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似水年華(500)_普魯斯特

五〇〇

　　痛苦，是人承受精神打擊的延續，痛苦渴求著改變形式；人們總希重通過做計劃，打聽消息而使痛苦化為烏有；也願意它生髮出不計其數的變形，這比保持原封不動的痛苦要求的勇氣要少一些，帶著苦惱躺在床上，這床顯得好狹窄、好硬、好冷。我又站了起來，在屋裡我每動一步都得無比小心，我坐下時總是設法避免看見阿爾貝蒂娜的椅子和那架自動牌鋼琴，她總是把她那雙金色的高跟拖鞋踏在鋼琴的踏板上，這是唯一的一件她用舊了的東西，她用過的東西仿佛全都想以我的回憶教給它們的特殊語言用不同的表達方式向我轉述，再一次向我通報她出走的消息。我不去看，卻看見了這些東西；我渾身無力，我跌坐在一把藍綢緞安樂椅上，一個鐘頭之前，就在這間臥室裡，一縷陽光使周圍變得朦朧迷離，在半明半暗之中，椅子上淡淡的籃色曾使我沉入夢鄉，我當時那麼熱切留戀的夢景此刻卻離我如此遙遠。唉！在這一刹那之前，一向只有阿爾貝蒂娜在我身邊時我才會坐在這裡。所以我此刻再也不能留在這裡了，我站了起來；這一來，每時每刻都有一個組成無數個微不足道的「我」中的成員還不知道阿爾貝蒂娜已經出走了，必須將這事通報他；必須——如果他們都是陌生人而又不具備我那種對痛苦的敏感、這種通報就不會那麼殘酷——宣告這個不幸适才已降臨到所有這些人，所有這些還不知道此事的「我」頭上了；必須讓他們之中的每一個人都第一次聽到這幾個字：『阿爾貝蒂娜要回了她的箱子」（我在巴爾貝克曾看見人們裝這些棺材形狀的箱子，這些箱子正好放在我母親的箱子旁邊），「阿爾貝蒂娜走了」。我有必要向每一個人通報我的悲傷，這種悲傷絕不是從那些令人沮喪的總的情況裡任意得出的悲觀的結論，而是一種特殊印象的斷斷續續的不由自主的復蘇，這種印象自外而來而且不是由我們自己選擇的。在這些「我」中，有幾個我已經好長時間沒有見到了。例如（我沒有想到今天是我理髮的日子），理髮時的「我」。我早已把這個「我」置諸腦後了，這個「我」的到來引起了我一陣嗚咽，有如一個早已退休的僕人來到剛死去的主人的葬禮上。我隨耶猛然回想起，一星期以來，我有時突然驚恐萬狀，而我對自己卻不承認這種恐懼。每逢這樣的時刻，我又和自己爭辯說：「預先假設她會突然出走不是徒勞嗎！這是荒謬的。假如我把她託付給一個明白事理的聰明人（如果我的嫉妒心沒有妨礙我吐露真情，我也許真會這樣行動以求得心境的安寧），這個受託的人一定會說：『您簡直發瘋了。這絕不可能。』（的確，我們之間從沒有發生過口角。）一個人出走總有他的動機。他會說出這個動機。他也會給你回答的權利。人不會象這樣走掉的。不，這是幼稚之舉。這才是獨一無二的荒謬絕倫的假設呢。」但是每天早上我打鈴時只要看見她還在那裡，我卻會寬慰地歎一口長氣。弗朗索瓦絲把阿爾貝蒂娜的信一交給我，我立即相信這一定是那件不可能的事，是她的出走，應該說幾天前我就察覺到這次出走了，儘管我有多種合乎邏輯的理由使自己感到放心。我一直在琢磨這件事，而且在絕望中幾乎有一種對先見之明的滿足，有如一個謀殺犯明知自己不可能被發現卻仍舊憂心忡忡，這時他突然在召見他的預審法官那裡看見他的受害者的名字寫在案卷的開頭……

　　我一心希望阿爾貝蒂娜是去土蘭她姨母家了，在那裡她起碼可以受到足夠的監督，從而在我去把她領回來之前不至於出什麼大的紕漏。我最怕她留在巴黎，也怕她去了阿姆斯特丹或蒙舒凡，也就是怕她逃走以後一頭鑽到某個我連初步情況都沒有掌握的男女私通的鬼把戲裡去。不過說實在的，我口頭說出巴黎、阿姆斯特丹，蒙舒凡這許多地方，我心裡想的卻是一些她真正可能去的地方；因此，當阿爾貝蒂娜的門房回答說她已去了土蘭時，這個我自以為希望她去的住處倒似乎變得比所有的地方都更可惜了，原因是她去那裡已確實成了事實，在對現實確信不疑和對未來毫無把握的雙重煎熬下，我第一次想像阿爾貝蒂娜已開始了她夢寐以求的獨立於我的生活，也許會長期，也許永遠，在這樣的生活裡她也許會變成一個未知數，從前我老是被這個未知數弄得心緒不寧，而同時我又有幸佔有和撫摸屬這未知數的外形的東西，也就是那難以捉摸的被我得到的溫柔面龐①。正是這未知數構成了我愛情的基礎。至於阿爾貝蒂娜本人，她只有掛了她的姓名才可能在我身上生根，除了睡眠之後蘇醒那罕有的休息時刻，這個姓名什麼時候都銘刻在我頭腦裡而且永不停息。倘若我出聲地思索，我會不停地念叨這個名字，我的絮語很可能會單調而愚蠢到仿佛我變成了一隻鳥，一隻寓言中的鳥，它無休無止地叫著它作為人時曾經愛過的女人的名字。你一個人在心裡念叨這個名字，沒有念出聲，因此你仿佛在自己心上刻寫這個名字，而且仿佛讓名字留在了自己的腦海裡，末了，你的腦海就象一堵被人亂畫過的牆一樣佈滿了寫過上千遍的所愛者的名字。你時時刻刻都在思想裡寫著這個名字，幸福的時候寫，不幸的時候寫得更勤。在重複叨念著這個除了已知的內容並沒有什麼新意的名字時，你會感到一種不斷產生的需求，不過時間一長你也會感到疲倦。我此刻甚至沒有去想肉體的快感；在我頭腦裡我甚至沒有看見阿爾貝蒂娜本人的形象（可她卻是使我內心如此煩亂不安的人），連她的肉體我都沒有看見。如果我願意分別探討與我的痛苦緊密相聯的想法——總是會有這類想法的——，我很可能交替著去探討，一方面猜測她是在什麼樣的心境裡出走的，她有沒有返回的意思；一方面考慮接她回來的辦法。儘管我們認為和我們的苦惱有關聯的人在我們的苦惱裡僅僅佔據微不足道的位置，也許正是在這微不足道的地方就存在某種標誌和真相。事實上她個人在這種苦惱裡也的確算不了什麼；某些偶然因素使我們想到她時便感到激動和苦惱，而習慣又把這種激動和苦惱與她緊緊地聯繫起來，這激動和苦惱的過程本身才幾乎是壓倒一切的。可以證明這一點的是（比在幸福中感到厭倦更足以證明），當我們認為問題（這問題那麼無聊，我們簡直不準備再提它了）都出在她本人身上時——激動和苦惱的過程這時都已被遺忘，起碼是由她引起的激動和苦惱的過程已被遺忘，因為這種感情過程已經重新發展並轉移到另一個人身上——，見不見這個人，是否得到她的尊重，是否能支配她，這一切在我們眼裡都顯得無關緊要了。在此之前，當這種激動和苦惱還附著在她身上時，我們滿以為我們的幸福取決於她：這幸福其實只取決於我們的苦惱是否已經終結。到那時，我們的無意識便會比我們本人還要高明，因為在這出連我們的生命本身都可能取決於是否找到她以免再等待她的可怕的悲劇裡，這無意識會把被愛的女人的形象，把那個可能已被我們遺忘，也可能不為我們所瞭解或被我們認為很平庸的形象變得極其渺小。女人形象變得渺小乃是愛情發展方式的合乎邏輯而又必然的效應，也是對這份愛情的主觀性的鮮明諷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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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在阿爾貝蒂娜住處的門前我發現有一個窮人家的小女孩瞧著我，她的神氣那麼可愛使我不禁問她是否願意去我家裡，我若遇到一隻眼神十分忠實的狗也可能會這麼做。她似乎很高興。到家後我把她放在膝頭搖了一陣，可是她使我過分強烈地意識到阿爾貝蒂娜的失蹤，因此她呆在這裡很快就讓我感到無法忍受了。於是我給她一張500法郎的鈔票之後便讓她走了。然而過不多久我又想，如果有另外某個小女孩呆在我身邊，我便再也不會感到孤單，也不會感到沒有純潔無邪的伴侶支持，這唯一的夢想竟支撐我忍受了也許阿爾貝蒂娜得有一陣子回不來的想法。——作者注。

　　她出走的意圖無疑很象百姓們以組織示威為手段從而達到談判目的的意圖。她之所以出走可能只是為了從我這裡得到更優裕的生活條件，更多的自由和奢侈品。果真如此，我們兩人中穩操勝券者必定是我，只要我有力量等待，等待這樣的時刻到來，那時，她眼見一無所獲便會自動回歸。如果說在只重打贏的牌桌上或戰爭裡人們還能頂住虛張聲勢，那麼既有愛情也有嫉妒和痛苦的情況卻不能與之同日而語。為了等待，為了「維持」，我可以讓阿爾貝蒂娜遠離我生活好幾天，也許好幾個星期，可是這一來我卻在破壞我一年多來抱定的目標——不讓她自由一個鐘頭。如果我給她提供時間，提供方便，使她能隨心所欲地欺騙我，我所採取的全部預防措施也就變得徒勞了；即使她最終讓步了我卻再也忘不了她單身生活的那段時間，而且就算我終於占了上風，但過去那段時間仍無可挽回，即是說我還是失敗者。

　　至於接回阿爾貝蒂娜的辦法，我曾假設她之所以出走無非是為了得到更優裕的生活條件之後再回來，這種假設顯得越有道理，這些辦法就越具有成功的機會。那些認為阿爾貝蒂娜不真誠的人，比如弗朗索瓦絲，他們一定會認為這種假設很有道理。然而在我瞭解情況之前，我的理智已把她的某些惡劣情緒和某些姿態理解為她在計劃出走，而且會一去不復返，如今出走既已成為事實，我在理智上也就很難相信這是裝出來的了。我說的是我的理智而非我本人。我之所以格外需要這種認為她裝作出步的假設，是因為這種假設的可能性更小些，而且儘管這種假設在可能性上略遜一籌，它在力量上卻可以穩操勝券。一個人眼見自己已到了深淵的邊沿而上帝又似乎拋棄了他時，他會毫不遲疑地去等待上帝賜予奇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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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我承認，面對這一切，儘管我比誰都痛苦，我卻是一個最麻木不仁的偵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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