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克利斯朵夫(186)_羅曼·羅蘭

一八六

　　法國旗他的宗教，也受著同樣活潑的理想主義與熱烈的自由主義的激蕩。新數和猶太數那些龐大而麻木的軀體，也受著新生命的刺激而顫抖了。大家爭先恐後的努力，想創造一個自由人的宗教，對熱情與理智的威力都不加壓制。

　　這種宗教的狂熱並非為宗教所獨有；它是革命運動的靈魂。在這兒，它更多了一點悲壯的意味。克利斯朵夫一向只看到卑鄙的社會主義，——被政客們用來籠絡群眾，拿些幼稚的，鄙俗的幸福之夢，去誘惑那些饑餓的顧客的；而所謂幸福，據政客們說，是他們一朝有了政權就能利用科學來賜給大眾的普遍的享樂。此刻克利斯朵夫看到，跟這個令人作惡的樂觀主義相對的，還有一般領導工會的優秀分子所提倡的神秘而激烈的運動。他們所宣傳的是"戰爭，從戰爭中為垂死的世界重新求得一種意義，一個目標，一宗理想"。這些偉大的革命家，痛恨那"布爾喬亞式的，商人化的，溫和的，英國式的"社會主義，而另外提出一個壯烈的宇宙觀，"它的規律是對抗"，它生存的條件是不斷的犧牲。要是你能想像到被那些領袖驅向舊世界挑戰的隊伍，抱著以康德和尼采的理論同時見諸劇烈行動的神秘主義的話，那末這些高傲的革命志士就顯得可驚了，——他們的如醉如狂的悲觀氣息，轟轟烈烈的英雄生活，對戰爭與犧牲的信仰，以戰鬥精神與宗教熱誠而論，和條頓會①或日本武士道的理想完全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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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條頓會為十二世紀時半軍人半慈善性質的日耳曼團體。

　　可是這純粹是法國的產物，那些人物是幾百年來從未改變特徵的法蘭西民族。這類特徵，克利斯朵夫借著奧裡維的眼睛在執政時期的執政官與獨裁者身上看到，在某些思想家，行動者，和大革命以前的改革家身上看到。加爾文派，揚山尼派，雅各賓黨，工團主義者，都用著那種悲觀的理想主義和自然鬥爭，不存幻想，也不灰心，象鐵腕一般支撐著民族，往往也鞭撻民族。

　　克利斯朵夫一朝呼吸到這些神秘的鬥爭的氣息，就開始懂得偏執狂的偉大，懂得為什麼法國人對它這樣的忠誠不二，為什麼別的更善於調和的民族不能瞭解。象所有的外國人一樣，他最初只覺得法蘭西共和國標榜在一切建築物上的口號，和法國人的專制思想對照之下非常可笑，便儘量的加以②譏諷。現在他可第一次看見了他們所熱愛的、富於戰鬥性的「自由"的意義，——看到了理智的刀光劍影。那並不象他先前所想的，對法國人只是一句好聽的話，一個空洞的觀念。在一個需要理智高於一切的民族，為理智的鬥爭自然也高於一切的鬥爭。固然這種鬥爭被一般自命為實際的民族認為荒謬，但是有什麼關係？用深刻的眼光來看，那些為了征服世界，為了帝國或為了金錢的鬥爭；何嘗不是同樣的虛空？不論是哪種鬥爭，百萬年後還不是同樣的化為烏有？但要是人生的價值就靠著鬥爭的劇烈性，靠著為了一個崇高的理想而迸發全部的生命力，便是犧牲自己也在所不惜，那末，除了法國那些為了擁護理智或反對理智的永久的戰鬥以外，還有什麼別的戰鬥更能為生命爭光的？而凡是嘗過這種辛辣的滋味的人，對世所盛稱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毫無生氣的寬容，只覺得太平淡，太沒有丈夫氣。盎格魯·撒克遜人是有補償的，因為他們在別的地方可以發洩他們的精力。可是他們的民族的力量並不在於寬容，寬容只有在許多黨派中間成為英勇的行為的時候，才成其為偉大。但在現代的歐洲，寬容往往只是麻木不仁，缺少信仰缺少生命的表現。英國人借著伏爾泰的一句名言，說「英國靠了信仰紛起而得到的寬容」，法國經過了大革命還沒有能得到。——那是因為大革命時代的法國，比自稱為有信仰的英國反而更有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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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法國公共建築物上大半鐫有大革命時期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

　　象維吉爾帶著但丁遊地獄一樣，奧裡維帶著克利斯朵夫看過了理想主義的鋼鐵志士，看過了為理智的戰鬥以後，直爬到山巔：那兒才有清明恬靜的，真正超脫的，一小群法國的優秀人物。

　　他們可以說是世界上最超脫的人物。象停在凝靜的天空的鳥一樣的瀟灑……在那個高度上，空氣那麼純潔，那麼稀薄，克利斯朵夫簡言不容易呼吸。這兒你可以看到一般藝術家自命為神游于絕對自由的夢境中，——看到一般極端的主觀主義者，象福樓拜一樣瞧不起"相信萬物是實有的傖夫"；——看到一般思想家，以他們動盪的複雜的思想，摹仿著動盪不已的萬物的波濤，"晝夜不息的流轉著"，哪兒都不願意停留，哪兒都不會遇到穩固的陸地或岩石，象蒙丹所說的"不描寫生命而只描繪過程，一天複一天，一秒複一秒的過程"；——還有一般學者明知四大皆空，明知人類是在這個虛無中造出他的思想、他的上帝、他的藝術、他的科學的，可是他們繼續創造世界和它的規則，創造那個曇花一現的夢境。他們並不向學問求安息，求幸福，甚至也不求真理：——因為他們沒有得到真理的把握；——他們只是為學問而愛學問，因為它是美的，唯有它才是美的，真的。在思想的峰巔上，我們看到這些學者，熱烈的懷疑主義者，不理會什麼痛苦，什麼幻滅，甚至連現實也不以為意，只顧閉著眼睛，聽著許多心靈無聲無息的合奏，聽著數字與形式的微妙而壯麗的和聲。

　　這些大數學家，思想自由的哲學家，——世界上最嚴格最切實的頭腦，——已經到了神秘的，入定的境界的極端；他們使周圍都變成一平空虛，探著身子瞧著深淵，對於自己的目眩神迷感到一點兒醉意；他們歡欣鼓舞的，把思想的光彩在無邊的黑夜中放射出來。

　　克利斯朵夫挨在他們身邊也想瞧一下，只覺得天旋地轉。他素來自命為自由，因為他除了自由的良知以外已經擺脫了所有的規則；但在這些連思想的一切絕對的規則，一切無可違拗的強制，一切生存的理由都擺脫乾淨的法國人旁邊，他駭然發覺自己的自由原來是微不足道的。那末他們為什麼還要活著呢？

　　「為了求自由呀，能夠自由是最大的快樂，"奧裡維回答。

　　可是這種自由使克利斯朵夫手足無措，甚至於傾慕德國的極權主義和嚴格的紀律了；他說：「你們的快樂是自欺其人，是抽鴉片的人做的夢。你們醉心于自由，忘記了生命。個人的絕對自由是瘋狂，一個國家的絕對自由是混亂……自由！自由！這個世界上誰是自由的？你們的共和國裡誰是自由的？——還不是那般無恥之徒！你們最優秀的人可是被窒息的。你們只能做夢。不久恐怕連夢也做不成了。」

　　「那也沒關係！"奧裡維回答，"可憐的朋友，自由的樂趣，你是不能知道的。那的確值得用危險，痛苦，甚至生命去交換。自由，感到自己周圍所有的心靈都是自由的，——連無恥之徒在內：那真是一種沒法形容的樂趣；仿佛你的靈魂在無垠的太空游泳。這樣以後，靈魂再不能在別處生活了。你儘管給我象帝國軍營內那樣的安全，秩序，完滿的紀律，我都認為不相干。我會悶死的。我需要的是空氣，是自由，越多越好！」

　　「世界是需要規律的，"克利斯朵夫說。"早晚必有個主子來到。」

　　可是奧裡維帶著譏諷的神氣，用著比哀爾·特·雷多阿的話回答：

　　用盡塵世的方法去禁錮法國的言論自由，

　　其無效就等於想把太陽埋在地下或關在洞裡。

　　克利斯朵夫對於極端自由的空氣慢慢的覺得習慣了。在法國思想的高峰上，一般通體光明的心靈在幻想；克利斯朵夫從山頂上向腳下的山坡瞧去，只看見一群英勇的人為看一種活潑潑的信仰——不管是哪種信仰——在那裡奮鬥，永遠想攀登高峰：他們向著愚昧，疾病，貧窮，發動神聖的戰爭，一片熱誠的致力於發明，征服光明與天空；那是科學對自然的大規模的戰鬥；——在山坡上比較低一些的地方，一群靜默的，意志堅強的男男女女，善良而謙卑的心靈，千辛萬苦才爬到半山腰，因為不能再往上，只能抱殘守缺，過著平凡的生活，暗中還是非常熱烈的抱著犧牲精神；——山腳底下，在險峻的羊腸小徑中，多少偏執狂的人，多少盲目的本能，為了一些抽象的思想拚命扯做一團，不知道在環繞他們的石壁之上還別有天地，——再往下去是一帶卑濕的池沼和在污泥中打滾的牲畜了。可是沿著山坡，東一處西一處的開著些藝術的鮮花，音樂發出楊梅似的清香，詩人唱著如流水如鳴禽般的歌曲。

　　克利斯朵夫問奧裡維：「你們的民眾在哪兒呢？我只看見精華跟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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