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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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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問題上,也許有人會找出一些同我們上述觀點相反的理由,作為分兵前進的根據,這些理由是:(1 )軍隊原來的配置位置,也就是參加進攻的國家的位置不宜於集中兵力。 如果集中兵力要走彎路和浪費時間,而分兵前進並沒有太大的危險,那麼分兵前進是合理的。因為,進行不必要的兵力集中會損失很多時間,因而會削弱第一次打擊的銳氣和速度,這是違反我們提出的第二個主要原則的。在多多少少有希望出敵不意地襲擊敵人的一切場合,這一點特別值得注意。 而更值得考慮的是下面的情況:幾個同時進攻的盟國的位置不是在一條直線上,也就是說它們不是前後重疊而是並列地面對著被攻擊的國家。例如普魯士和奧地利對法國作戰,如果兩國的軍隊想集中起來從一個地點前進,那就是浪費時間和力量的十分不合理的作法,因為要直搗法國的心臟,普魯士人自然的前進方向是從下萊茵地區出發,奧地理人自然的前進方向是從上萊茵地區出發。在這種場合,要集中兵力就不能不有所損失。所以在具體情況下就要考慮,是否有必要用這樣的損失來換取兵力集中。 (2 )分兵前進可以取得較大的成果。 這裡所說的分兵前進是向一個重心的分兵前進,因此這是以向心地前進為前提的。至於在乎行線上或離心線上的分兵前進則屬次要行動的範疇,而這樣的行動我們已經講過了。 無論在戰略上還是在戰術上,向心進攻都是容易取得較大的成果的,因為,如果向心進攻成功了,其結果就不是簡單地打敗了敵人,而總是在一定程度上切斷敵人軍隊的退路。因此,向心進攻常常能取得較大的效果,但是這就要用分割的兵力在較大的戰區內作戰,因而是比較冒險的;向心形式同離心形式的關係正如進攻同防禦的關係一樣,較弱的形式本身能帶來較大的成果。 因此,問題在於進攻者是否覺得自己強大得足以去追求這個巨大的目標。 腓特烈大帝1757年進攻波希米亞時,是從薩克森和西里西亞分兵前進的。他所以要這樣做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他的軍隊在冬季就是這樣配置的;如果把軍隊集中到一個地點再進攻,就不能收到出敵不意的效果。第二、這種向心進攻能夠從側面和背後威脅奧軍兩個戰區中的任一戰區。這時,腓特烈大帝所冒的危險是:他的兩支軍隊中的一支軍隊可能被優勢的敵軍擊潰。奧地利人只要沒有用優勢兵力擊潰這二個軍團中的一個,就只可能在中央接受會戰,否則,他們就有這一翼或那一翼被切斷退路的危險,從而遭到慘敗;這正是腓特烈大帝希望在這次進攻中取得的最大的戰果。結果奧地利人選擇了在中央接受會戰的途徑,但是他們配置軍隊的布拉格卻處在包圍攻擊的威脅下。 奧地利人完全處於被動地位,因此這次包圍攻擊有時間充分發揮效果。奧地利人會戰失敗了,是一次真正的慘敗,因為三分之二的軍隊連同他們的司令官被圍困在布拉格,這不能不說是慘敗。 腓特烈大帝在戰局開始時所以能獲得這樣輝煌的戰果,是因為他採取了向心進攻的大膽行動。既然腓特烈大帝知道他自己的行動十分準確,他的將領非常努力,他的軍隊佔有精神上的優勢,而奧軍卻行動遲鈍,這些足以保障他的計劃獲得成功,那麼,他這樣行動誰又能責難他呢!可是,如果不考慮這裡提到的精神因素,而把這種勝利完全歸功於進攻的簡單的幾何形式,那也是不應該的。我們只要回憶一下拿破崙所進行的同樣輝煌的1796年戰局,就可以明白這點了。在這次戰局中,奧地利人因為向意大利進行了向心進攻而受到了嚴厲的懲罰。法國將軍②在1796年擁有的手段,除了精神上的手段以外,奧地利統帥在1757年也是具備的,甚至還要多一些,因為奧軍統帥當時的兵力不象拿破崙在1796年那樣比敵人弱。從這裡可以看出,如果我們向心地分兵前進使敵人有可能利用內線擺脫兵力較弱的不利,那麼我們就不宜分兵向心進攻,在軍隊的配置位置使我們不得不分兵向心進攻的場合,也只能把這種進攻看作是不得已的下策。 如果我們根據這種看法來考察1814年制訂的進攻法國的計劃,那麼我們就決不會同意這個計劃了。當時俄國、奧地利和普魯士的軍隊本來集結在美茵河畔的法蘭克福附近的一個地點上,正在指向法蘭西王朝重心的最自然的直線方向上。但是,為了要使一支軍隊從美因茲進入法國,另一支軍隊通過瑞士進入法國,這些軍隊被分開了。當時對方的兵力很弱,根本不能防守自己的邊界,因此這種向心前進如果能夠成功,全部利益也只是一支軍隊佔領洛林和阿爾薩斯,另一支軍隊在同時佔領法蘭斯孔太而已。難道為了這點小小的利益就值得經過瑞士進軍嗎?當然,我們知道,決定這次進軍的還有另外一些同樣是不正確的理由,而我們在這裡只談我們正在研究的問題。 另一方面,拿破崙是一位善於以防禦來抵抗向心進攻的統帥(傑出的1796年戰局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即使對方的軍隊在數量上大大超過他的時候,在任何場合也不得不承認他在精神上佔有很大的優勢。雖然他來到夏龍自己的部隊中已經太晚了些,同時他對自己的敵人也過於輕視,但是他還是只差一點,就在兩支敵軍沒有會合以前打敗了它們。他在布裡昂時,這兩支軍隊到底有多大兵力呢?布留赫爾的六萬五千人在這裡只有二萬七千人,主軍的二十萬人則只有十萬人。對拿破崙來說,這是再好也沒有的機會了。而在聯軍方面,也是從行動開始的那個時刻起就感到再沒有比重新集中兵力更迫切的事情了。 根據以上的考察,我們認為,即使向心進攻本身是能夠取得較大成果的手段,也大多只能在軍隊原先就是分開配置的情況下採用它,為了進行向心進攻而使軍隊離開最短的和最直接的前進方向,只有在很少的場合才是正確的。 (3 )戰區的擴大可以作為分兵前進的一個理由。 當一支進攻的軍隊從一個地點前進而且順利地深入敵國腹地時,它所能控制的並不僅僅是在它經過的路線上的那些地區,它可以向兩側擴展一些,但是,究竟能擴展多少,這取決於敵人國內的緊密度和內聚力(如果我們可以用這個比喻的話)。如果敵人國內的團結不緊密,人民既脆弱又缺乏戰爭鍛煉,那麼,勝利的軍隊不必費很大氣力就能在後面佔領廣闊的地區。但是,如果敵國的人民既勇敢而又忠誠,那麼,進攻的軍隊在自己後面所能控制的地區將多多少少接近於狹長的三角形。 進攻者為了擺脫這種不利情況,就有必要把前進的正面擴大到一定的寬度。如果敵軍集中在一個地點,那麼,進攻者只有在沒有同敵軍接觸的時候才能保持這個寬度,離敵軍的配置地點越近,正面寬度就必須越小,這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如果敵人自己也配置在一定的寬度上,那麼,進攻的軍隊在同樣寬的正面上前進就不能說是不合理的。我們在這裡所談的是一個戰區或幾個毗鄰的戰區的問題。很明顯,這已經屬我們所說的主要行動可以同時決定次要地點的命運的情況。 但是,我們可以永遠只按這個觀點行動嗎?在主要地點對次要地點的影響不十分大因而會產生危險時,我們可以冒這種危險嗎,戰區需要一定的寬度,這一點難道不值得特別注意嗎? 在這裡也象在所有其他的地方一樣,不可能把所有的行動方式都列出來,但是我們們堅信,除了少數例外的情況以外,主要地點的決戰將會同時決定次要地點的命運。因此,除了很明顯是這樣的例外情況以外,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該根據這個原則行動。 當拿破崙進入俄國時,他完全有理由可以相信,西德維納河上游的俄國軍隊會因俄軍主力被擊敗而敗退。因此他起初只命令烏迪諾軍去對付這部分俄軍,但是維特根施坦卻轉入進攻,拿破崙才不得不把第六軍也派到那裡去。 與此相反,他為了對付巴格拉齊昂,卻在一開始就派出了一部分軍隊,但是巴格拉齊昂因中央主力的退卻而隨之退卻了,於是拿破崙又把派去的這部分軍隊調了回來。 假如維特根施坦不是必須掩護第二首都的話,他可能也會隨巴爾克來的退卻而退卻的。 拿破崙1805年在烏耳姆的勝利和1809年在勒根斯堡的勝利分別決定了意大利戰區和提羅耳戰區的命運,儘管意大利戰區是一個相當遙遠的獨立的戰區。1806年,拿破崙在耶納和奧爾施塔特的勝利決定了威斯特伐裡亞、黑森和在通往法蘭克福的道路上的一切行動的命運。 能對次要部分的抵抗起作用的情況很多,但主要的是以下兩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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