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端人(45)_學達書庫

四五

　　「難道你不嗎？」他說。他的目光穿過自助餐廳，注視著一個個身著白大褂的護士、實習醫生和住院醫生。「我不會喜歡明尼蘇達，」他說，「那裡大冷。」

　　「但那所學校不錯。」

　　「嗯，不錯，一所好學校。」他歎了口氣。「一所不錯的學校。」

　　她為他感到遺憾，但又立即抑制住這種感情。他是自討苦吃，而且不聽她的勸告。在過去的二十四小時裡，她始終沒有允許自己對任何人說「我告訴你是這樣的」，她甚至不許自己這樣想。一是這樣說沒有必要，另外，這對她最關心的幫助本森一事來說也毫無益處。

　　但是，她現在並不同情這位勇敢的外科醫生。勇敢的外科醫生是拿別人的生命——而不是他們自己的生命——去冒險。一個外科醫生損失的至多是他的名聲。

　　「好了，」他說，「我最好回研究室去，看看事情進展如何、你知道我的想法嗎？」

　　「什麼？」

　　「我希望他們殺了他。」埃利斯說完朝電梯走去。

　　手術在下午七點開始。她從上面的玻璃觀望台看著莫裡斯被推進手術室，外科醫生給他擋上遮布。手術將由本狄克斯和柯蒂斯主刀，他倆都是出色的整形外科醫生，他們會像其他人可能做到的那樣把莫裡斯修整好。

　　但當一片片消毒紗布從莫裡斯臉上取下露出肉來的時候，看到的人還是嚇了一跳。他的上半部分臉是正常的，只是顯得蒼白，下半部分成了紅兮兮的一團，像屠夫手下的肉。要在這紅紅的一團肉中找到嘴巴真不容易。

　　埃利斯在急診病房已看到這情況，現在感到吃驚的是她，即使隔著一段距離也是如此。她能想像出更靠近時的效果。

　　她站在那裡，望著手術遮布蓋到他身上和頭部。醫生已穿上手術衣，戴好手套，工具台已經到位，消毒護士已各就各位，整個外科手術的準備過程進行得有條不紊，體現了很高的效率。這是一種奇妙的過程，她想，它是如此嚴格，如此完美，以至沒人會知道——手術醫生自己大概也不曾考慮過——他們是在為自己的同事動手術。這過程，這固定的程序對於手術醫生具有麻醉作用，就像麻醉劑對於病人具有麻醉作用一樣。

　　她走近研究室時，看到一群記者把埃利斯攔在了大樓外面。他正在回答他們的問題，情緒顯然不好。她聽到「大腦控制」這幾個字重複了好幾遍。

　　她略感內疚地繞到遠處的一個入口，乘電梯上了四樓。大腦控制，她想，星期日增刊將就大腦控制問題展開討論，各家日報也會隨之刊登嚴肅的社論——醫學雜誌會刊登更為嚴肅的文章——討論不加控制和不負責任的研究所產生的種種危險。她能夠看到這一切的到來。

　　大腦控制，天哪！

　　事實上每個人的大腦都受到控制，大家部因此而感到高興。世界上最有力的大腦控制者是父母親，他們造成了極大的傷害。理論家們通常忘記偏見或神經失常或情感障礙從來不是與生俱來的，這些特性需要逐步培養。當然，父母們並個是故意傷害他們的孩子，他們只是反復向孩子灌輸他們認為重要和有益的種種思想觀念。

　　新生兒就像等待編排程序的小計算機，不管教給他們什麼，無論是糟糕的文法還是粗魯的舉止，他們樣樣都能學會。像計算機一樣，他們沒有識別能力，無法區分好的觀念與壞的觀念。有一種類比是非常貼切的：許多人都議論計算機的孩子氣和咬文嚼字。例如，如果你能指示計算機「穿上鞋和襪」，它肯定會回答說襪子無法穿在鞋子上。

　　所有重要的程序編制到孩子七歲時完成。它們包括種族觀念。性觀念、道德觀念、宗教觀念和民族觀念等。陀螺儀已經設定，任由孩子們圍繞其預定的軌道旋轉。

　　大腦控制。

　　那些同社會習俗一樣簡單的事情又怎麼樣呢？遇上某人要握手怎麼樣呢？坐電梯臉朝前呢？從左側超車？右手拿酒杯？人們為固定社會交往所需的瑣碎習俗數以百計——去除其中的任何一種習俗，你就會引起令人難以忍受的不安。

　　人們需要大腦控制，他們為大腦有控制而感到欣慰。沒有控制，他們便會陷入無望的迷茫境地。

　　但是，讓一小撮人試圖解決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問題——失控的暴力——突然間引來了四面八方的抗議聲：大腦控制，大腦控制！

　　控制還是不加控制？何者更好？

　　她在四樓走出電梯，在過道裡與幾個警察擦肩而過，走進她的辦公室。安德斯在裡面，他掛上電話，雙眉緊鎖。

　　「我們剛剛開始出現轉機，」他說。

　　「哦？」她的煩惱在一陣期待中消失了。

　　「是的，」安德斯說，「但是我真是該死，實在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什麼事？」

　　「本森的相貌說明及照片在城裡散發，有人認出了他。」

　　「誰？」

　　「市政廳建設與計劃處的一個辦事員。他說本森十天前去過。建設與計劃處存有城區內所有公共建築的詳細檔案，而且他們還掌管著某些建築法規。」

　　羅斯點點頭。

　　「本森去核查一幢建築的具體細節，他想核實有關電氣的圖紙。他說自己是電氣工程師，還出示了一些身份證明。」

　　羅斯說：「他家裡的兩個姑娘說他曾回去取了些圖紙。」

　　「大學醫院，」安德斯說，「他有整個醫院的全部線路系統的圖紙。你對此有什麼看法？」

　　八點鐘的時候，她站著都在打瞌睡。她的脖子酸痛，腦袋發脹，她意識到她已別無選擇——要麼睡上一覺，要麼完蛋。「假如需要我，我在地板上睡覺。」她告訴安德斯，說完便離開了。她沿研究室的走廊而去，經過幾個穿制服的警察。她沒有再去注意他們，她記得走廊裡好像自始自終都有警察在場。

　　她朝麥克弗森的辦公室裡瞧瞧。他坐在辦公桌後，頭斜靠在肩上睡著了。他的呼吸短促而不協調，聽起來好像在做惡夢。她輕輕關上門。

　　一個勤雜工從她身邊走過，端著裝滿的煙灰缸和空咖啡杯。看到一個勤雜工做清掃工作，她感到奇怪。這景象在她腦子裡產生了一個念頭——事情有點不尋常，肯定出了什麼她還不清楚的問題。

　　這事情困擾著她，但她最後還是隨它去了。她累了，她的腦子糊塗了。她來到一間治療室，裡面空無一人。她走進去，關上門，在檢查臺上躺了下來。

　　她幾乎是倒下去就睡著了。

　　休息室裡，埃利斯看著十一點鐘新聞節目中出現的自己。他上電視一半是出於虛榮，一半是出於病態的好奇。格哈得也在裡面，還有裡查茲，還有安德斯警官。

　　屏幕上，埃利斯眯眼望著攝像機，一邊在回答一群記者的提問。麥克風死命朝他的臉上伸過去，他顯得很平靜。這很使他得意，他覺得自己的回答合情合理。

　　記者們問了他一些有關手術的問題，他作了簡明扼要的解釋。接著有個記者問：「為什麼要做這次手術？」

　　「病人，」埃利斯答道，「深受間歇性暴力行為發作之苦，他患有器質性腦病——他的大腦受了傷。我們正在設法治好它，我們正在設法制止暴力。」

　　沒人能對此提出異議，他想。作為禮貌的回答，即使是麥克弗森也會對此感到滿意的。

　　「大腦受傷和暴力有關這種情況多嗎？」

　　「我們不知道這種情況多不多，」埃利斯說，「我們甚至不知道大腦受傷的情況多不多，但我們最樂觀的估計是有一千萬美國人有明顯的腦損傷，還有五百萬有不明顯的腦損傷。」

　　「一千五百萬？」一個記者說，「就是說每十三個人中有一個。」

　　真夠快的，埃利斯想。他後來算出來是每十四個中有一個。

　　「差不多吧，」他在屏幕上答道，「有二百五十萬人患有大腦性麻痹，有二百萬人患有驚厥性紊亂，包括ADL患者。有六百萬人精神發育不全，可能還有二百五十萬人患有運動過度行為錯亂症。」

　　「所有這些人都是暴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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