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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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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迪克斯似乎又想到了另一問題,但他一轉念便說道:「想聽聽,其他的傷處怎樣?」塔特先生在作回答的同時,阿迪克斯轉過去看著湯姆·魯賓遜,仿佛在說這是他們不曾料到的。 「她胳膊上也有傷,還給我看了脖子。喉嚨上有明顯的手指印……」 「整個脖子都是,還是在脖子後面?」 「我說是整個脖子,芬奇先生。」 「你這麼說?」 「是的,先生,她的脖子很細,誰都可以把它整個兒掐住……」 「只請你回答是還是不是,司法官。」阿迪克斯冷冷地說。塔特先生不吭氣了。 阿迪克斯坐下,向巡迴法務官點點頭,巡迴法務官又向法官搖搖頭,法官又向塔特先生點點頭,塔特先生僵硬地站起身,走下了證人席。 在我們底下,一個個腦袋在轉動,腳擦著地板,懷裡的嬰兒移到了肩頭,還有幾個孩子蹦出了審判廳。身後的黑人們輕聲地談論著什麼;迪爾正在問賽克斯牧師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牧師說不知道。直到目前,氣氛還極為沉悶:誰也沒有高聲怒喝,雙方的律師還沒有爭辯,沒有戲劇性的情節,似乎使在場的每個人都感到非常失望。阿迪克斯處事平和,好象牽涉到的是一件有關所有權的糾紛。他用那可以平息海潮的本事,把一件強姦案的審判弄得和佈道一樣乏味。陳威士忌酒和穀場的氣味,睡眼惺忪和面色陰沉的人,夜空裡那個「芬奇先生?他們走了嗎?」的沙啞聲——這一切留在我腦子裡的恐懼通通消失了。黎明趕走了夢魘,到頭來一切都會好的。 象泰勒法官一樣,所有的旁聽者都鬆弛下來,只有傑姆例外。他使勁擰著嘴,半笑不笑,好象在思索著什麼,兩個眼珠滴溜溜四處轉,還說了一些核對證據一類的事。我敢肯定,他是在表現自己。 「羅伯特·依·尤厄爾!」 聽到書記官低沉的聲音,一個矮小但神氣十足的人站了起來,大搖大擺地走上了證人席。他聽到念自己的名字,脖子後面都紅了起來。他轉身宣哲時,我們看到他的臉也和脖子一樣紅。我們還看到,他與他的同族人毫無相似之處。額頭上一蓬剛洗過的頭髮東一束西一束地豎著;發亮的鼻子又細又尖;說不上有什麼下巴——下巴好象是他皺巴巴的脖子的一部分。 「……我說實話。」他自傲地說。 和梅科姆同樣大小的鎮子都有象尤厄爾這樣的家族。經濟動盪改變不了他們的地位——不管繁榮還是蕭條,他們都象客人一樣住在縣裡。沒有哪位監督逃學的職員能使他們那一群孩子呆在學校,沒有哪位負責公共衛生的官員能使他們去掉那些天生的毛病,對他們那些污穢的環境所引起的特有的各種寄生蟲和疾病,誰都毫無辦法。 梅科姆鎮上尤厄爾家的人住在垃圾堆後一個小屋裡,從前那裡邊住的是黑人。這小屋的木板牆上又釘上了波紋鐵片,頂上加蓋了錘平了的錫罐頭皮,只能從整個輪廓看出原來設計的模樣:方方正正,四問很小的房間通向一個狹長的廳堂,整個屋子歪斜在四塊形狀不規則的石灰石上。牆上的空洞就是窗子,到夏天得用一塊包乾酪的布遮上,以防禦那些在梅科姆垃圾堆上大吃大喝的害蟲。 這些害蟲的時運不佳了,因為尤厄爾家每天都到垃圾堆上徹底翻找一番,他們的勞動所得中那些不能吃的東西使這小屋四周看上去像是一個精神錯亂的孩子的遊戲室:拼湊成柵欄的是一些樹幹、掃帚柄、工具把,上頭全裝著生銹的榔頭、歪齒的耙頭,還有鐵鏟、斧頭、鋤頭等等,都被帶刺的鐵絲纏在一起。其中有一輛T型號的福特牌汽車(停在修理槽上),一把被扔掉的牙科手術椅,一個舊冰箱。那些舊鞋子、破收音機、畫框子和水果罎子等等,只能算是附帶的小件。幾隻瘦得可憐的黃毛雞在贏下興沖沖地覓食。 不過,院子裡有一個角落倒叫人迷惑不解。沿著柵欄,有六隻破損的搪瓷污水桶排成一列,裡面種著紅色的天竺葵,精心照料得象莫迫·阿特金森小姐的那樣,如果她肯降低身分栽一株天竺葵的話。人們說那是梅耶拉·尤厄爾的花。 沒人能十分肯定這地方究竟有多少孩子,有人說六個,有人說九個。不管誰從窗前走過,總能看見幾張髒臉擠在窗口。除了在聖誕節教堂給窮人家送節日食品籃子,或是鎮長要求我們幫助送垃圾的人把我們自己家的聖誕樹和廢物送到垃圾場去時,在平日誰都沒有必要從那兒經過。 去年聖誕節,阿迪克斯遵照鎮長要求,自己去倒垃圾時,把我們也帶去了。從公路開始,一條泥巴路經過垃圾場通到離尤厄爾家五百碼遠的一個小的黑人住宅區。回家時,要麼退到公路上,要麼就得走完整段泥巴路再彎回來。大多數人都願在黑人家的前院裡拐彎回去。霜期的十二月黃昏,他們的小屋看起來整潔舒適,淡淡的青煙從煙囪裡冒出來,門道裡看得見爐火的琥珀色光焰,到處擴散著炒雞、炒羊肉的香味。那種氣味和薄暮的空氣一樣清新。我和傑姆發現鍋裡有松鼠,不過,一般只有象阿迪克斯那樣的老鄉下人才能分辨出負鼠和兔子。在回去的路上經過尤厄爾住的地方時,這些香味沒有了。 證人席上那個矮小的人與他鄰近的黑人的唯一區別是,他的皮膚若放在很熱的水裡用鹼性肥皂擦洗,就會是白的。 「羅伯特·尤厄爾先生嗎?」吉爾默先生問。 「是我,長官。」 吉爾默先生的背微微一伸,連我都替他感到難過。我現在也許把事情說得更明白一些為好。我早聽說,律師們的孩子看到自己的爸爸在審判時激烈爭辯,會有這種錯誤的想法——把對方的辯護人看成他們父親的死敵,他們很感痛苦。但是看到剛一休庭,他們的父親就跟他的對手們手挽手一道走出來時,他們便驚訝起來。我和傑姆卻不是這樣。不管爸爸是輸了還是贏了,我們都一樣坦然。遺憾的是,在這方面我不能提供任何戲劇性的東西,就是提供了也不會是逼真的。不過,我們肴得出爭辯的激烈程度什麼時候超過了職業範圍。但是,這是從其他律師的爭辯中看出來的,我們的爸爸卻不這麼幹。我從沒聽見過阿迪克斯提高嗓門,除非聽話的是一個耳聾的證人。現在,吉爾默先生只是在履行他的職務,正如阿迪克斯也在履行職務一樣。而且尤厄爾是吉爾默先生的證人,他無論如何沒有必要對他粗暴無禮。 接下來的問題是:「你是梅耶拉·尤厄爾的爸爸嗎?」 回答是:「呃,要是我不是的話,那我什麼事也不能幹了,她媽早死了。」 泰勒法官坐不住了,他在轉椅裡慢慢轉過身,很和氣地望著這個證人。「您是梅耶拉·尤厄爾的父親嗎?」他問了聲,問話的口氣使我們下面的笑聲猛然停住了。 「是的,先生。」尤厄爾先生這次答得很溫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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