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克利斯朵夫(187)_羅曼·羅蘭

一八七

　　奧裡維回答說：「民眾嗎？他們種著自己的園地，完全不理會我們。每一群所謂優秀分子都想加以拉攏，他們可一概不理。從前他們至少還有點兒分心，聽聽政客們的花言巧語，現在卻充耳不聞了。放棄選舉權的人不知有幾百萬。那些政黨儘管打得頭破血流，民眾可滿不在乎，只要打架不打到他們的田裡去：萬一出了這種事，他們可惱了，不管什麼黨派，他們都迎頭痛擊。他們自己並不有所行動，只在工作與休息受到妨礙的時候起而反抗。對帝皇，對共和政府，對教士，對幫口，對社會主義者，民眾所要求的只是不要讓他們受到公共的危險，例如戰爭，混亂，疫病等等，——同時讓他們安安靜靜的種他們的園地。他們心裡想：難道這些畜生不讓我們安靜嗎？然而這些畜生竟是愚蠢不堪，把老實人纏個不休，非惹得他拿起鐮刀來把他們逐出門外不止，——這便是我們的當局有一天會碰到的。從前，民眾會給一些大事業煽動起來，將來也許還會有這種情形，雖然他們少年時代的瘋狂久已過去；可是無論如何，他們的狂熱決不持久；他們很快要回到幾百年的老夥計——土地——那兒去的。使法國人留戀法國的是土地，而非法國的人民。多少不同的民族兒百年來在這塊土地上並肩工作，是土地把他們結合了的：土地才是他們熱愛的對象。不管一生的禍福如何，他們老在那兒耕種；他們覺得土地上的一切連一小方泥土都是好的。」

　　克利斯朵夫極目所及，沿著大路，在池沼周圍，在山崖的起上，在戰場與廢墟中間，在法蘭西的高山與其原上，一切都是耕種的土地：這是歐羅巴文明的大花園。它的可愛不但是由於土地的肥沃，並且也由於那個不知勞苦的民族，千百年來孜孜不倦的開墾，播種，使美好的土地更美好。

　　好古怪的民族！大家說他變化無常，他的性格可一點沒有變。在中世紀哥特式的塑像上，奧裡維敏銳的目光還能辨認出今日各行省的一切特徵；正如在格魯哀或杜蒙斯蒂哀的畫筆下，他能認出現代交際社會或知識分子的疲倦而帶點譏諷意味的面貌，在勒拿①畫上看出北部各州省的工人和農民的精神與明亮的目光。昔日的思想依舊在今日的心靈中流動。巴斯加的精神也依舊存在，不獨于深思虔敬之士為然，即在庸碌的中產者或工團運動的革命黨心中也有痕跡可尋。高乃依與拉辛的作品對於民眾始終是活的藝術；巴黎的一個小店員，會覺得路易十四時代的悲劇，比托爾斯泰的小說或易蔔生的戲劇對他更接近。中世紀的歌，法國傳說中的特裡斯坦，對現代法國人的關係，比瓦格納的《特裡斯坦》更密切。十六世紀以來在法國花壇中不斷開放的思想之花，不管怎麼龐雜，究竟都是親屬，而且跟周圍的別的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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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格魯哀為十五至十六世紀法國宮廷畫家；杜蒙斯蒂哀為十六至十七世紀時的宮廷畫家。勒拿三兄弟為十六至十七世紀時名畫家。

　　克利斯朵夫對法國的認識太膚淺了，捉摸不到它持久不變的面目。他在這個富麗的景色中最覺得奇怪的，是土地的四分五裂。正如奧裡維所說的，各有各的園地；每一方園地都用牆壁，籬垣，以及種種的柵欄，和旁的園地分隔著。充起極也不過偶爾有些公共的草原和樹林，或者河這一邊的居民不得不比對岸的居民彼此擠得緊一些。各人都關在自己家裡；而這種不可侵犯的個人主義，經過了幾世紀的毗鄰生活以後，非但沒減退，反而更強了，克利斯朵夫心裡想：

　　「噢！他們這批人多孤獨！」

　　以孤獨而論，克利斯朵夫和奧裡維住的屋子可以說是一個典型，那是一個社會的縮影，一個規矩老實，不怕辛苦的小法蘭西，可是在它各個不同的分子中間毫無聯繫。一所搖搖欲墜的六層樓的老屋子，地板在腳底下格格的響，天花板已經被蛀壞了，雨水直打進克利斯朵夫和奧裡維住的頂樓，使他們不得不找些工人來把屋頂胡亂修葺一下：克利斯朵夫聽他們在頭頂上工作，談話。其中有一個使他覺得又好玩又討厭：他一刻不停的自言自語，自個兒笑著，唱著，說些野話，傻話，一邊不斷的跟自己說話，一邊不斷的工作；他每做一件事總得在嘴裡報告出來：「還得敲一隻釘呢。我的工具到哪兒去了？好吧，我敲了。敲了兩隻。還得再敲一下！嘿，朋友，那不是行了嗎？……」

　　克利斯朵夫彈琴的時候，他先靜了一會，聽著，隨後又大聲的打著呼哨，碰到曲子輕快流暢的段落，他重重的敲著錘子，在屋頂上打拍子。克利斯朵夫大怒之行，爬上凳子，從頂樓的天窗裡伸出頭去想罵他。可是一看見他趴在屋脊上，嘴裡滿銜著釘，嘻開著那張年輕老實的臉，克利斯朵夫不由得笑了出來，那工人也限著笑了。克利斯朵夫忘了怨恨，開始跟他搭訕。臨了，他記起爬上窗來的動機，便說：

　　「啊！我問你：我彈琴不會妨害你嗎？」

　　他回答說不，但要求他別挑太慢的曲子彈，因為他跟著音樂的節拍，慢的曲子會耽誤他的工作。他們象好朋友一般的分別了。克利斯朵夫六個月內和整幢屋子裡的鄰居說的話，還不及他一刻鐘內跟這工匠談的多。

　　每層樓上有兩個公寓，一個是三間屋的，一個是兩間屋的，根本沒有僕人住的下房：每個家庭都自己動手，只有住在底層和二樓的是例外，他們的屋子也是由兩個公寓合起來的。

　　跟克利斯朵夫和奧裡維同樣住在六樓上的鄰居是一個姓高爾乃伊的神甫，年紀四十左右，非常博學，思想很開通，胸襟很寬廣，原來在一所大修院裡教絲經，最近為了思想太新而受到羅馬的處分。他接受了處分，雖然心裡並沒真正的屈服；他不出一聲，既不想反抗，也不願意聽人家的勸告，把主張公佈；他躲在一邊，寧可坐視自己的思想崩潰而不肯把事情張揚出去。對於這一類隱忍的反抗者，克利斯朵夫是不能瞭解的。他想跟他談話，但那教士客客氣氣的，冷冰冰的，絕對不提到他最關切的問題，他的傲氣使他把自己活埋了。

　　下面一層，正好在兩個朋友的公寓底下，住著一戶人家；男的是工程師，叫做哀裡·哀斯白閑，夫婦倆有兩個七歲至十歲之間的女兒。他們都是優秀的可愛的人，老關在自己家裡，尤其因為處境艱難而羞於見人。年輕的太太不辭勞苦的工作，但常常為了清寒而心裡屈辱；她寧願加倍的勞苦，只要不讓人知道他們的窘況。這又是克利斯朵夫不容易領會的一種心情。他們是新教徒，法國東部出身。幾年以前夫婦倆捲入了德萊弗斯事件的大風潮；為了這件案子，他們激動得差點兒發狂，正象七年中間無數如醉若狂的法國人一樣。他①們為之犧牲了安寧，地位，社會關係，把多少親切的友誼都斬斷了，自己的身體也差不多完全搞壞了。他們幾個月的不能睡覺，不能飲食，翻來覆去的討論著同樣的論點，象瘋子一樣的固執。他們互相刺激，情緒越來越激昂：雖然膽小，怕鬧笑話，卻照舊參加示威運動，在會場上發言；回到家中，兩人都恍恍惚惚的心兒亂跳；夜裡他們倆一起哭了。為了戰鬥，他們把熱情與興致消耗完了，等到勝利來到的時候已經沒有那個勁再去體會勝利的快樂，沒有精力再去應付生活。當初的希望那麼高，犧牲的熱情那麼純潔，以致後來的勝利比起他們所夢想的果實竟是近乎諷刺了。他們那麼方正，認為世界上只有一條真理；所以早先所崇拜的英雄們此刻在政治上討價還價，使他們感到悲苦的幻滅。他們一向以為鬥爭中的伴侶都是激于義憤，主張正義的，——可是一朝把敵人打倒了，他們立刻撲過去搶贓物，奪政權，爭榮譽，爭位置，也輪到他們來把正義踩在腳下了！只有極少數的人依舊忠於他們的信仰，始終貧窮，孤獨，被所有的黨派遺棄，同時他們也丟開所有的黨派，無聲無臭的退隱在一邊，讓悲哀與憂鬱把他們磨著，對什麼都不存希望，對人類厭惡到極點，對生活厭倦到極點。工程師哀斯白閑和他的妻子便是這一類的戰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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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德萊弗斯事件前後經過七年方始結束。

　　他們在屋子裡沒有一點兒聲音，怕打攪鄰人，尤其因為他們時常被鄰人打攪，而為了傲豈不願意聲張。克利斯朵夫看到兩個女孩子嘻嘻哈哈，蹦蹦跳跳的快活勁兒老是受到壓制，覺得可憐。他是喜歡孩子的，在樓梯上一碰見她們就表示種種的親熱。女孩子們最初有些膽小，不久也跟克利斯朵夫混熟了，他永遠有些笑話講給她們聽，或者分些糖果給她們吃。她們在父母面前提其他；他們先也並不領情；可是這個常常把鋼琴聲和砰砰訇訇搬動家具的聲音惹他們厭煩的鄰居，——（因為克利斯朵夫在房裡透不過氣來，老象一頭關在籠子裡的大熊一般踱來踱去），——憑著那副坦白的神氣慢慢的把他們征服了。他們之間的談話卻不容易投機。克利斯朵夫的帶點村野的態度，有時使哀裡·哀斯白閑為之駭然。工程師很不願意放棄樸素的矜持，但對於一個眼神那麼懇切，心情那麼快活的人也沒法抗拒。克利斯朵夫不時從鄰人嘴裡逼出幾句心腹話。哀斯白閑興趣很廣，做事很有勇氣，可是意志消沉，性情憂鬱，處處隱忍。他有毅力擔受艱苦的生活，可沒有毅力改變生活。這種情形仿佛是他特意要證實自己的悲觀主義。有人請他上巴西去擔任一個工廠的經理，報酬很好，他可拒絕了，因為怕那邊的氣候損害家人的健康。

　　「那末為什麼不把他們留在這兒，你自個兒去替他們掙筆家業呢？"克利斯朵夫說。

　　「把他們留在這兒！"工程師嚷道。"可見你是沒有孩子的人。」

　　「倘使我有孩子，我還是一樣的想法。」

　　「我才不呢！……而且要遠離鄉土！噢！我寧可在這兒吃苦的。」

　　克利斯朵夫覺得大家挨在一塊兒受罪才算愛鄉土、愛家屬，未免古怪。可是奧裡維很瞭解，他說：「你想想罷！冒著舉目無親，遠離骨肉，客死他鄉的危險！世界上還有什麼事比這個更可怕的？何況生命這樣的短促，忙忙碌碌真是何苦呢！……」

　　「難道一個人非永遠想到死不可嗎？"克利斯朵夫聳聳肩回答。"而且便是死了，也是為自己所愛的人求幸福死的，那豈不勝於束手待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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