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個夏天(61)_康斯坦丁·西蒙諾夫

六一

　　「那好，我想，如果有什麼事，你的女鄰居會幫忙的。你和她相處得怎麼樣？」

　　「還不錯。」她沒立即回答，吞吞吐吐地說。

　　「我看，你沒把話講完？怎麼，關係不好？」

　　「不，關係還好。」看來，她不想講下去。「在她不酗酒的時候，還好。」

　　「她酗酒了？」在謝爾皮林的頭腦中，兩個印象怎麼也聯繫不到一塊兒去：一個是他上次回家安葬妻子時見過的女鄰居瑪麗雅·亞歷山大羅芙娜，另一個是開始酗酒的女人。她怎麼突然會變成這樣？哪兒來的錢喝酒呢？

　　兒媳婦聳了聳肩膀，說：「她在後送站工作，一晝夜值班，一晝夜在家休息。當然，她不是天天酗酒，但是常常喝。她是用麵包去換的，家裡的東西也一件件變賣了。」

　　「她這樣已經很久了嗎？」

　　「從去年秋天她兒子上前線之後就這樣。」

　　女鄰居的兒子格利沙上前線這件事，謝爾皮林是知道的。他不但知道，而且還曾準備幫助他上前線去。可是用不到他幫忙，這件事由格利沙的父親生前指揮過的近衛師的新任師長一手包辦了。他批准了申請，把這孩子編進了樂隊。那時，格利沙寫信告訴謝爾皮林說，他編入了樂隊，不過編制上雖然屬樂隊，實際上是進了師的偵察隊。他答應下次再寫信，可是後來就沒有再來信。看來，他在莫斯科時對謝爾皮林的短暫的依戀之情已被前線的另外一些更加強烈的感情所取代了。這是理所當然的。假如他和好人在一起的話，尤其如此。怎麼會和壞人在一起呢？當然是和好人在一起。可是他母親孤單一人，結果就變壞啦。誰能想得到啊？

　　「明天早晨我去跟她談談，」謝爾皮林說。

　　「您談不成了。她今天午飯後就去值班，要值一晝夜。您看不到她了。」

　　「那可怎麼辦？怎麼去幫助這個女人呢？」謝爾皮林心裡想。

　　「給她寫信？責備她？嚇唬她說，我要告訴她的兒子？可是，誰會忍心提起筆來給她在部隊裡的孩子寫信說，他的媽媽由於丈夫犧牲、兒子上了前線，痛苦得開始酗酒了呢？」

　　「你多少要照顧著她點。」謝爾皮林猶豫不決地說。

　　「我難道沒照顧她嗎？休息日我還到她工作的地方去過，讓人家幫助她。可是，她每隔一晝夜總是在家裡，我可天天要上班，怎麼勸阻得了呢？」

　　「哦，還有件事兒，」謝爾皮林想了起來。「衣櫥裡有一雙長統靴料子和一段大衣料子……」

　　「還在，我已經撒上了樟腦粉，」安尼雅說。

　　「父親來了，你就交給他。阿納托利說，父親的靴子和大衣都壞了。」

　　安尼雅默默地點了一下頭。

　　「好吧，明天見，」他們走到了大門口，謝爾皮林說。

　　兒媳婦停住腳步，在去民事登記處之前，她似乎還想聽他講些什麼。但是，要談的已經都談了。

　　她走了。他回到房間裡，在桌子旁邊坐下，從軍用背包裡取出一本拍紙簿放在面前。如果父親來的話，該給他留一封信。但是，分別了這麼多年，寫些什麼呢？

　　謝爾皮林跟父親從來沒有特別親近過。父親是一個粗魯的快活人，年輕的時候好鬥，天不怕地不怕。娶了母親之後，他強使她受了洗禮，但也很會保護她，不讓別人說她的閒話，也不讓外人欺侮她。有時，他也會揚起拳頭嚇唬她，但在謝爾皮林的記憶中，他從來沒有打過她。母親死後，父親很想念她，成天借酒澆愁。可是不到一年，他又娶了一個。娶了後母之後，家裡從此就把母親壓根兒給忘了。他新娶的年輕老婆潘尼亞——彼拉蓋亞·斯傑潘諾芙娜就這樣立即在家裡建立了自己的權威。她不管當面背後都把前妻的兒子喊作「韃靼人」，並不處因為他象韃靼人，而是想用這個名稱把他同自己以及自己接連生下來的三個女兒區別開來。但是，即使她不這樣做，他對這個新家庭也已經感到疏遠了，所以他拒不叫她母親，而喊她潘尼亞大嬸，到成年以後，就叫她彼拉蓋亞·斯傑潘諾芙娜。她是一個勤勞、吝嗇的女人，對自己、對別人都從不顧惜，對生活中的一切，她只有一個衡量標準，這會給家裡帶來好處還是造成損失。她並不妨礙父親在人家而前稱好漢，但暗中卻把他控制得牢牢的，儘管從表面上看，父親好象仍然自由目在。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謝爾皮林考取醫士學校，離開土馬到梁贊去上學之後，就切斷了對家裡的一切感情上的聯繫。由於母親早亡，他的童年生活籠罩著一層悲哀的灰暗色彩。他對童年的回憶，就象在日食時透過被煙熏黑了的玻璃看太陽一樣。童年留給他的，只有對他的母親的回憶——母親永遠是他的善良性格的源泉——和對一切不合理現象的敏銳的嗅覺。而他的性格的其他方面，則是在後來的對德戰爭和國內戰爭中養成的。直到過了許多年之後，在一九二二年，謝爾皮林才回過一次家。那時，他在察用律移交了一個團，去莫斯科進報批人員進修班學習，順路回家看看。那是隆冬季節，他頭上戴了一頂威武的布瓊尼式軍帽，身上穿著當時最時髦的軍服和軍大衣，左袖上綴著團長的標誌———四個菱形、一顆星。

　　那時，父親生活過得挺不錯。他修得醫道，並且知道一個能幹的人怎樣利用醫道在農村獲得好處。他有一所房子，養了些家畜、家禽，還有果園、菜園和養蜂場。大女兒許給了一個合作社職員。家裡生活夠富裕的了，但還想更富裕。從父親和後母的談話來看，他們一心嚮往的就是這個。父親得知謝爾皮林雖然當上了團長，但軍餉很少，感到很奇怪，甚至問他想不想退伍回來當醫士。當謝爾皮林回答說，他不想回來時，父親不以為然地說：

　　「當然你自己更清楚……」

　　當他聽說兒子娶了自己同志的寡婦為妻，而且還收養了她的孩子，他又不贊成地說：「年紀輕輕的，怎麼娶了個寡婦，還帶了個孩子來。」

　　父子倆在離別多年之後只團聚了三天，彼此互不瞭解，彼此都不以為然。

　　他們後一次見面是在三六年，離上一次見面又過了十三年。這一次不是謝爾皮林自己想回去，而是後母叫他去的。她寫信告訴他說，父親病了，「您，費佳，最好回家來看看他。」她用「您」來稱呼他。她所以記起他來，大概是由於報上公佈了獲得軍銜的指揮員的名單。他那時在莫斯科服役，在軍事學院任教，而且已經晉升為旅長了。

　　他請了假回家。是一個人去的，沒有把妻子瓦林琴娜·葉果羅芙娜帶去。他認為這次旅行不會使她感到愉快。

　　父親果真病了，但還不準備去見上帝。當謝爾皮林到家的時候，他已經能穿著氈靴在家裡走動了，而且還準備去上班。他那時已是近七十歲的人了，但還不想領退休金。

　　父親多半是聽了後母的話，向兒子試探，將來他能不能給他們一些生活費？他倆年紀都老了，可以開口談這件事了。三個女兒都已出嫁，現在都已經分開住了。兩個就住在土馬，一個嫁給合作社職員，另一個嫁給小學校長，第三個嫁給鐵路職工，住在外地。謝爾皮林從後母的口氣中聽出：她的三個女兒都不肯負擔父母的生活費。或者是因為她們知道娘家家境不壞，或者是由於她們缺乏教養。

　　謝爾皮林沒多加考慮，就同意每月從軍餉中給他們寄一筆不大的款子。

　　「別忙著答應，跟你媳婦商量商量再說。」父親對他說。

　　他們仍舊互不瞭解。父親只知道自己的彼拉蓋亞·斯傑潘諾芙娜的脾氣，不理解怎麼能不同妻子商量就自作主張。而謝爾皮林卻瞭解自己的妻子，認為這種事根本用不著去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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