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似水年華(597)_普魯斯特

五九七

　　這樣，我已能得到結論，即我們在藝術作品面前無絲毫自由，我們不能隨心所欲地進行創作。然而，鑒於它先我們而存在，還因為它既是必須的又是隱蔽的，所以我們得去發現它，就象為發現一條自然法則那樣去做。然而，藝術能夠使我們做到的這個發現，實際上不正是對我們最應珍貴的東西的發現嗎？這種東西在通常情況下是我們永遠都不會認識的，我們真正的生活，如我們已感覺到了那樣的現實，它同我們所以為的差別如此之大，以至當一次巧合給我們帶來真正的回憶時，我們心裡會充滿如此巨大的幸福感。即是所謂的現實主義藝術的虛假使我對以上看法深信不疑，要不是我們在生活中養成習慣，總愛給自己所感覺到東西一個如此不達意的習語，並且時隔不久還把這個習語即當作現實本身的話，這種所謂的現實主義藝術還不會是那麼謊話連篇。我感到自己大可不必拘泥于曾有一時使我心煩意亂的各種文學理論——尤其是在德雷福斯案件那段時期的評論界得到發展、戰爭期間捲土重來、主張「使藝術家走出象牙塔」、論述既非無意義又不多愁善感的主題的那些理論，它們要藝術家描繪宏大的工人運動，並且，在缺少人群的情況下，至少別去寫那些毫無可取之處的浪子（布洛克說：「說實話，描寫那些廢物的作品引不大起我的興趣」），而要寫崇高的知識分子，或者英雄。況且，即在就這些理論的邏輯內涵進行探討之前，我就已經覺得能在它們的擁護者身上找到說明它們低劣的證據，就象一個確實有良好教養的孩子被派去一家人家做客吃午飯，聽到那家人家的人說：「我們毫不隱諱，我們心直口快」時覺得這種思想品德實在不如什麼都不說才是不折不扣的德行。真正的藝術用不著那麼多的聲明，它在默默中完成。再者，這些理論的倡導者運用完全現成的習熟語，特象他們所貶斥的低能兒使用的習熟語。而且也許，從美學類型進行估計還不如從言語優劣去判斷智力和精神的成就達到了什麼程度為好。可是理論家們卻相反地認為大可不必為這種言語的優劣而費心①，那些讚賞理論家的人們則輕鬆地認為言語的優劣並不能說明作品具有重大的智力價值，為了鑒別真偽，他們需要看到這種價值被直接地表示出來，他們並不從形象的美進行歸納，撰寫智力作品對作家的誘惑力便明顯地來自於此。不堪粗俗。一部寫有理論條條的作品就象一件保留著標價牌的物品。每當我們沒有力量強制自己使某個印象通過最終導向它的固定和表現的各個連續狀態的時候，我們便進行推理，也就是思維的遊弋。我現在明白了，需要表現的現實並不存在於主體的外表，而在於與這個外表關係不大的一定深度，就如那湯匙碰擊在碟子上的聲音、餐巾漿硬的觸感所象徵的，對我精神上的更新而言，它們比那麼多次的人道主義、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和形而上學的交談還要珍貴。當時我聽到有人說：「不再要文筆，不再要文學，要生活！可以想像，自大戰以來，就連諾布瓦先生反對「笛子演奏者」那樣簡單的論說都得以東山再起、如此興旺發達，因為，所有缺乏藝術感，也就是不知道服從內心現實的人都可以具有對藝術沒完沒了地進行推理的能力。而且，只要他們稍稍沾點外交官或金融家的邊，介入了現時的「實際」，他們便樂於認為文學是一種將逐漸趨於淘汰的精神遊戲。有的人希望小說是事物的一種電影式的展示，這種觀點是荒謬的，再也沒有比這樣的電影式的視界更會離我們所感知的現實而遠去的東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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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研究性格法則也一樣，用嚴肅的或者毫無價值的主題都能夠進行，就象解剖實驗室助手在低能兒的屍體或天才屍體上都能研究解剖規律、重大的精神區別，——作者注。

　　正好，由於我在走進這個書房的時候，想起龔古爾兄弟說過的，這個書房裡有一些精美的初版圖書，我想正可趁被關在這裡的時候可以趁機一飽眼福。我一邊繼續自己的思索，一邊把那些珍本一一抽出來，其實並不太注意它們，就在我漫不經心地打開其中一本：喬治·桑的《棄兒弗朗沙》的時候，我頗不痛快地產生仿佛受到某種與我當前的種種想法太不和諧的印象打擊的感覺，直至我激動得都快淚水漣漣地意識到這個印象與那些想法何其合拍。就象在靈堂裡，正當殯儀工準備搬走靈柩，曾為國效力的死者的兒子在和魚貫而行的最後幾位朋友握手，窗下突然響起銅管樂，他感到憤慨，以為這是有人在嘲弄他的哀慟；然而他尚能自製，直至弄明白自己聽到的是一個團隊的軍樂，他們前來弔唁，向他父親的遺體告別，這時，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淚。我剛才意識到在德·蓋爾芒特親王的書房裡看到那本書的書名時所感受到的痛苦的印象和我當前的想法是那麼協調一致，其過程就是這樣。這個書名使我想到文學確實給予我們這個我在它身上再也找不到了的神秘世界。而這還不是一部十分了不起的傑作，這是《棄兒弗朗沙》。可是這個名字，就象蓋爾芒特家庭的姓氏，對我說來不同於我自那以來所結識的那些姓名。媽媽給我念過喬治·桑的這部作品，《棄兒弗朗沙》這個書名喚醒了我回憶，使我記起這部書的主題中我當時覺得不可解釋的內容（就象蓋爾芒特家族這個姓氏，當我好久沒見到蓋爾芒特一家的時候，它對我說來會蘊含著那麼多封建主義的內容那樣，《棄兒弗朗沙》這個書名蘊含著那部小說的實質），這個回憶一時間取代了對喬治·桑的那些貝裡小說的極其普通的看法。在一次晚餐中，當這種想法始終浮於表面的時候，我無疑還能談到《棄兒弗朗沙》和蓋爾芒特家庭，儘管他們誰都不是貢佈雷人。可當我一人獨處，象現在這樣的時候，我潛入的便是更深的地方了。當時，想到我在社交界結識的某某女士是德·蓋爾芒特夫人這麼一位神燈人物的表姊妹時我會覺得不可理解，同樣，想把我讀過的那些最美的圖書與那部不同凡響的《棄兒弗朗沙》說成不相上下——我不說它們寫得更好，儘管實際上他們是更好些——也是不可思議的。這是很久很久前留下的印象，其中親切地摻和著童年和家庭的回憶，我竟沒有立即意識到。初時我還惱怒地尋思是哪個外人跑來傷害我。那個外人正是我自己，是那部小說剛在我心中喚起的孩童時代的我，因為在我這一生中，它只認識那個孩童的我，它當即叫喚的正是那個孩童，因為它只願為他的目所睹，為他的心所愛，它只願對他說話。所以，母親在貢佈雷幾乎通宵達旦給我誦讀的這部小說為我保留著那個夜晚的全部魅力。當然，喬治·桑的「筆」，用老愛說書是用「警人之筆」寫成的布裡肖的話來說，她的「筆」在我看來絕非如母親以前一直認為的那樣是一支神筆，母親的文學情趣後來也隨我而產生了潛移默化。然而，那卻是我無意中使之帶上電流的筆，就象中學生鬧著玩兒常做的那樣，而現在，貢佈雷的那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兒，我很久以來已不再注意到的數不清的小事全都輕輕鬆松地自己跳將出來，一件件一樁樁首尾相接沒完沒了地連成一氣，吊在磁化的筆尖上，還帶著回憶的顫慄。

　　某些喜愛神秘的人願意相信在各種物品上保留著觀望過它們的目光中的什麼東西，呈現在我們面前的紀念碑和圖畫無不戴著情感的帷幕，這是幾個世紀中無數崇拜者用愛和瞻仰的目光織成的。如果他們把這個奇談怪想搬移到各人唯一現實的範疇、自身感覺的範疇中去的話，那它就會變成真實的了。是的，在這個方面，也只有在這個方面（然而它大得多），一件我們從前觀望過的東西，如果我們再次看到它，會把我們從前注視過它的目光連同當時把它裝得滿滿的所有形象送還我們。那是因為事物——一部紅封面的書或別的任何東西——即在我們看到它們的時候就變成某種非物質的東西留在我們心中，與這一時期我們各種各樣的掛慮或感覺性質相同，並與它們不可離析地摻雜在一起。從前在一部書裡讀到的某個名字，在它的音節間包藏著我們閱讀這部書的時候刮過的疾風和燦燦的陽光，以至滿足於「描寫事物」、滿足于只是可憐巴巴地給一些事物的線條和外表作些記錄的文學，雖則自稱為現實主義，卻離現實最遠，它最能使我們變得貧乏、可悲，因為它突兀切斷現時的我與過去、未來的一切聯繫，而過去的事物保持有本質，未來，它們又將促使我們去重新品味這種本質。正是這種本質才是配稱作藝術的藝術所應該表現的內容，而且，如果它表現失敗，我們還能從它的虛弱無能中引出教訓（在現實主義的成就中卻絲毫都汲取不到），須知這個本質部分地是主觀的和不可言傳的。

　　更有甚者，我們在某個時期看到的一樣東西，讀過的一本書並不永遠只和我們周圍的事物相結合，它還同當時的那個我們忠實地相結合，只有通過感覺，通過當時的那個我們，它才可能被再度回顧；假如在書房裡我重又拿起，哪怕只是想這麼做，拿起《棄兒弗朗沙》，在我心裡立即便會有一個孩子站出來，取代我的位置，只有他才有權讀出這部書的書名：《棄兒弗朗沙》，他還象當年那樣讀出這個書名，同樣帶著當年花園裡的天氣留下的影響，帶著他當時對各地情況和生活的遐思夢想，帶著對明天的焦慮不安。要是我見到的是另一時期的另一事物，挺身而出的又會是一名年輕人。而今天的我只剩下一片被廢棄的彩石場，它以為自己蘊藏的全都是差不多的東西，單調無奇，然而，每一個回憶都象一名希臘雕塑家，從這片採石場采出無數雕塑象。我之所以說我們重又見到的每樣東西，是因為書籍在此所起的作用與那些東西是一樣的：書脊散開的方式，紙張的紋理與書中的語句本身一樣，能保留下同樣強烈的回憶，象我當時想像威尼斯和想去威尼斯的願望一樣強烈。甚至更為強烈，因為有時語句會造成約束，它們就象某人的那些照片，望著那些照片還不如只靠思念能把他回憶得更清楚。當然，對我童年時代的許多書是如此，唉，即對貝戈特此人的某些書也是如此，有時，夜晚我感到疲倦，於是我拿起它們，然而那無非就如我去搭乘火車，借變換的景色和呼吸往日的空氣求得休憩。可有時，這種難得的浮現會因為某部書閱讀時間的延續反而遭受障礙。貝戈特有一部書就使我出現過這種情況（在親王書房裡的那部書上還寫有一段極盡阿諛奉承之能事的題銘）。有一年，一個冬日，我沒辦法去看望希爾貝特，那天我讀了這部書，可這次，我怎麼也找不到那些我特別喜愛的句子。有些詞看似相識，似乎就是那些句子，可那是不可能的。它們過去使我領略到的美在哪兒？我讀這本書的那天覆蓋著的香榭麗舍的皚皚白雪還是那麼厚厚地沒有化掉，舊景依然歷歷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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