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外國文學 > 約翰·克利斯朵夫 | 上頁 下頁
一八九


  住二樓公寓的是法列克斯·韋爾夫婦。這一對有錢的猶太人,無兒無女,一年倒有六個月住在巴黎鄉下。雖然他們在這兒住了二十年——(這完全是住慣的緣故,因為他們很容易找一個跟他們的財富更相稱的屋子),——卻老是象過路的外方人,從來不跟鄰居交談一句話,人家關於他們的事也不比他們第一天搬來的時候知道得更多。這一點可不能成為不受批評的理由。正是相反:他們不討人喜歡;當然他們也絕對不想討人喜歡。其實他們的為人倒值得人家多知道一些:夫婦倆都是好人,而且絕頂聰明。六十歲左右的丈夫是一個亞述考古學家,為了中亞細亞的發掘享有盛名;象許多猶太人一樣,他頭腦開通,興趣極廣,決不以自己的專門學問為限;他平時注意著無數的事:美術,社會問題,一切現代思想界的運動。可是這些都控制不了他的精神,因為他覺得所有的學問都有意思,可沒有為了任何一門入迷。他很聰明,太聰明了,太不受拘束了:這一隻手建造起來的東西,老是預備用另一隻手毀掉;因為他建設得很多,又有事業,又有理論,的確是精力過人。由於習慣,由於精神上需要活動,所以他雖不信自己的工作有什麼用處,依舊不聲不響的,極有耐性的,在學問方面下苦功。不幸他生在有錢的人家,沒機會認識為生存而鬥爭的意義;並且自從他在近東做了幾年發掘工作而感到厭倦之後,就沒有接受任何公家的職位。但除了他自己的工作以外,他還是頭腦很清楚的關切當前的問題,關切一些實際而立刻可以實行的社會改革,法國學校教育的改善等等。他宣傳思想,倡導潮流,推動那些大規模的文化機構,可是不久他就厭倦了。好幾次,人家根據他的論點而發起了一個運動,他卻極盡尖刻的批評這個運動,使那般受他鼓動的人大為驚駭。他並非故意如此,而是天性使然;他生來是神經質的,喜歡挖苦的,銳利無匹的目光一看到人物和事情的可笑就忍俊不禁。既然世界上連最好的事,最好的人,在某一角度上看或是在放大鏡下看,也難免有可笑的地方,他的嘲弄的心情也就不容易抑制了。這種脾氣當然不能幫助他結交朋友。他心裡卻極想給人家一點好處,事實上也這麼做;人家並不感激他;便是受到恩惠的人,因為覺得自己在他面前顯得可笑,也不能原諒他。他不能多見人,否則就沒法愛他們了。他不是憤世嫉俗的人,也沒有那種自信可以當憤世嫉俗的角色。他一方面取笑社會,一方面在社會面前覺得膽小,同時心裡還不敢斷定社會一定是錯的,自己一定是對的。他避免顯得和別人過分的不同,竭力想教自己的態度與表面上的見解跟別人一樣,可是沒用;他不由自主的要批判他們,對一切誇大的,不自然的現象感覺得太清楚了,而且又不會隱藏他厭惡的心理。第一,他對猶太人的可笑,感覺特別靈敏,因為對他們認識更清楚;其次,雖然他胸襟曠達,不承認種族的界限,但別個種族的人往往用這個界限來限制他。——同時,不管行事如何,他和這個基督教的思想界也格格不入。為了這許多原因,他孤傲自處,只管埋頭工作,深深的愛著他的妻子。

  最糟的是連這位妻子都免不了受他諷刺。她是一個賢德的女人,喜歡活動,願意幫助人家,老在那裡做著慈善事業;性格遠沒有丈夫的複雜,極有意志,極有責任觀念,——這觀念雖有些頑固,抽象,可是標準很高。沒有孩子,沒有什麼稱心如意的事,沒有熱烈的愛情:她相當淒涼的一生全部建築在道德信仰上,這信仰其實只是需要信仰的意志促成的。丈夫善於譏諷的天性,自然把她信仰中間自騙自的成分覷破了,不由得要拿她開玩笑。他的個性是許多矛盾混合起來的。他對責任所抱的觀念,標準也不亞于他妻子的,同時又鐵面無情的需要分析,批評,不受蒙蔽,把她的道德信仰一起起的支解。殊不知這種行為是毀掉了妻子的立足點,消磨了她的勇氣。當他發覺的時候,他比她更痛苦;可是禍已經闖下了。雖然如此,他們倆依舊相愛,工作,行善。但妻子的冷淡尊嚴的態度,不比丈夫喜歡諷刺的脾氣更得人心;既然兩人都很高傲,不肯宣佈自己做的善事,也不肯宣佈行善的意願,大家就把他們的老成持重認為淡漠無情,把他們的孤獨認為自私自利。而他們愈覺得別人對他們抱著這種觀念,便愈不願意設法去破除這觀念,猶太人多半是粗鄙冒失的;相反,這對夫婦卻為了過於持重——骨子裡是藏著許多高傲的成分——而吃了虧。

  比小花園高出幾個石級的底下一層,住著一個退職的炮兵軍官夏勃朗少校,以前是屬￿殖民地部隊的。這個還年輕而強壯的軍人,在蘇丹和馬達加斯加有過光榮的戰績,不知怎麼突然把一切都丟了,住到這兒來,再也不提軍隊二字,整天翻著花壇,吹著笛子,——可是技巧永遠沒有進步,——罵罵政治,把他疼愛的女兒埋怨幾句。她是個三十歲的女子,不十分美,但很可愛,很孝順,為了侍奉父親而沒有出嫁。克利斯朵夫起窗眺望的時候,常常看見他們,當然是更注意那個女兒。她下半天大部分時間都在花園裡,不是縫東西,便是胡思亂想,或是收拾園子,高高興興的和一天到晚嘰咕的父親做伴。她用著安靜清脆的聲音,和善的語氣,回答他的抱怨。他卻老是在小徑上邁著細步走來走去;過了一會,他進去了;她便坐在園子裡的凳上,幾小時的縫著東西,既不動彈,也不說話,臉上堆著一副渺渺茫茫的笑容。而那一無所事的軍官,在屋子裡拚命吹著那支刺耳的長笛,或是為了變化一下,笨拙的按著那架上氣不接下氣的風琴,嗚啊嗚的,教克利斯朵夫時而好笑,時而氣惱,——看日子而定。

  所有這些人物,各管各的住在這座花園緊閉的屋子裡,吹不到一絲外界的風。唯有克利斯朵夫,因為需要發洩感情,也因為生命力太豐滿了,用他那種又明察又盲目的同情心包裹著他們,他們可不知道。他不瞭解他們,也沒法瞭解。他不象奧裡維能洞察人的心理。但他愛著他們,自然而然的能夠設身處地,站在他們的地位上。由於神秘的電流作用,他漸漸在心頭感覺到,那些咫尺天涯的心靈有些什麼曖昧的意識,體會到那個居喪的婦人的痛苦的麻痹狀態,知道那教士,猶太人,工程師,革命党人,為了高傲而把思想藏在心裡;他眼見信仰與溫情的黯淡而柔和的火焰,無聲無息的在亞諾夫婦心中燒著,平民出身的工匠天真的想望著光明,軍官抑捺著反抗的心,做些毫無結果的事;還有那坐在紫丁香下出神的少女,他也領會到她樂天安命的恬靜。但能夠參透這些心靈的無聲的音樂的,只有克利斯朵夫一人;他們是聽不見的,各人都給自己的悲哀與幻夢淹沒了。

  可是大家都在那裡工作:懷疑派的老學者,悲觀的工程師,教士,無政府主義者,不管是驕傲的或是灰心的人,全都工作著。屋頂上更有那泥水匠在唱歌。

  屋子周圍,克利斯朵夫在最優秀的人中也發見同樣的精神上的孤獨,——即使在結成團體的時候也是如此。

  奧裡維把他常常發表文字的一份小雜誌介紹給克利斯朵夫。它的名字叫做《伊索》,借用蒙丹的一段話作為它的箴言:

  「人家把伊索和別的兩個奴隸一起送到市場上去賣。買主先問第一個能做些什麼:他為了賣弄,把自己的本領說得夭花亂墜;問到第二個,也是一樣的回答,甚至還勝過前者。輪到伊索的時候,他回答:——我什麼都不會,這兩位已經把所有的事做完了;他們是無所不能的。」

  這純粹是對蒙丹所謂"以知識驕人的自誇自大之徒"的「無恥"下一針砭。《伊索》同人中自稱為懷疑派的,其實比別人抱著更深刻的信仰。但在群眾眼裡,這個諷刺的面具當然沒有多大吸引力,反而把人弄糊塗了。你要群眾跟著你走,非跟他講些簡單,明瞭,有力,肯定的教條不可。剛強有力的謊言,就比貧血的真理更能討群眾喜歡。至於懷疑主義,只有在骨子裡藏著極粗淺的自然主義或是基督教的偶像崇拜的時候,才能使他們愜意。所以這份《伊索》雜誌的傲慢的懷疑主義只能適應一小部分的人,因為只有這批少數人士才領會到他們堅毅的精神。但這股力量是完全不參加行動的。

  他們可不顧慮這些。法國愈民主化,它的思想,藝術,科學,似乎愈貴族化。科學躲在術語後面,躲在它的殿堂裡頭,比十八世紀時更難接近了,除了對那些已經入門的人。藝術,——至少是尊重自己而尊重美的那種,——也是一樣的對人深閉固拒,瞧不起群眾。便是對於行動比對於美更關切的作家,重視道德思想甚於美學觀念的文人,也有種沒法形容的貴族氣息。他們似乎要把內心的火焰保持純潔,而不是把這火焰傳遞給別人;他們仿佛不求自己的思想得勝,而只求證實。

  可是這等作家裡頭也有從事大眾藝術的。在最真誠的人中,有些是宣傳無政府主義的、含有破壞性的思想,——那種遙遠的未來的真理,也許在一百年或二千年後是有益的,但目前只能折磨心靈,灼傷心靈;另外一批卻寫些沉痛的,或是挖苦的戲劇,沒有幻象的,非常悲慘的。克利斯朵夫讀過之後,覺得原來想把自己的痛苦忘掉幾小時而來的觀眾,結果得到這樣悒鬱不歡的消遣,真是太可憐了。

  「你們拿這個給大眾嗎?"他問:「那才是把他們活埋呢!」

  「放心,"奧裡維回答。"大眾不會來的。」

  「他們這才對啦!你們簡直發瘋,難道要把他們生活的勇氣統統拿走嗎?」

  「為什麼?讓大眾象我們一樣知道事物的悲慘面,而仍舊打起精神來盡他們的責任,不是應當的嗎?」

  「打起精神?我不信。毫無樂趣卻是一定的了。而一個人生活的樂趣給拿走以後,他也差不多完了。」

  「有什麼辦法?我們總不能把真理歪曲。」

  「可是也不能對所有的人把真理統統說出來。」

  「這個話竟是你說的嗎?你是永遠求真理,自命為受真理甚於一切的人!」

  「是的,為我,還有為那些相當堅強而受得了的人,的確應當給他們真理。但對於另一些人,那簡直是殘忍,是胡鬧。現在我看清楚了,我在本國的時候從來沒想到。德國人不象你們這樣的鬧真理病:他們把生活看得太重,謹慎小心的只看著他們願意看的事。你們不是這樣,所以我喜歡你們:你們是勇敢的,直捷爽快的,可是不近人情。你們自以為發掘出一項真理的時候,就得把它摔到社會上去,不問它會不會闖禍。你們倘若把自己的幸福為了愛真理而犧牲,我沒有話說,我很敬重你們。但是為了愛真理而犧牲別人的幸福,那可不行!那太霸道了。應當愛真理甚於愛己,可是應當愛別人甚於愛真理。」

  「難道因此就應當對別人扯謊嗎?」

  克利斯朵夫用歌德的幾句話回答:

  「凡是最高的真理,我們只能挑出能使社會得益的一部分來說。其餘的,我們只能藏在心裡;好象一顆隱蔽的太陽有種柔和的光暈似的它們會在我們所有的行動上放出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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