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個夏天(71)_康斯坦丁·西蒙諾夫

七一

　　「敵人精疲力竭日，是我高奏凱歌時，」謝爾皮林用從小記得的讚美詩裡的一句話來回答。

　　「最好能在明年開春之前，」父親說。「否則，又只能靠母牛和娘兒們來耕地啦。」

　　謝爾皮林想起父親說過幹嗓子唱不出歌的話，於是打開箱子，把那瓶喝過的白蘭地取了出來。

　　「我們是不是喝點酒？」

　　「有下酒的菜嗎？」父親問。

　　「沒有。到那邊去才有。」

　　「那就到那邊去喝吧．」

　　謝爾皮林把酒瓶放回箱子裡，又在桌邊坐下。

　　「我們家裡的生活情況，你問過副官了嗎？」父親問。

　　「他把看到的和聽到的都給我講了。」

　　「他能聽到多少啊！他吃了一頓飯就去睡了，第二天又吃了一頓飯就走啦。你該象我一樣，也去聽聽，咱們家裡那些娘兒們哭得可厲害哪……」

　　於是父親開始講述，三個女婿的陣亡通知書是在什麼時候，又是如何一張接一張地送到他們家裡來的。

　　第一次接到的並不是陣亡通知書，而是小女兒寫來的一封信。她嫁給一個鐵路職工，從三九年起就跟他一起住在利沃夫。戰爭爆發後的第二天，她丈夫在把火車從車庫裡開出來的時候被打死了。她帶了幾個孩子逃難，在路上從塔爾諾波耳給家裡寄來了一張明信片。可是，看樣子她沒能逃出來，因為從此以後一直就沒有再來過信。

　　「塔爾諾波耳在三月份就已經解放了。」

　　「我在報上看到過，」父親說，「可是信還是沒有。也許是給趕到德國去了。報上說趕去了一大批人呢！」

　　他又繼續講下去，語調平靜，臉上毫無表情，仿佛他對這一切早已習慣，連想也懶得想了。

　　嫁給合作社職員的大女兒接到了一份通知書，說她那個做準尉的丈夫失蹤了。通知書是戰地郵局寄來的，從什麼地方寄來的，卻沒有寫明。

　　「是在俄羅斯的某一個地方，可是俄羅斯大得很哪，」父親忽然悲痛難忍地說。「通知書正好是在基督受難周的星期六收到的，咱們就流著眼淚，天天盼著，也許，他還能找回來。我們那條街上，是有過這樣一個人的。」

　　嫁給小學校長的第二個女兒，是在去年九月裡收到陣亡通知書的。通知書裡寫得很詳細：一級政治指導員是在什麼地方陣亡、如何犧牲的，他的墓碑又在哪裡。他就被安葬在離科馬裡契車站十公里的尤裡耶夫卡村。

　　謝爾皮林聽到這裡就想，如果是在科馬裡契車站南面十公里，那正是他的集團軍原先的防區。那麼，他的妹夫過去也可能就在他的集團軍裡服役。但是，現在去問尤裡耶夫卡村究竟是在科馬裡契車站南面還是北面，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現在提這個問題還有什麼用處呢？

　　他沒有問這件事，而是問妹妹是否到墓地去看過。

　　「看來你對我們的生活情況很不瞭解，」父親說。「現在怎麼能去呢！」

　　謝爾皮林沒作聲。不，對於生活情況，他瞭解得並不差。他知道，現在還不是掃墓的時候。他也知道自己的兒子葬在什麼地方，而且那裡還畫了一張地形圖給他寄來，這張圖放在他的文件夾裡已經一年多了。可是他沒有到墓地去看過，因為分不開身。但是，婦女們有時會做出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因此他就這樣問了一句。

　　「小女兒音信全無，大女兒天天在我們身邊唉聲歎氣，二女兒住在離我們家二十多公里的一個國營農場裡，但也經常來哭哭啼啼……」父親揮了一下手，繼續說：「彼拉蓋婭為三個女兒大哭大叫。幸好，她空閒的時間並不多。年輕的時候，她上教堂去只是為了討幾隻紅蛋，和娘今們閒聊一陣。現在她可成了一個虔誠的教徒啦。」

　　父親始終沒有談到自己和自己的痛苦。他用憂鬱的語調來嘲笑女人的眼淚，卻把自己的痛苦隱藏了起來。在他這種嘲笑別人而忘卻自己痛苦的態度中，包含著一種驕傲和力量。儘管父子倆過去彼此疏遠，但在此時此刻這種驕傲和力量卻突然使謝爾皮林的心跟父親貼近了。

　　不管過去他和父親的關係怎麼樣，但現在對他來說，父親也是俄羅斯的一部分。在整個俄羅斯，人們吃盡千辛萬苦，過去和現在都終日操勞，耐心地期待著自己的兒子們，一心指望他們早晚結束這一場該死的戰爭，取得徹底的勝利。

　　「你自己怎麼樣？」謝爾皮林問。「阿納托利對我說，你在戰爭爆發之後又開始工作了。」

　　「不是在戰爭爆發之後馬上就工作的。戰爭剛開始的時候，我還在考慮：已經七十五歲了，年紀不饒人哪。可是到了冬人，男人人得一個也不剩了，我才打定主意去給人家治病……」

　　「工作很辛苦吧？

　　「嘿，難道整天躺在炕上唉聲歎氣就會輕鬆些嗎？至於工作嘛——人們空著肚子，病自然也會少一些。只有外傷或皮膚病……別的病很少。生癤子的倒不少，都是身體虛弱引起的，」他回憶說。

　　「如果生這種病，那只有黃油和麵包才能治好，還有什麼別的辦法治呢？即使是獸醫給餓壞的母牛看病，他手裡也得有草料，否則怎麼能把它治好呢？我雖然老了，但工作還能對付過去。我還能治病。癤子啦，膿瘡啦，都能給開刀，手不會發抖。如果需要的話，我還能拔牙……你要拔嗎？」

　　謝爾皮林笑了笑。父親在他笑的時候看見他的門牙上裝著鋼制的齒橋，就問：「在哪兒裝的？」

　　「是在我過去待過的地方裝的。」

　　「現在這種齒橋即使到梁贊去也未必能裝得到！牙醫師說，他們沒有這種材料，一點也沒有……」

　　「幾個外孫長得好嗎？」

　　「大的一個不常見，和他娘一起在國營農場做工。快入伍了，已經十七歲啦。幾個小的和我們住在一塊兒……去年土豆收成很好，除留種外，還有兩麻袋。還有一隻母山羊，擠的奶足夠沖茶吃。我不騙你，我們的生活比許多人家都好。而且，今年學校裡也在盡力而為，不管是什麼湯吧，但總能給孩子們每人喝上一盆。蘇維埃政府對下一代總要比對行將就木的人關心。」

　　謝爾皮林一時沒有聽懂，但後來領會了：「他大概是抱怨退休金少。」

　　於是他問：「你的退休金有多少？」

　　父親冷笑一聲說：「如果算現金，數目挺大，維持生活足夠了。可是照目前的市場價格來算，那就只能買兩隻多一點麵包。等戰爭結束以後，你的退休金大概總會比我的多。」

　　「我還沒有想到這個問題。先得活到那一天。」

　　「戰爭快結束了，你會活到那一天的，」父親說。「你們將軍現在可真多啊！報上登的任何一個通報都會提到十來個將軍。這些將軍協助另一些將軍……誰能想到你也會當上將軍呢。軍銜以前被認為是沙皇時代的遺物。你也不是一下子就取得軍銜的……中間有過波折。」

　　「對，是有過波折，」謝爾皮林說。

　　「去年我從報上看到你當上了將軍，還得到了勳章之後，一連兩個星期，我把這份報紙給每個到我家來的左鄰右舍看。我還帶了報紙去過區執行委員會。沒費任何口舌他們就批給我修屋頂用的鉛皮。為什麼突然把你抓了起來又突然把你放了出來？」父親問。

　　謝爾皮林不想回答這個問題，因為在這個問題中，使他感到奇怪的並不是為什麼要把他抓起來，而是為什麼要把他放出來。所以他什麼也沒有回答。

　　「那地方很遠嗎？」父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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