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似水年華(502)_普魯斯特

五〇二

　　「你可以肯定，」他對我說，「我能如此這般地把3萬法郎通過這女人捐給她丈夫的競選委員會嗎？她竟會缺德到這種程度？你如果沒有搞錯，3000法郎足夠了。」「不，我求求你，為了辦好這件讓我那麼揪心的事情你就別省錢了。你應該這麼對她說，而且這也有部分的真實性：『我的朋友向一位親戚要了這3萬法郎捐給他未婚妻的姨父。親戚是因為這次訂婚才給他這筆錢的。他請我把這筆款子捎給您以免阿爾貝蒂娜得知此事。現在阿爾貝蒂娜離開他了，他真不知如何是好。如果他不娶阿爾貝蒂娜，他就不得不將這3萬法郎退回去。如果他娶她，哪怕為了形式她也應該立即回去，因為出走時間拖下去會產生不良後果。』你以為這是故意編造的嗎？」「不，」聖盧回答我，出於好意，出於謹慎，也因為他明白情況往往比人們想像的更令人費解。

　　無論如何，正如我對他說過的，這3萬法郎的事絕不可能沒有很大的真實性。這是可能的，但卻並非現實，而這部分真實性恰恰是謊言。不過我和羅貝爾互相撒謊也和所有這類交談裡人們互相撒謊一樣，在這樣的交談裡，一個朋友總是真誠希望幫助陷入失戀痛苦的朋友。作為顧問、支持者、安慰者的朋友同情友人的不幸但並不去感受這種不幸，他越樂於幫助友人便越撒謊。朋友向他談出了需要些什麼才能得到幫助，然而，也許正是為了得到幫助他才隱瞞了許多事情。真正幸福的畢竟還是不辭辛苦出門跑腿的人，還是在外完成任務的人，這種人是沒有內心痛苦的。此刻我充當了羅貝爾在東錫埃爾充當過的角色，當時他認為拉謝爾離開了他。「歸根結底，還是得照你的意思辦；我如果當眾受到侮辱，為了你我也先認了。再說，我本人認為這筆毫不隱諱的交易有些滑稽也無妨，我很清楚，社交界裡一些公爵夫人，甚至最篤信宗教的公爵夫人，為3萬法郎也可能做出比叫外甥女別呆在土蘭更麻煩的事。總之，能為你效勞我感到格外高興，因為只有這樣你才會同意來看我。如果我結婚了，」他補充說，「我們難道就不能多見面啦，難道你就不把我的家當成你的家了？……」他突然停下不說了，我猜想，也許因為他想到如果我也結了婚，阿爾貝蒂娜恐怕不能和他的妻子建立親密的關係。這時我才憶起康布爾梅家的人對我說過的話，他可能和德·蓋爾芒特親王的女兒結婚。

　　看了火車時刻表，他只能在晚上動身。弗朗索瓦絲問我：「要不要從書房撤走阿爾貝蒂娜小姐的床？」「正相反，」我說，「得給她鋪床。」我希望阿爾貝蒂娜隨時隨刻都能回來，我甚至不願讓弗朗索瓦絲懷疑這點。必須讓人感到阿爾貝蒂娜的出門似乎是我們之間商定的，她這次出門絲毫不意味她不那麼愛我了。然而弗朗索瓦絲卻用即使並非不相信起碼也是疑惑的神情注視著我。她也有她的兩種假設。她張開鼻孔嗅出了我們之間的齟齬，她也許早就感覺到了。她之所以還沒有對我們的不和深信不疑，也許只是因為她象我一樣難以完全相信可能使自己非常快活的事。

　　聖盧剛上火車我就在候見廳碰見了布洛克，可是我並沒有聽見他按門鈴，這一來我又不得不接待他一會。前不久他曾遇見過我和阿爾貝蒂娜（他在巴爾貝克就認識她）在一起，那天她情緒很不好。「我和邦當先生共進過晚餐，」他對我說，考慮到我對他還有些影響，我對他說他外甥女對你不那麼好了，這使我感到難過，他應該在這方面對她提出些要求。」我氣憤極了：他這些要求和埋怨破壞了聖盧行動的一切效果，而且在阿爾貝蒂娜那裡直接把我放在了被告席上，就好象我在懇求她似的。最倒黴的是弗朗索瓦絲還呆在前廳，她一定聽見了這一切。我把布洛克責備得體無完膚，我對他說我絲毫沒有托他辦這件事的意思，而且事實經過也並非如此。從這一刻起布洛克再也沒有停止過微笑，我認為這微笑與其說是出於快樂不如說是出於因惹惱我而感到的不安。他笑著，同時對他竟引起我這樣的狂怒感到詫異。他說這些話也許是想在我面前消除他那不謹慎的嘗試的影響，也許因為他生性卑怯，躺在謊言裡懶洋洋地得其所哉，活象水面上的水母，也許因為，即使他屬另外一類人，這類人由於永遠不可能和我們觀點一致，也同樣無法理解他們偶然說出的話會使我們受到多麼嚴重的傷害。我剛把他趕出門，還沒有想出任何辦法足以彌補他幹下的事就又聽見了按門鈴的聲音，弗朗索瓦絲遞給我一張保安局頭頭的召見條。由我帶回家呆了一個鐘頭的那個小女孩的父母認為我犯了誘騙未成年人罪，想對我起訴。生活裡有這樣的時刻，某種類型的美產生於襲擾我們的數不清的煩惱，這些煩惱象瓦格納派音樂的主題一般互相交織在一起；這種美也產生于一種剛形成的概念：智慧把一面可憐巴巴的小鏡子捧在面前，它把這面小鏡子叫作未來，而發生的事件並沒有被置於這面小鏡子塗了色的全部反光裡，這些事件停在外面，它們總是突然冒出來，有如某人突然前來為一件現行犯罪案作證一般。在我們任憑某一件事情自己去發展時，這事本身已經在起著變化，或是失敗將其擴大了，或是滿意將其縮小了。不過事情是很少孤立發生的。每個事變激起的感情都在互相衝撞，在某種程度上，正如我去保安局局長那裡時體會到的，恐懼是一種減輕悲傷感情的疏導劑，起碼是暫時的但又相當有效的疏導劑。

　　我在保安局看見了那小姑娘的父母，他們一邊辱駡我一邊把500法郎還給我說：「我們不吃這一套。」我不想收回這些錢，保安局局長自告奮勇以「巧於答辯」的刑事法庭庭長的辯才為難於模仿的範例，從我說出的每一句話裡抽出一個字用以構成他才智橫溢的令人難以招架的答辯。問題甚至不在於我在行為上是無辜的，因為唯有這個假設誰也不肯須臾接受。不過指控畢竟難於成立，我因此得到了解脫，但女孩的雙親在場，我仍然挨了一頓臭駡。一等他們離開，保安局局長便改了口氣，原來他很喜好小姑娘，他象對同夥一般責備我說：「下一次得機靈些。天哪，發麵可不能這麼猛，要不就得搞糟。再說您去哪裡都能找到比那一個好的小姑娘，而且錢也花不了那麼多。這筆錢也多得太離譜了。」我充分意識到，即使我對他說明真相他也不可能理解我，我便趁他允許我離開時一聲不吭地抽身了。在回家的路上，我覺得過路的人似乎全是受託窺視我的行為和動作的監察。不過這個主題也象我對布洛克的氣忿一樣逐漸弱化下來，最後便完全讓位給阿爾貝蒂娜出走的主題了。

　　這個主題又開始了，不過自聖盧動身以後主題的調式幾乎變得歡快了。自我委託裡盧去看望邦當夫人以來，這件事的負擔已經從我那過於疲勞的思想裡轉移到他那裡去了。在他動身的那一刻，一種歡悅之情甚至使我感到振奮，因為我已作出了決定：「我作了針鋒相對的回答。」我的痛苦也就煙消雲散了。我相信這是因為我已盡力而為，我真心實意地這麼相信，原因是人從來也不清楚他心靈裡藏著些什麼。其實，使我高興的並不是我把自己的優柔寡斷象我自己認為的那樣推給了聖盧。而且我絕對沒有弄錯，彌補一樁不幸事變的特效藥（3F4的事變都是不幸的）乃是決斷，因為決斷可以迅猛推倒我們的各種思想，從而中止由過去的事件產生而又使事件餘波繼續震顫的奔湧的思潮；決斷還會以來自外部，來自未來的逆反思潮的反向奔湧去摧毀這奔湧的思潮。當這種新的思想（此刻縈繞在我腦際的正是這種新思想）給我們帶來的是未來的本質所具有的希望時，這新思想對我們尤有裨益。其實真正使我高興的是這種秘密的信念，即聖盧的使命不可能失敗，因此阿爾貝蒂娜少不了會回來。我明白這一點，因為在第一天沒有得到聖盧的回音時，我又開始難受起來了，看來我的決斷，我對他的全權委託都不是我快樂的根由，沒有這些，我的快樂也許還持久些呢，我快樂的根由是我在說「不管發生什麼事」時心裡想的是「准保成功」。可是聖盧的遲遲未歸又使我想到完全可能發生成功以外的別的事，這想法使我如此惱火，我的快樂即刻消失了。其實是我們對好事的預測和希翼使我們滿心歡喜，而我們卻把這種喜悅歸之於別的原因，當我們對希望的實現不再有十足的把握時這種喜悅便停止了，我們又會重新陷入悲傷。總有一種隱隱約約的信念支撐著我們感覺世界的大廈，沒有這種信念，大廈便搖搖欲墜。我們已經看出信念決定我們認識生命的有無價值，決定我們熱愛人的生命或對它們感到厭倦。信念也使我們有可能忍受悲哀，我們之所以認為這種悲哀沒有什麼了不起，無非是因為我們確信這種悲哀很快便會結束，信念還使我們有可能忍受突然變得深廣的悲哀，直到某種存在與我們的生命具有同等的價值，有時甚至超過我們生命的價值為止。

　　此外，有一件事又使我內心的痛苦變得象最初時刻那麼尖銳，應當承認這痛苦本來已經不那麼尖銳了。這件事就是重讀阿爾貝蒂娜寫給我的信裡的一句話。我們儘管熱愛著一些人，一旦我們在孤獨中只能經受失去他們的苦痛而我們的思想又在某種程度上按照自己的願望塑造著這種苦痛時，這種苦痛就變得可以忍受了，而且這種痛苦也不同於另一種更沒有人情味的與我們更格格不入的苦痛——這樣的苦痛與精神世界和內心領域裡的事故一樣出人意料，一樣奇特，——這樣的苦痛其直接原因與其說是被愛的人們本身毋寧說是我們得知再也見不到他們的方式。阿爾貝蒂娜，我可以輕輕哭著想念她，可以答應今晚也象昨天那樣見不到她；然而重讀「我既然決心已定不可更改」，這就是另一回事了，這儼如服了一劑引起心臟病發作而致人於死地的危險藥品。一切事物，一切變故和絕交信都具有一種特殊的危險，這種危險可以放大而且歪曲人們可能給我們造成的苦惱本身。不過這種苦惱是不大可能持久的。無論如何我對機靈的聖盧取得成功還是堅信不疑的，我對阿爾貝蒂娜的返回也信心十足，因此我倒要問我自己只說希望她返回是否有道理，不過我仍然慶倖我抱著這種希望。倒黴的是，正當我以為保安局事件已經結束時，弗朗索瓦絲卻來通報我說一個便衣警察曾前來打聽我是否習慣於留一些年輕姑娘在我家裡，門房以為他指的是阿爾貝蒂娜，便回答說是的，從那一刻起房子似乎被監視起來了，從今以後我再也不可能在悲傷時刻叫一個小姑娘來安慰我了，當然也不再會因為突然出現警察而讓小姑娘把我看成壞人從而使我在她面前感到羞愧。我同時也明白，人們為某些夢想而生活的程度遠比他們認為的要大，因為也不可能撫愛小女孩這件事仿佛永遠取消了我生活的價值，我還明白，人們一方面輕易地拒絕發財而且甘冒死亡的危險，另方面又想像這個世界是由私利和怕死之心支配著的，這完全可以理解。如果我早想到連一個不認識的小姑娘看見警察來我家都為我感到害臊，我真寧願去自殺！根本不可能將這兩種痛苦加以比較。可是在生活裡人們從來不會去想他們奉送過銀錢的人，他們以死威脅過的人還會有一個情婦，或者乾脆說還會有一個夥伴，而且他們還一心想得到情婦或夥伴的尊重，即使這份尊重並非屬她們本人。然而突然間，出於我自己也未曾意識到的羞愧之情（我的確沒有去想已成年的阿爾貝蒂娜可以住在我家，甚至成為我的情婦），我認為似乎也可以就阿爾貝蒂娜住我家的事指控我誘騙未成年姑娘。於是我感到生活仿佛在四面八方都遇到了障礙。一想到我和她同居時並非一塵不染，我便從我撫愛不認識的女孩因而受到處罰這件事裡發現了某種關聯，這種關聯幾乎在每次懲罰人時都存在著，而且使正確的判決和法庭的差錯幾乎永遠都不存在，只存在法官對無辜行為的不合實情的想法和他對犯罪事實一無所知之間的某種一致性。可是這麼一來，一想到阿爾貝蒂娜的回歸可能使我受到侮辱性的判決，而這判決又會使我在她面前失去尊嚴或許還會對她本人不利從而使我得不到她的諒解，一想及此我再也不盼望她歸來了，我甚至害怕她回到這裡。我真想給她拍個電報讓她別回來。可是刹那間，盼她回歸的熱望又以壓倒的優勢攫住了我。正是在考慮了叫她別回來的可能性和離她獨居的可能性之後的須臾之間，我反而突然感到為了叫她回來我準備犧牲所有的旅行，所有的尋歡作樂，犧牲我所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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