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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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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各兵種組成的部隊,它各個部分的前進方向可能是不同的,戰鬥開始後隊形可能發生混亂,而由於相互間都不明確知道對方的位置,隊形就會更加混亂,因而恢復隊形就需要更長的時間。勝利的一方要把在戰鬥中分散了的軍隊以及一部分隊形混亂了的部隊重新集合起來,稍加整頓,配置在適當的地點,恢復戰場秩序,是需要很長時間的。我們可以說軍隊越大,恢復秩序的時刻就來得越遲。 此外,當勝利者還處於危機狀態時,黑夜的到來會推遲恢復秩序的時刻。最後,複雜的地形和遮蔽地也會推遲這一時刻的到來。但對這兩點我們還必須指出,夜暗對勝利者也是一種有效的掩護手段,因為失敗者利用夜暗進攻取得良好結果的情況是很少的,象1814年3 月10日約克在郎城對馬爾蒙攻擊成功那樣的例子,是不多見的。同樣,遮蔽地和複雜的地形對較長時間處於危機狀態的勝利者也可以起到掩護作用,使他不致受到反擊。因此,夜暗和遮蔽地、複雜的地形,對失敗者恢復戰鬥來說,不是更加容易,而是更加困難。 以上我們所談的失敗者的援軍,只是指單純增加的兵力,也就是說只是指從自己後方來的援軍,因為這是一般常見的情況。但是,如果援軍攻擊對方的翼側或背後,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屬戰略範圍內的翼側攻擊和背後攻擊的效果,我們將在其他地方討論。我們在這裡討論的為恢復戰鬥而進行的翼側攻擊和背後攻擊主要屬戰術範疇。我們只是因為必須談到戰術效果,而且必須使我們的概念深入到戰術範疇,所以才討論它。 軍隊向敵人翼側和背後攻擊,可以大大提高攻擊的效果,但不一定總是這樣,有時也可能反而削弱攻擊的效果。 這個問題和其他任何問題一樣,都是由戰鬥的各種條件決定的,我們在這裡不去深入論討它。但下面兩點對我們當前研究的問題是重要的。 第一、翼側攻擊和背後攻擊對勝負決定後的成果的影響,通常比對勝負決定本身的影響要大。在恢復戰鬥時,首先應該爭取的是勝利,而不是計較成果的大小。基於這一點,我們應該認為,一支趕來恢復戰鬥的援軍,不同原來的軍隊會合而去攻擊敵人的翼側和背後,不如直接同它會合更為有利。在許多情況下確實是這樣,但是,我們也必須承認,在更多的情況下並不是這樣,因為在這裡下述第二點起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趕來恢復戰鬥的援軍一般都會帶來出敵不意的精神效果。 出敵不意地攻擊敵人的翼側和背後,效果總是很大的,因為正處於勝利的危機狀態中的敵人是分散和混亂的,很難抵擋住這種攻擊。在戰鬥初期,敵人的兵力是集中的,對翼側攻擊和背後攻擊總是有防備的,所以這種攻擊不會起多大作用,但是到了戰鬥的末尾,就完全不同了,這一點不是很清楚的嗎!因此,我們必須毫不猶豫地承認,在大多數情況下,一支援軍攻擊敵人翼側或背後,能產生更大的效果,這好象同樣的力在杠杆上作用於力臂較長的一端時能發揮更大的作用一樣。一支從正面進攻不足以恢復戰鬥的軍隊,如果攻擊敵人翼側或背後,就能把戰鬥恢復起來。精神力量在這裡起著主要作用,它的效果幾乎是無法估計的,因此大膽和冒險就有了用武之地。 在難以確定能否挽回一個失利的戰鬥時,必須注意到上述這一切,必須考慮上述各種相互影響的力量的作用。 如果戰鬥還不能認為已經結束,那麼,援軍所開始的新的戰鬥就會跟原來的戰鬥合而為一,取得共同的結果,於是原來的失利就從賬本中一筆勾銷了。但是,如果戰鬥的勝負已定,情形就不同了,這時就產生兩個各自獨立的結果。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援軍兵力有限,不能和敵軍相抗衡,那就很難指望新開始的戰鬥會獲得有利的結果。如果這支援軍相當強大,可以不考慮前一個戰鬥的結果就能進行下一個戰鬥,那麼它雖然能夠以勝利的結果來補償前一個戰鬥的失利,甚至還有更大的收穫,但決不能把前一個戰鬥的失利從賬本中勾銷。 在庫涅斯多夫會戰中,腓特烈大帝在第一次攻擊時佔領了俄軍左翼陣地,繳獲了七十門火炮,但在會戰終了時又都丟了,所以前一部分戰鬥的全部成果就從賬本中勾銷了,假使他適可而止,把會戰的後一部分推遲到第二天進行,那麼即使失利了,第一次戰鬥的收穫也可以抵銷這個失利。 但是,如果在戰鬥還未結束時已經預先看到戰鬥的不利情況,並且把它扭轉了過來,那麼這種不利的結果不但可以從我們的賬本上一筆勾銷,而且還可以成為更大勝利的基礎。也就是說,如果人們仔細考慮一下戰鬥的戰術過程,那就不難看出,在戰鬥結束以前,各個部分戰鬥的一切結果都不過是暫時的,在總結果中不僅可能被抵銷掉甚至還可能向相反的方向轉化。我方作戰的軍隊被擊潰得越多,敵人消耗的兵力也就越大,因而敵人的危機狀態也就越嚴重,我方生力軍的優勢也就越大。如果這時總的結果轉化為對我有利,我們從敵人手中奪回了戰場和戰利品,那麼敵人以前在奪取戰場和戰利晶時所耗費的一切力量都成為我們的純利,而我們以前的失敗卻成為走向更大勝利的階梯。這』時,敵人在勝利的情況下認為值得為之作出犧牲的輝煌戰績就化為烏有,剩下的只是對犧牲了的兵力的懊悔心情了。勝利的魅力和失敗的災殃就是這樣地使勝利和失敗變幻莫測。 因此,如果我們佔有決定性的優勢,能夠以更大的勝利來報復敵人,那麼,最好是在這次戰鬥(如果它是相當重要的話) 尚未結束以前就扭轉不利的局勢,而不是發動第二次戰鬥。 1760年勞東將軍在累格尼察進行戰鬥時,道恩元帥曾企圖援助他。但是當勞東戰鬥失敗時,道恩雖然有足夠的兵力,卻沒有設法在第二天進攻腓特烈大帝。 由此可見,在會戰以前進行浴血的前衛戰,只能看作是不得已而採取的下策,如果不是必要,是應該避免的。 我們還要研究一下另一個問題。 如果一次結束了的戰鬥是一件完結了的事情,那麼它就不能成為決定進行一次新的戰鬥的理由。決定進行一次新的戰鬥,必然是以其他情況為根據的。但是,這個結論同我們必須考慮的一種精神力量——復仇心是抵觸的。上自最高統帥,下至地位最低的鼓手都不會缺乏這種感情,因此,再沒有什麼比復仇心更能激起軍隊的鬥志了。不過,在這裡有一個前提,這就是被擊潰的只是整個軍隊中不太大的一部分。否則,復仇心就會由於整個軍隊感到自己無能為力而消失了。 因此,為了立即挽回損失,特別是在其他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發動第二次戰鬥時,利用上述精神力量是很自然的。在大多數情況下這樣的第二次戰鬥必然是進攻,這是事物的性質決定的。 在許多從屬性的戰鬥中,可以找到很多這種利用復仇心的例子。但是,規模較大的會戰通常都是由許多其他原因決定的,而不是由這種較弱的精神力量促成的。 可敬的布留赫爾在他的兩個軍在蒙米賴被擊敗以後三天,在1814年2 月14日率領第三個軍走上了同一個戰場,毫無疑問,這是復仇心驅使他這樣做的。如果他知道可能與拿破崙本人相遇,那他當然有充分的理由暫時不去復仇。但他當時希望的是找馬爾蒙報仇,結果他那種高貴的復仇心不但沒有帶來什麼好處,反而由於失算而帶來了失敗。 負有共同作戰任務的幾個部隊之間的距離,取決於戰鬥的持續時間和決定勝負的時刻。這種配置只要是為了進行同一個戰鬥,那就是戰術部署。但是,只有當它們距離很近,不可能進行兩個獨立的戰鬥,也就是說它們所占的空間在戰略上可以看作是一個點的時候,這種配置才能看作是戰術部署。然而,在戰爭中常常可以看到,甚至負有共同作戰任務的部隊之間,也不得不保持相當的距離,儘管它們的主要意圖是共同進行一個戰鬥,但它們也可能分別進行戰鬥。因此,這種配置是戰略部署。 屬這一類部署的有:分成幾個部分和分成幾個縱隊的軍隊的行軍,派出幾個前衛和側方部隊以及指定支援一個以上戰略點的幾個預備隊,分散宿營的幾個軍的集中,等等。人們可以看到,這類戰略部署是不斷出現的,它們在戰略上好比是輔幣,而主力會戰以及具有同樣重要性的一切則是金幣和銀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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