃的發展實驗農場和養魚場作出安排,部署人員,德國秘密警察總監希姆萊計劃拿這作為奧斯威辛機構中裝裝門面的實物展覽;一項是在西面三公里以外的白樺林鎮蓋一座規模空前龐大的嶄新集中營,容納十萬戰俘為軍械廠幹活;還有一項是著手勘定和籌劃建廠工地!迄今德國還沒有一座集中營容納得了一萬多戰俘的。這是一項驚心動魄的差使,一項值得驕傲的任務,也是一次步步高升的好機會,司令官對此非常瞭解。

  可是上面不給他人手。假如他手頭沒有一批還能夠足足幹一整天活兒的波蘭和捷克的政治犯做可靠的基本力量,加上源源不斷的新到的人手,那麼整個工程就完不成。在勞動隊中,只有身體最棒的俄羅斯人還有點用處,這種人每一批也許有百分之十。只消給這些人吃點兒東西,他們還能恢復精力,重新幹活。這些傢伙真能吃苦耐勞!誰知眼前卻碰到了個大難題:關於奧斯威辛控制區這塊分配給司令官管轄的四十平方公里沼澤地的真正任務是什麼,現在可給上面搞糊塗了。他深感賦予區區一個党衛軍少校的重任,巴不得想幹番事業。一年半工夫,他全副身心都投在奧斯威辛上面。一九四〇年他來此建營時,這裡只是一片荒涼的沼澤地,只有零零落落幾幢房子,稀稀拉拉幾座小村。如今這裡總算像個樣子了!可是對他的真正要求到底是什麼呢?是最大限度地發展軍工生產呢,還是最大限度地消滅國家敵人?他仍舊弄不明白。

  司令官自命為一個軍人。他隨便幹哪一件都心甘情願。兩件同時並行可不成!然而上面卻不斷下達一個個自相矛盾的命令。就拿俄國戰俘這一件事來說吧!為了報復蘇聯殘酷虐待德國俘虜,對待俄國俘虜就得「毫不留情」。對那些負責政治工作的,不管地位多低,一律立即槍決;對其他的人,趕緊讓他們幹活累死,幹的是奴隸勞動,吃的是狗食不如的口糧。

  ……好極了,希姆萊總監;可是順便問一下,您命令我在白樺林鎮(用野蠻的波蘭語拼音叫布熱津卡;換成優美的德文就叫比克瑙)那邊建造千百座營房怎麼辦呢?啊,對了,就是營房,啊,對了,還有實驗農場,啊,對了,還有工廠!得了,得了,就讓衝鋒隊隊長霍斯去為這一切事情操心吧。霍斯是個不負所望的傢伙。他光會發牢騷,打調子悲觀的長篇報告,說任務不可能完成,可是弄到頭來他還是執行了命令。這個傢伙倒靠得住……

  司令官很珍惜自己這份聲譽。哪怕在這種令人傷心的情況下,他也決意要保持這一點,辦不到的話為之犧牲也在所不惜。像別人一樣,他也想在行伍中青雲直上,也想讓全家人都沾沾光,等等。可是秘密警察總監希姆萊趁機利用了他辦事一貫特別認真負責,這點真叫他心灰意懶。這事簡直不公平。

  有一個陰天的晌午,司令官穿著件厚大衣抵禦利刃般的寒風,站在焚化場外邊的雪地裡,等候三百名俄國俘虜來到。這三百名是從幾批戰俘中作為政工官員或有軍階的人剔出來的,他們已被卡托維茨的巡迴軍事法庭判處了死刑。司令官對這判決並無怨言。這場戰爭事關同布爾什維主義的生死搏鬥。如果要拯救歐洲文化,對這些野蠻的東方敵寇就決不能容情。只是有幾個判死罪的人身子那麼壯實,未免太可惜了。

  至少要他們死得不至於完全浪費才是。要他們交出重要情報。霍斯少校不喜歡下級報喜不報憂。在薩赫森豪森當情報組長時,他吃盡苦頭才學會了事必躬親。集中營上上下下的各級領導往往喜歡謊報成績、掩蓋真相,把辦事效率吹得大大超過實際。上一回,當司令官在柏林向秘密警察總監希姆萊彙報時,在十一號營房地下室裡對俄國死刑犯使用營裡最毒的殺蟲劑的各個報告就矛盾百出。一個下級——這主意其實就是他想出來的——聲稱他們差不多都是當場就死的。別人則說,花了老半天工夫這些俄國人才咽氣,還說儘管他們正被毒氣熏著,他們還是朝地下室的一扇門衝擊,差點把門砸開。假如他們當真奪門而出,把那陣臭不可聞的藍色毒氣放了出來,彌漫整個營部,那豈不要把事情搞得一團糟了?

  還是老毛病,對細節不加注意。地下室的門加固得不夠嚴實,地下室那所謂密封口原來用的是粘土;多麼荒唐可笑!焚化場死亡室的這項實驗是在司令官親自監督下進行的。密封性能還曾用氯氣加壓試驗過;結果圓滿,只是門口附近隱隱有點游泳池的味兒,從那時起,這扇門加厚了橡皮墊圈。焚屍間遠在集中營外的草場上,不是像十一號營房那樣恰好設在主要建築物當中。就缺少一點點常識!

  俄國人走過來了,愁眉苦臉,臉色可怕,兩眼凹陷,眼圈發黑,穿著破破爛爛的制服,上面綴著偌大兩個黑字:蘇聯。兩邊都有手持衝鋒槍的看守押送著。他們的臉色流露出已經明白正在去送死,可是他們的隊形依然整整齊齊。他們的木底鞋踩在雪地上吱吱嘎嘎直響,像軍隊行軍那樣嶄齊的發出陰森森的迴響。真是不可思議的人!他曾經在他們的工區看見他們像餓狼似的,圍著党衛軍伙房裡扔出來的泔腳桶大打出手,為了一隻爛土豆互相卡著脖子,又吼又罵的;他還曾經看見他們像夢遊者似的在轉遊,瘦得皮包骨,無異行屍走肉,任憑看守拳打腳踢,百般威脅,身子縮成一團,血淋淋地倒在地上,卻毫無怨言。可是一旦把他們編成隊伍,對他們下道命令,讓他們意識到自己是在一個團體裡;那麼儘管這些俄國人身體虛弱,膽戰心驚,也會一下子蘇醒過來,像常人一樣又會幹活、又會行軍了。

  這些俘虜排成單行走進灰色的平頂房子就不見了。看守拿著毒藥罐呆在房頂上,守在新近開鑿的管狀窺視孔旁。這間寬敞而低矮的水泥房間可以擠上三百個人,這一細節經過檢驗了。窺視孔上的活門都封得嚴嚴的;這點也經過檢驗了。司令官在雪地裡走來走去,不斷揮著胳膊取暖,三名副官隨侍在側,個個穿著合身的綠軍裝。他對制服要求非常嚴格。身為看守,衣冠不整是集中營風紀敗壞的開端。他早先在達豪任職時就看到過這種情況……

  屋頂上行動了!

  到了一定的時候他在副官陪同下走進屋子。看見戴著防毒面具在屋內值勤的党衛軍,司令官一時回想起上次大戰時他當兵的情形。他接過一隻防毒面具便戴上了,他發現死亡室裡這一幕情景並不是悄悄地進行的。這點可不在話下。隔著門傳出悶聲悶氣的叫喊和嚷嚷,只是這聲音在室外傳不遠。他看了一下手錶。從屋頂上開始行動以來已經七分鐘了。他走上一步,湊著裝在門上那有厚玻璃的窺視孔。

  死亡室裡耀眼的燈光一閃一閃的,可是這塊混帳玻璃一定得換掉;質量太差,看上去什麼東西都發黃,而且晃來晃去,走了樣。大半俘虜都已經倒下了,一個疊一個,有的一動也不動,有的還在打滾折騰。說不定有五十來個人仍然站著,跌跌撞撞,活蹦亂跳。貼近門口的幾個人一味捶著門,抓啊撓啊,發狂的臉容,拼命張開嘴在嚷嚷。真是難看極了!不過就在他觀看的時候,他們一個接著一個,像噴了除蟲菊製劑的蒼蠅似的,紛紛倒下。司令官親眼看見過多次拷打、絞刑和槍決,在魏瑪共和國時期他本人作為一個被不合理判刑的政治犯也坐過八年牢,後來又當了八年集中營的長官 。你學會了忍受這一套,你的心腸才硬得起來。可是他看到這一過程,竟也感到相當噁心。這可有點不同啊。話又說回來,你有什麼辦法呢?你是在執行命令嘛。

  毫無疑問,這玩意兒管用。有了嚴實的密封性能,這件事看來的確能行。司令官把防毒面具拉開了一會兒。走廊這兒沒有一點氣味,什麼味兒也沒有。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對人員無害。說不定到時候可以免戴防毒面具。

  眼下裡邊越來越安靜了。要不是這兒那兒還有些身體在起伏翻動,這大堆屍體可真算得上安寧的了。沒有理由流連忘返。他把防毒面具交給門口的看守,起身走了。剛才吸著防毒面具濾過的空氣,完全一股橡皮和化學的污濁味兒,現在到了外邊,他不由得把兩肺吸滿了多雪的奧斯威辛冷空氣,感到格外清香,沁人心脾。

  他仔細盤問了負責死亡室裡通風工作的中尉。在室內還不安全以前,不准任何想逞英雄的人進去,哪怕戴上防毒面具也罷。中尉承認,通風設備很糟糕。要使用大型輕便電扇。一個小時該能完成這項工作。司令官發佈一道乾脆的命令:通風工作開始以後的三小時裡,任何人都不得入內!安全係數要達到百分之二百,實施一項有風險的行動計劃就得這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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