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似水年華(124)_普魯斯特

一二四

　　此外，即使我對希爾貝特講，她也聽不懂。我們說話時，總以為聽話者是我們自己的耳朵，自己的腦子。我的話語仿佛穿過暴雨的活動水簾才到達希爾貝特那裡，拐彎抹角，面目全非，僅僅是可笑的聲音，而再無任何含義。人們借話語所表達的真理並不具有不可抗拒的確鑿性，它不能立即使人信服，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真理才能在話語中完全成形。例如，在論戰中，某人不顧種種論據證據，將對立面的理論斥為叛逆，但是後來他卻皈依了這個最初被他憎惡的信念，而原先徒勞傳播這個信念的人卻不再相信它。又例如一部傑作，對於高聲朗誦的崇拜者來說，它當然是傳世之作，無需證明，而聽者卻認為它毫無意義或者平庸無奇，但後來聽者也承認這是傑作，可惜為時太晚，作者已無法知道。同樣，在愛情上，不論你做什麼，障礙決不會被絕望者從外部摧毀；只有當你對它們不再感興趣時，它們才會從另一方面，被不愛你的女人的內心力量所推倒；昔日你試圖推倒但總不成功，如今它卻突然倒坍，但對你已毫無意義。如果我將自己未來的冷漠及其防止辦法告訴希爾貝特，她會以為我這樣做表明我對她的愛情和需求超過她的估計，因此她更討厭和我見面。確實，正是愛情使我比她更清楚地預見到這個愛情的結束，因為我連續處於前後矛盾的精神狀態。我本來可以通過寫信或見面對希爾貝特發出這個警告，因為這段時間說明我並非須臾離不了她，並且向她證明沒有她我也能活下去。不巧的是，某些人，不知出於好意還是惡意，向她說起我，而那口氣使她認為是我央求他們這樣做的。每當我得知戈達爾、我母親、甚至諾布瓦先生用笨拙的話語破壞我剛剛作出的犧牲，踐踏我的克制態度所獲得的結果時（他們使她誤認為我不再保持克制），我感到雙倍的氣惱。首先，我那用心良苦又卓有成效的回避必須從頭開始，因為那些討厭的人在我背後破壞了我的努力，使我前功盡棄。不僅如此，我和希爾貝特見面的愉快也會減色，因為她不再認為我在體面地順從，而認為我暗中活動，以謀求她不屑於賞賜的會晤。我詛咒人們這種無聊已極的閒言碎語，他們往往在關鍵時刻深深地傷害我們，而並無使壞或幫忙之意。他們什麼也不想，為說話而說話。有時是因為我們未能對他們保持沉默，而他們的嘴又不緊（和我們一樣）。當然，在摧毀愛情的這項殘酷工程中，他們的作用遠遠比不上兩個人——這兩人往往在一切即將圓滿解決時使一切付之東流，其中一人出於過度的善意，另一人出於過度的惡意，而我們並不像怨恨不識時務的戈達爾之流一樣怨恨這兩個人，因為第二位是我們所愛的人，第一位是我們自己。

　　每次拜訪斯萬夫人，她總邀請我和女兒一道喝午茶，而且叫我直接給她女兒回信，因此，我常常給希爾貝特寫信，在信中我沒有選用我認為最有說服力的詞句，而僅為我的眼淚尋找最溫柔的河床，因為遺憾和欲望一樣，並不試圖自我分析，只要求自我滿足。當一個人戀愛時，他的時間不是用來弄明白他的愛情是怎麼回事，而是用來促成明天的約會。當他放棄愛情時，他不試圖理解自己的悲傷，而是試圖向引起這種悲傷的女人獻上他認為最動人的話語。他說的是他認為有必要講的，而對方不會理解的話，他在為自己說話。我寫道：「我原先以為這決不可能，唉！看來這並非十分困難。」我還說：「也許我再不見你了。」我的話避免冷淡（她會認為那是矯揉造作），但當我寫下這些話時，我在流淚，因為我感到它們表達的不是我可能相信的事，而是實際上即將發生的事。下一次她托人要求和我見面時，我也會像這次一樣鼓足勇氣不讓步，這樣一來，經過一次又一次的拒絕，我會逐漸達到因長久不見面而不想見面的狀態。我流淚，但是我有勇氣（而且感到愉快）犧牲和她相會的幸福，以求有朝一日吸引她，然而，到了那一天，吸引不吸引她對我來說已無關緊要了。我假定——儘管不太可能——此刻她在愛我，正如我最後那次拜訪她時她說的那樣，我假定她的厭倦情緒不是出於對我的厭煩，而是出於嫉妒的敏感性，出於和我相似的虛假的冷漠，這種假定僅僅使我的決定不那麼殘酷。我想像在幾年以後，當我們彼此相忘時，我回顧往事，對她說我此刻寫的信沒有一個字是真的，她會回答：「怎麼，你當時愛著我？你知道我多麼盼望這封信，多麼盼望和你見面，這封信使我哭得多傷心！」我從她母親家一回來便動手寫信，雖然我想到我可能正在製造誤會，但這個想法，由於它帶來的憂愁，也由於它帶來的愉快（我想像希爾貝特愛著我），促使我把信寫下去。

　　當斯萬夫人的「茶會」結束，客人們告辭時，我腦子裡想的是如何給她女兒寫信，而戈達爾夫人想的卻完全是另一種事情。她「巡視」一番，毫無例外地向斯萬夫人讚揚客廳的新家具，醒目的新「添置品」，在其中發現奧黛特在拉貝魯絲街的前寓所裡某幾件東西（雖然為數極少），特別是她的吉祥物——寶石雕成的動物。

　　斯萬夫人從一位受她敬重的朋友那裡學到了「過時」一詞，它打開（新的眼界，因為它所指的恰恰是幾年以前她認為「時髦」的東西，因此這些東西便統統隱退，與曾作為菊花支撐的金色格子架、許多希魯商店的糖果盒，以及印有花飾的信紙堆在一起（還不算裝飾壁爐板的硬紙錢幣，早在她認識斯萬以前，一位頗有修養的男人就勸她將它們收起來）。此外，在這些暗色牆壁（與斯萬夫人稍後的白色客廳完全不同）的房間中，在這種藝術氣質的紊亂和畫室般的雜亂中，遠東風格在十八世紀風格的進逼下節節敗退，斯萬夫人為了使我更「舒服」而拍打的椅凳上繡的是路易十五式的花束，而不再是中國龍。她經常呆在房間裡，她說：「我很喜歡這間房，常常使用它。我不能生活在懷有敵意的、陳腐的東西中間。在這裡我才能工作。」（她並未說明是畫畫還是寫書；當時那些不願無所事事，想有點作為的女人開始對寫書感興趣）。她的周圍都是薩克森瓷器（她說這個字時帶英國音，她喜歡這種瓷器，甚至不論談到什麼都說：這真漂亮，就像薩克森瓷器上的花）。她愛惜它們，甚過往日的瓷雕像和瓷花盆，唯恐無知的僕人碰壞它們。他們那無知的手常使她惶惶不安，使她大發雷霆，而斯萬這位如此溫順和彬彬有禮的主人，竟目睹妻子吵吵嚷嚷而毫無反感。清醒地看到缺點，這絲毫無損於愛情，而是相反，使缺點更為可愛。如今，奧黛特在接待熟朋友時不再穿日本睡袍了，而是穿色彩鮮豔的皺絲浴袍，她用手撫摸胸前那花紋圖案中的泡沫，她浸泡在其中，悠然自得，隨心嬉戲，她的皮膚如此清涼，呼吸如此深沉，仿佛絲袍在她眼中並非像佈景一樣的裝飾品，而是滿足她對容貌和衛生的苛求的，如tub（澡盆）和footing（散步）一樣的必需品。她常說她寧可沒有麵包，也不能沒有藝術和清潔，她常說，如果《蒙娜麗莎》被燒毀，那會比「大量」朋友被燒死使她更為悲痛。這些理論在她的朋友們看來似乎荒謬絕倫，但卻使她顯得出眾，因而引起比利時大臣每週一次的來訪。如果以她為太陽的這個小世界的人們得知她在別處，例如在維爾迪蘭家，被認為是蠢女人的話，一定會大驚失色。由於頭腦靈活，斯萬夫人更喜歡和男人來往，而不大喜歡和女人來往。當她評論女人時，總是從風流女人的角度出發，挑剔她們身上不受男人欣賞的地方，體型粗笨哪，面色難看哪，盡寫錯字哪，腿上汗毛太重哪，氣味難聞哪，眉毛是假的哪，不一而足。相反，對曾寬厚待她的某個女人，她便不那麼尖刻，特別是當這女人生活不幸時。她巧妙地為這女人辯護說：「人們對她未免太不公平了。我敢保證她是個好人。」

　　如果戈達爾夫人以及克雷西夫人舊日的朋友長時間沒見到奧黛特，那麼他們一定很難認出奧黛特客廳的擺設，甚至很難認出奧黛特本人。她看上去比以前年輕許多！當然，這一方面是因為她發胖了，既然身體更健康，顯得那麼神色安祥，精神飽滿、容光煥發。另一方面是由於她的新髮型，光滑平整的頭髮增加了面部的寬度，玫瑰色的粉使臉更有神采，昔日那棱角過於鮮明的眼瞼和側面現在似乎柔和多了。這種變化的另一個原因如下：奧黛特到了中年，終於發現或者說發明她自己的獨特面貌，某種永恆的「性格」，某種「美的類型」，於是她在那不協調的面部輪廓上——它曾被飄忽不定、軟弱無能的肉體所左右，最輕微的疲勞使它在霎那之間長了好幾歲，仿佛是暫時的衰老，因此，長久以來，它根據她的心情和面色而向她提供一個零散的、易變的、無定形的、迷人的臉——貼上這個固定的臉式，仿佛是永不衰退的青春。

　　斯萬的房間裡沒有別人給他妻子拍的那些漂亮照片，儘管她在照片上的穿戴各不相同，但那神秘和勝利的表情仍能使人們認出她那洋洋得意的身影和面龐。他房間裡只有一幅十分簡單的老式照片，它攝於奧黛特貼上固定臉式以前，因此她的青春和美貌似乎尚未存在，尚未被她發現。然而，斯萬忠實於另一種觀念，或者說他恢復原有的觀念，他在這位處於走動和靜止之間的、臉色疲憊、目光沉思的瘦弱少婦身上所欣賞的是波提切利式的美。確實，他仍然喜歡在妻子身上看到波提切利的畫中人。奧黛特卻相反，她不是極力突出，而是彌補和掩飾她身上那些她所不喜歡的東西，它們在藝術家看來可能正是她的「性格」，而她作為女人，認為這是缺點，甚至不願意別人提起這位畫家。斯萬有一條精美的、藍色和粉紅色的東方披巾，當初他買下來是因為《聖母讚歌》①中的聖母也戴這樣一條披巾，但是斯萬夫人從不肯戴它。只有一次她聽任丈夫為她訂做一套衣服，上面飾滿了雛菊、矢車菊、勿忘草、風鈴草，和《春》②一模一樣。有時，傍晚時分她感到疲乏，斯萬便低聲叫我看她那雙沉思的手，它們那無意識的姿勢就像聖母在聖書上寫字（那裡已經寫著《聖母讚歌》）以前往天使端著的墨水瓶裡蘸墨水的姿勢一樣靈巧而稍稍不安。但是斯萬接著說：「您千萬別告訴她，她要知道了准會改變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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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波提切利的作品。
　　②波提切利的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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