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似水年華(562)_普魯斯特

五六二

　　更令人不安的，也許是介於這兩者之間的部分，就是那麼一些人，對他們的傳說同對一則趣聞的記憶相比，含義更為豐富，另外人們也不會象對凡德伊、貝戈特這類人一樣，用他們的作品來評論他們，因為他們沒有寫過作品：他們只是——使我們這些以為他們碌碌無為的人們非常驚訝的是——給了作品以啟示。博物館裡的大廳能因文藝復興時期的偉大繪畫而使人對優美留下的，我要是不瞭解小資產階級，也許還會在繪畫前對它進行想像，因為這樣我就可以接近現實，並指望從它那兒瞭解到畫家的藝術中最珍貴的奧秘，這點他的畫沒有告訴我，但他筆下華麗而長得拖在地上的絲絨和花邊，是可以和提香最美的畫媲美的繪畫局部。如果我過去就意識到他不是才智橫溢、知識淵博、交際廣泛的人，而是善於象鏡子那樣來反映自己那種即使是平庸的生活的人，是成為貝戈特那樣的人（即使同時代的人們認為貝戈特的才智不如斯萬，博學不如佈雷奧代），人們就更可以對藝術家的那些模特兒作出同樣的評價。能描繪一切的藝術家在展示美的時候，模特兒是由一些比他稍為富裕的人們充當的，而畫家的才能尚被埋沒，他的畫以五十法郎一張的價格出售，他在這些人家裡所看到的是他在自己畫室裡看不到的東西：一個用家具陳設的客廳，家具上蓋有古老的絲織品，客廳裡裝有許多燈，還有漂亮的花卉、漂亮的水果、漂亮的裙子——這些人比較低微，或者說在真正高貴的人們看來顯得低微（高貴的人們甚至不知道他們的存在），但是正因為如此，這些人比那些貴族更能瞭解默默無聞的藝術家，賞識他，邀請他，購買他的畫，而貴族們則讓那些學院派畫家來為他們畫像，例如教皇和國家元首們就是這樣。

　　對於後世來說，我們時代的一個優美的家庭和優美的服飾的詩意，與其說是在戈特為薩岡親王夫人或夏普蘭為拉羅什富科伯爵夫人畫的肖像之中，不如說是在雷諾所畫的出版商夏邦基埃的客廳之中，向我們展示了優美的偉大圖像的藝術家們，在一些人那兒收集到素材，這些人往往不是他們時代中最為風雅的人，而最為風雅的人也往往不請一個陌生的畫家來畫肖像，原因是他們無法在他的畫上看出他展示的美，這種美被掩蓋起來是由於一種具有過時的優美的公式化作品插在中間，這種作品在公眾眼中浮動，猶如病人以為眼前確實存在的那種主觀幻覺。但是，我過去認識的這些平庸的模特兒還對某些使我喜出望外的佈局有過啟示，提過建議，他們之中的一個在畫中存在，不光是一個模特兒的存在，而且是人們願意使他在自己畫中出現的一個朋友的存在，這就使我們自忖，我們是否對沒能結識所有這些人而感到遺憾，因為巴爾札克在書中描繪了他們，或因欣賞他們而把自己的書題獻給他們，而聖伯夫或波德萊爾則用最美的詩來歌頌他們，特別是所有這些雷加米埃、蓬帕杜爾在我看來都不是微不足道的人物，這或者是因為我天生有病，我於是對自己有病而不能再去看望所有這些我過去不大重視的人們而感到狂怒，或者是因為她們只是依靠文學的虛幻魔法才享有盛譽，這就迫使人們有閱讀時更換辭典，並使我不再感到痛苦，我由於病情加重，不得不隨時斷絕與社會的聯繫，取消旅行和參觀博物館，以便去療養院進行治療。

　　這些想法有的會減少有的則增加我對自己沒有文學才能的惋惜，但是在漫長的歲月中，它們從未在我的腦中出現，在那些年裡，我完全放棄了寫作的計劃，一心在遠離巴黎的一所療養院裡治療，直至一九一六年初這所療養院無法找到醫務人員為止。我於是回到巴黎，這時的巴黎和我第一次回來時的巴黎相比已大不一樣，這點讀者馬上就會看到，那是在一九一四年八月，我來巴黎是為了檢查病情，然後返回療養院。

　　一九一六年我重返巴黎後頭幾天的一個晚上，我想聽別人談論唯一使我感到興趣的事——戰爭，就在晚飯後出去看望維爾迪蘭夫人，因為她和邦當夫人一樣，是戰爭時期巴黎的王后之一，這戰爭時期令人想起督政府時期。就象接種了少量酵母後在表面上自然發生那樣，一些年輕的婦女整天戴著高高的圓柱形的頭巾，就象和達利安夫人①同時代的女人那樣，她們出於公民的愛國心身穿十分短的裙子，外罩埃及人穿的、十分「戰爭」的深色直統長袍；她們腳穿用皮帶系的靴子，使人想起達爾馬所說的古希臘、古羅馬的悲劇演員穿的厚底靴，或是高高的護腿套，使人想起我們親愛的戰士們的護腿套；她們說，這是因為她們沒有忘記自己應該使這些戰士一飽眼福，她們不但穿著寬鬆的衣裙，而且戴著首飾，用它們的裝飾題材使人想起軍隊，雖說它們的材料不是來自軍隊，也並非在軍隊裡加工；不是使人想起出征埃及的埃及裝飾品，而是用炮彈碎片或七五炮的炮彈導帶製成的戒指或手鐲，用兩個英國銅板製成的打火機，一個軍人呆在防空壕裡使銅板上生了漂亮的銅綠，上面的維多利亞女王側面像仿佛是皮薩內羅雕刻的；她們說，因為她們不斷想到這些，當一個軍人倒下了，她們就為他戴輕孝，說他「帶有豪氣」，這樣她們就戴上白色的英國紗帽（白紗帽給人留下極為優雅的印象，使人「產生各種各樣的希望」，對最後勝利具有不可動搖的信念），用緞子和平紋絲綢來代替過去的開司米，甚至保留她們的珍珠項鍊，「同時保持無須提請法國婦女注意的分寸和端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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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達利安夫人（1773—1835），督政府時期巴黎最著名的婦女之一，曾提倡復古的時裝。

　　盧浮宮和所有的博物館都已關閉，所以當人們看到報上一篇文章的標題是：「一個引起轟動的展覽會」時，人們就可以確信這不是一個繪畫展覽會，而是一個裙子展覽會，而且展覽的裙子是為了滿足「那些高尚的藝術情趣，即巴黎婦女過早失去的藝術情趣」。這樣，優雅和情趣重新復興，優雅沒有藝術，就竭力為自己辯護，如同一七九三年的藝術那樣，在那一年，在革命沙龍參展的藝術家們宣佈，「當同盟國的歐洲包圍自由的國土時，我們卻在搞藝術，一些嚴肅的共和主義者」將會錯誤地感到「奇怪」。一九一六年的婦女時裝店老闆就是這樣做的，他們還以自豪的藝術家的良心承認，「尋找新鮮的東西，排斥平庸的東西，顯示一種個性，為勝利作好準備，根據戰爭的要求為世世代代指出一種美的新格式，這就是使他們感到苦惱的雄心壯志，這就是他們夢寐以求的理想，當人們前來參觀他們美妙地設立在……街的沙龍時，人們就會看到這點，用鮮豔的色彩來消除當時沉悶的憂鬱，看來是那些沙龍的口號，不過帶有當時的形勢所強加的審慎。」確實，「如果我們沒有這麼多令人思索的勇敢和耐勞的高尚榜樣，當時的憂鬱就可能戰勝婦女的毅力。

　　我們的戰士在戰壕裡希望留在家裡的心上人更加舒適、更加妖豔，因此，當我們想到這些戰士時，我們不就是在設計符合當時要求的裙子這項工作中不斷進行越來越多的探求」。可以理解，「時髦的式樣主要由英國的商店創造，即協約國的商店創造，人們在今年酷愛酒桶裙，裙子自然、漂亮，使我們婦女都具有罕見優雅的有趣的小小特點。這場可悲的戰爭最令人滿意的後果之一，迷人的專欄作者補充道（人們以為他會說：是奪回失去的省份，民族感情的覺醒），這場可悲的戰爭最令人滿意的後果之一，將是在時裝方面取得可喜的成果，這種時裝上不亂加質次的裝飾物，顯得十分簡潔，就是用極少的東西創造出嫵媚的風采。人們現在所喜歡的，不是大服裝店製作成一式幾件的那種裙子，而是自己在家裡製作的裙子，因為這些裙子能顯示每個人的個人思想、嗜好和傾向，」至於說到慈善，當她們想到因入侵而產生的一切苦難，想到這麼多的殘廢者時，它自然會變得「更加靈活」，這使她們不得不坐在橋牌桌旁，在「茶會」裡度過黃昏的時光，一面評論「前線」的新聞，在大門口則停著她們的汽車，汽車的座位上坐著一個漂亮的軍人，在和貴族的跟班以及戴高頭巾的女士們閒聊。另外，新鮮的不光是用古怪的圓柱形使臉部變長的頭巾，而且還有臉部本身。戴新帽子的女士是一些不知從哪裡來的青年婦女，她們成為優雅的花朵，有的已有半年，有的已有兩年，有的已有四年。這些差別對於她們的重要性，如同我初入社交界時，蓋爾芒特和拉羅什富科這兩個家族對證實家族的歷史有三個世紀或四個世紀的重要性一樣。

　　從一九一四年起就結識蓋爾芒特家族的女士，把一九一六年被介紹給這個家庭的女士看作是暴發戶，向她問好時活象一個享有亡夫遺產的寡婦，用單柄眼鏡盯著她看，並撅嘴表示，人們甚至還不能確切地知道這位女士是否已經結婚。「這一切都相當令人噁心，」一九一四年結識蓋爾芒特家族的女士總結道，她真希望蓋爾芒特家族結識新友的週期在她之後告一段落。這些新友在年輕人看來已十分陳舊，而對某些不僅僅出入上流社會的老人來說，這些人似曾相識，並非新友；這些人不僅為社交界提供在知己之間進行政治方面和音樂方面的談話這種社交界所允許的消遣，而且還必須由這些人來提供這種消遣，因為如果這些人是舊友——即使是新友也一樣——，要使事物顯得新奇，就必須要有新的名稱，在藝術上是如此，在醫學上、社交上也是如此。（另外，在某些事物上名稱確實是新的。例如，維爾迪蘭夫人在戰爭時期去了威尼斯，但是，猶如那些想對憂愁和感情避而不談的人們一樣，當她說這好極了的時候，她讚賞的既不是威尼斯、聖馬克教堂，也不是那些宮殿，那些曾使我十分喜歡的一切，她都不屑一顧，她讚賞的是探照燈在空中產生的效果，她對這些探照燈提供了以數字為依據的情況。這樣一代一代下去，在對至今仍被欣賞的藝術作出反對的反應時，重新產生了一種現實主義。）聖德費爾特的沙龍是一個變得陳舊的標簽，使用這個標簽，即使有最偉大的藝術家和最有勢力的部長在場，也不會吸引任何人。

　　相反，人們為了傾聽這些藝術家的秘書或這些部長的辦公室副主任說一句話，卻會跑到戴頭巾的新女士們的家裡，她們嘰嘰喳喳，蜂擁般飛到巴黎。第一督政府的那些女士中有一位年輕、美貌的王后，名叫達利安夫人。第二督政府的那些女士中有兩位年老、醜陋的王后，名叫維爾迪蘭夫人和邦當夫人。邦當夫人的丈夫在德雷福斯案件中起了被《巴黎回聲報》激烈批評的作用，誰還會對她毫不寬容呢？由於整個議會在一個時期中都主張修改憲法，主張維護社會秩序、容許宗教活動和進行軍事準備的黨派，就必定要在過去主張修改憲法的人們和過去的社會黨人中間發展自己的成員。要是在過去，人們會憎恨邦當先生，因為在那時，不愛國的名字叫做德雷福斯派。但是，這個名字很快被人遺忘，並被「三年服役法①的反對派」這個名字所取代。相反，邦當先生卻是這個法案的制定者之一，因此他是個愛國者。在社交界（這個社會現象也只是對一個更為普遍的心理法案的實施），新鮮事物不管是否應受譴責，只有在未被理解、不具有令人放心的成分時才會引起恐懼，德雷福斯主義是如此，聖盧和奧黛特的女兒的婚姻也是如此，這個婚姻在起初曾使人們發出驚叫。現在，人們在聖盧夫婦的家裡可以見到「人們認識的」所有人，希爾貝特即使有奧黛特那樣的生活作風，人們也會到那兒「去」，並贊成她象老太太那樣來指責未被理解的新道德。德雷福斯主義現在已被納入一系列體面而又習慣的事物。至於它本身的價值，是沒有人會去考慮的，現在贊成它時是這樣，過去指責它時也是這樣。它已不再shocking②。

　　這就是必須做的一切。人們幾乎想不起自己曾經是這樣的人，就象過了一段時間之後，人們不再知道一個姑娘的父親是否當過小偷。在必要時，人們可以說：「不，您說的是連襟，或者是一個名字相同的人。但是，對他這個人，別人從未說過任何壞話。」同樣，過去一定有兩種不同的德雷福斯主義，去蒙莫朗西公爵夫人家作客並使三年服役法獲得通過的人也不可能是壞人。不管怎樣，對任何罪孽都要寬恕。既然對德雷福斯主義已經忘卻，對德雷福斯派就更有理由忘卻。另外，政治已蕩然無存，因為人們想要站在政府一邊，一時間都成了德雷福斯派，即使是那些曾反對過德雷福斯主義這種令人反感的新事物的人們也是如此，他們當時（那時聖盧走上歧途）認為德雷福斯主義代表的是不愛國、不信教、無政府主義等等。因此，邦當先生的德雷福斯主義隱蔽而又合法，就象所有政治家的德雷福斯主義一樣，猶如皮下的骨頭隱而不見。

　　任何人都不會記得他曾是德雷福斯派，因為社交界人士漫不經心、十分健忘，還因為現在離此事已有相當長的時間，這些人還假裝把這段時間看得比實際上更長，認為把戰前和戰爭時期相隔的時間說成是一段同地質時期一樣深、一樣長的時期，是最為時髦的想法之一，因此布裡肖這個民族主義者每當影射德雷福斯案件時就說：「在這些史前時期」。（說實在的，戰爭引起的這種深刻變化，是同觸及的思想的價值成反比的，至少從某種程度起是如此。在下層，那些十足的傻瓜，那些只想尋歡作樂的人們對戰爭並不關心。但在上層，內心十分豐富的人們也很少考慮那些事件的重要性。對他們來說，深刻改變思想次序的，正是某種本身仿佛毫不重要的東西，這種東西使他們生活在另一個時代之中，從而顛倒了他們的時間次序。人們可以從受到它啟示的優美篇章中切實理解這點：蒙布瓦西埃公園中的鳥鳴，或是帶有木犀草氣味的微風，顯然沒有法國大革命和法蘭西第一帝國時期的重大事件影響大，但它們卻啟示了夏多布裡昂，使他在《墓外回憶錄》中寫下價值要大無數倍的篇章。）同樣一些人說，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這兩個詞已不再具有意義，但如果有人對他們說，在幾個世紀之後，也許在更短的時間裡，德國佬這個詞可能會象無套褲漢、朱安党人或藍制服③這些詞一樣，只有使人感到好奇的價值，他們就會感到驚訝和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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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三年服役法由普安卡雷內閣提出，於1913年4月7日獲得通過。
　　②英語，意思是：令人震驚。
　　③藍制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法國士兵所穿的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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