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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四


  我是沒有能力使阿爾貝蒂娜復活的,因為我沒有能力復活我自己,復活當年的我。生活的規律就是這樣,它通過極其細微而又從不間斷的工程改變著世界的面貌,按照這一規律,生活並沒有在阿爾貝蒂娜死去的第二天對我說:「變成另一個人吧。」然而,通過無數微小得使我難以覺察的變化,生活幾乎把我整個兒更新了,因此當我的思想發現它的主人變了時,它已經適應這個新主人——我的新「我」;它依附的是這個新主人。大家已經看到,我對阿爾貝蒂娜的溫情,我的妒忌,來自于某些甜蜜的或痛苦的核心印象通過聯想向四面八方的輻射,來自于對蒙舒凡的凡德伊小姐的回憶,來自于阿爾貝蒂娜晚間在我頸脖上印下的溫柔的吻。但是隨著這些印象的逐漸淡化,被它們染上令人憂慮的或令人愉快的色調的廣闊印象場便恢復了中性色彩。一旦遺忘佔領了痛苦或歡樂的幾個主要據點,我的愛情的抗爭便被擊敗了,我便不再愛阿爾貝蒂娜了。我試圖想起她。早在她出走後兩天,我就曾經為自己居然能離開她生活48小時而驚恐萬分,那時我就有個預感,看來這個預感是正確的。正象從前我給希爾貝特的信中所說以及我對自己所說的:如果這種局面持續兩年,我就不再愛她了。當斯萬要我再去看希爾貝特時,我覺得這就象要我接待一個死去的人一樣不合適。

  死亡——或者我以為的死亡——在阿爾貝蒂娜身上所做的工作與長期的關係破裂在希爾貝特身上所做的工作是相同的。死亡只不過起了分離的作用罷了。我的愛情一想到它的出現便不寒而慄的那個惡魔——遺忘,終於真如我所料把我的愛情吞食了。阿爾貝蒂娜還活著的消息不僅沒有喚起我的愛情,不僅使我看到我返回到漠然狀態的旅程已即將走完,而且還在一瞬間促使這種返回加快速度,加快得如此之猛以至我事後不禁自問,過去那個相反的消息,即阿爾貝蒂娜死亡的消息,是否在完成她的出走所做的工作的同時,反過來激勵了我的愛情,推遲了愛情的衰退。是的,現在知道她還活著,知道我可以和她重新聚首,反倒頓然使她在我心中失去了價值,我因此不禁自問是否是弗朗索瓦絲的暗示,是阿爾貝蒂娜的出走本身,乃至她的死(假想的,卻信以為真)延長了我的愛情,因為當第三者甚至命運力圖把我們和一個女人分開時,他們的阻撓只能使我們更依戀那個女人。

  眼下發生的事恰恰相反。我試著回想阿爾貝蒂娜的音容笑貌,然而也許因為我只需對她作出表示便能得到她,在我回憶中出現的是一個已經相當肥胖、有點男性化的姑娘,她那張憔悴的臉上,如同種子就要破土發芽一樣,已經凸現出邦當太太的側影。她與安德烈或其他姑娘可能幹的事已不再使我感興趣。我在很長時期裡以為無法治癒的苦惱已不再使我痛苦,而這一切說到底我本來應該能預見到。誠然,對情婦的懷戀,尚未熄滅的爐火也和結核或白血病一樣是肉體的疾病。不過,在肉體的痛苦中間,有必要區別由純粹肉體上的因素引起的痛苦和以心智為媒介作用於肉體的痛苦。尤其當作為傳送紐帶的這一部分心智是記憶的時候——也就是說如果引起痛苦的原因已經被消除或者已經很遙遠——,那麼不管痛苦有多麼殘酷,不管給機體帶來的混亂有多麼深廣,由於思想有一種自我更新的能力,或者更確切地說,它缺乏機體組織具有的自我保存的能力,因而預後不好的情況是極少的。一個患癌症的病人過一段時間以後可能會死,而一個遭到無法慰藉的不幸的鰥夫或父親,經過同樣長的時間以後,卻很少有心靈的創傷得不到癒合的。

  我的創傷也已癒合。此刻我在想像中看到的阿爾貝蒂娜是那麼虛胖,她必定象她愛過的那些姑娘一樣已經人老珠黃,難道為了她我必須放棄那個明麗照人的威尼斯少女,我昨日的回憶,明日的希望嗎(如果我娶阿爾貝蒂娜,我將再也不可能給那位姑娘以及其他任何姑娘一文錢了)?難道為了她我必須放棄這位「新的阿爾貝蒂娜」,「不是那個到過烏七八糟的地方的阿爾貝蒂娜,而是忠貞的、高傲的、甚至有點野性的阿爾貝蒂娜?」現在這位威尼斯少女就是從前的阿爾貝蒂娜:我對阿爾貝蒂娜的愛不過是我崇慕青春的一種短暫的形式。我們以為自己愛一個姑娘,其實,唉,我們愛的是曙光,因為她們的臉龐曇花一現地映出曙光的緋色。一夜過去,第二天早晨,我把那份電報還給看門人,說是搞錯了,電報不是發給我的。看門人說電報已經拆開,他很難處理,還是由我保存為好;我把電報放回口袋但決定不去管它就象沒收到過似的。我已經徹底地不再愛阿爾貝蒂娜了。因此這段愛情在遠遠背離了我以與希爾貝特的愛情史為依據對它所作的預測以後,在讓我繞了一個又長又痛苦的大圈子以後,最終(雖然一度曾是例外)也象我對希爾貝特的愛情一樣,歸入了被遺忘這一普遍規律。

  於是我想:過去我依戀阿爾貝蒂娜甚於依戀我自己;我現在不再依戀她是因為在相當長一段時期裡我已沒有看到她。我不想讓死亡把我和自己分開,我希望死後能複生,這一願望和我想與阿爾貝蒂娜永不分離的願望不一樣,它還在延續。這是因為我把自己看得比她更珍貴嗎?是因為我在愛著阿爾貝蒂娜的時候更深地愛著自己嗎?不是,而是因為我看不見她了也就不再愛她了,而我一直還愛著自己因為我與自己的日常聯繫沒有中斷過,我與阿爾貝蒂娜的聯繫卻已經斷了。那麼如果我和我的軀體,和我自己的聯繫也斷了呢?情況肯定是同樣的。我們對生命的眷戀只不過象一種年深日久的擺脫不掉的愛情關係。它的力量在於它的持續不斷。一旦死亡來割斷這種關係,我們想長生不死的願望也將消除。

  午飯後,倘若我不獨自在威尼斯城裡遊蕩,我便準備和母親一道外出,為了做點我正在進行的有關拉斯金①的研究劄記,我到樓上房間去拿本子。牆壁突兀的拐彎使房間的牆角凹進去,從這裡我感到海給威尼斯帶來的限制和人們在土地利用方面的精打細算。我下樓和等著我的母親會合時,正是在貢佈雷人們關上百葉窗在幽暗中愜意地享受身邊的陽光的時刻,而在這裡,從大理石樓梯走下來時(這樓梯就象在一幅文藝復興時期的畫裡一樣,你看不出它是建在一座宮殿裡還是建在一條雙槳戰船上),人們可以領略到同樣的清涼和戶外的燦爛陽光,這得歸功於那些頂篷,它們在永遠開著的窗戶前面晃動著,通過這些窗戶,暖烘烘的陰影和藍綠色的陽光隨著源源不斷的氣流流動,就象流動在一個飄浮的平面上,使人聯想到鄰近動盪不息的波濤和那閃爍著變幻不定的色彩的粼粼波光。我最經常去的地方是聖馬可教堂,而且每次都興趣盎然,因為要去那兒先得乘遊艇,因為對我來說這座教堂不只是一處古跡,而且是在春天的海上所作的一段旅程的終點,教堂與海水在我眼裡構成一個不可分割的、生氣勃勃的整體。母親和我走進聖洗堂,我們腳下是大理石和彩色玻璃鑲嵌的拼花地面,眼前是寬大的拱廊,拱廊的喇叭口形的粉紅色壁面因年深日久而微微彎傾,這樣,在沒有因年代悠久而失去其鮮豔色澤的地方,教堂看上去像是用類似巨大蜂房裡的蜂蠟那樣一種柔軟而有韌性的物質造成的;相反,在歲月的侵蝕使材料發硬的地方,以及被藝術家雕空或用金色烘托的地方,教堂就象用科爾都②出產的皮革製作的精裝本封面,而威尼斯則象一本其大無比的聖經。母親見我要在幾幅表現耶穌浸禮的鑲嵌畫前呆很久,而且她感到了聖洗堂沁人肌膚的涼氣,便將一條披肩搭在我肩上。我和阿爾貝蒂娜在巴爾貝克時,她對我談到如果能和我一道觀賞某幅畫會有怎樣的樂趣——在我看來她想像的這種樂趣毫無根據——當時我認為她的話揭示了一種虛無縹緲的幻想,不少思想混亂的人頭腦裡往往裝滿了這類幻想。今天我至少可以肯定,和某人一起觀賞或至少一起看過一件美麗的東西的樂趣是確實存在的。我有過這樣的時刻,即當我回想起聖洗堂,回想起我面對著聖約翰將耶穌浸入其中的約旦河的波濤,而遊艇正在小廣場前等候我們,這時我便不能不動情地想到,在涼爽的半明半暗中,在我身旁,有一位身著孝服的婦人,她臉上帶著卡帕契奧的《聖於絮爾》中那位老婦人的畢恭畢敬而又熱情洋溢的虔誠表情,而這位臉頰紅潤、眼神憂傷、罩著黑面網的婦人就是我的母親,對我來說,從此沒有任何東西能把她和聖馬可教堂那光線柔和的殿堂分開,我確信總能在殿堂裡再找到她,因為她在那兒就象在一幅拼花圖案中一樣佔有一個專門的、固定不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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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拉斯金(1839—1900),英國藝術評論家和社會學家。著有六卷全集闡述其美學觀點,認為藝術與人類在其他領域的活動是互相依存的,普魯斯特深受其思想影響。
  ②科爾都,西班牙西南部城市,以出產皮革著稱。


  我剛剛提到卡帕契奧,在我不去聖馬可教堂進行我的研究時,他便是我們最喜歡「拜訪」的畫家,有一天他幾乎重新燃起我對阿爾貝蒂娜的愛情之火。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慈悲族長為中魔者驅邪》那幅畫。我欣賞著那美妙的肉紅色和淡紫色天空,天幕上襯托出高高的鑲嵌式煙囪,煙囪的喇叭口形狀和它的紅色象朵朵盛開的都金香,使人想到惠斯勒①筆下千姿百態的威尼斯。接著我的目光從古老的裡亞托木橋移向15世紀的維契奧橋,移向那一座座裝飾著鍍金柱頭的大理石宮殿,隨後又回到大運河,在河上划船的是一些身穿粉紅色上衣,頭戴飾有羽毛的窄邊軟帽的少年,他們酷似塞爾、凱斯勒和斯特勞斯那幅光彩奪目的《約瑟夫的傳說》中那個使人想起卡帕契奧的人。最後,在離開那幅畫之前,我的目光又回到河岸,這裡密密麻麻地呈現出當時威尼斯的生活場景。我看到理髮師在擦拭剃鬚刀,黑人扛著木桶,伊斯蘭教徒在聊天,還有身穿錦緞和花緞寬大長袍,頭戴櫻桃紅絲絨窄邊軟帽的威尼斯貴族老爺。突然我的心好象被蜇了一下。我認出,一個編織行會會員(這可以從他們的領口和袖口上用珍珠和金線繡成的他們所屬的這個快樂行會的會徽識別出來,)身上披的斗篷就是阿爾貝蒂娜和我乘敞篷車去凡爾賽那天穿的那種斗篷,那天晚上我無論如何沒想到僅僅15個小時以後阿爾貝蒂娜將離開我家。那個淒涼的日子,她在最後一封信裡把它稱為「格外晦暗的日子,因為當時已暮色蒼茫,而我們又即將離別」,當我叫她出發時,隨時準備應付各種情況的她,披上了一件福迪尼設計的斗篷,第二天就帶著這件斗篷走了,自那以後我在回憶中再也沒看到過這件斗篷。然而福迪尼,威尼斯的天才兒子,正是從卡帕契奧的這幅畫裡吸取了斗篷的式樣,把它從編織行會會員的肩上取下來披到了眾多巴黎女子的肩上,當然她們象我在此以前一樣不知道這種斗篷的式樣古已有之,人們能在威尼斯藝術學院的一間大廳裡,在那幅題為《慈悲族長》的畫上,在處於畫的近景的一群貴族老爺們身上看到它的原型。我認出了所有這一切,而且那件被忘卻的斗篷為了讓我更好地審視它,把那晚和阿爾貝蒂娜出發去凡爾賽的人的眼睛和心靈還給了我,於是在片刻間,我感到一種無法表述的欲望和憂傷湧上心頭,但很快就消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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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惠斯勒(1834—1903),美國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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