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殺——阿霜的墓(2)_望鄉

自殺——阿霜的墓(2)

　　我終於想到最好的選擇是回阿崎婆那裡去。但是那樣的話，回去的路上就一定經過大江。松男已經原諒了我的行為，可如果他老婆知道我一定要經過大江在汽車站等我跟我算帳怎麼辦？這麼一想，我又不願回去了，這時候與大江崎津方向相反去富岡的公共汽車到站了，我對自己說：「去下因吧！去下田看看阿霜的墓。」便飛也似地上了車。

　　當公共汽車來到天草唯一的溫泉休養地下田時，陰鬱的天空開始漸漸瀝瀝地下起了小雨。

　　松男告訴過我，他的養母三田霜的墓就在公共汽車站旁邊的小丘上，那兒能看見海。問了問路過的人，符合這墓地條件的是下津深江的南邊和北邊的墓地。沒法子，我決定先在離車站近的北墓地找，爬上了被小雨澆濕的坡道。

　　丘上的墳墓有二、三百之多，各式各樣，既有常見的石碑墓，也有基督教的帶十字架的墓，還有不少墓沒有碑只插一個木標。也不知是因為插上的木標朽爛了還是一開始人葬就無錢買本標，約有四分之一的墓沒有任何標識，只放著幾塊石頭壓著墓，這一事實真讓我受刺激。

　　秋雨纏綿的黃昏，在人跡罕至的墓地裡，我既不孤單，也不害怕。不僅如此，對死者我感到十分親切。我一個個地巡視墓標或石碑，拭去苔痕，掃去落葉，到處找三田霜的墓。

　　過了一個多小時，我身後有人叫住我：「喂，你在找什麼？」我一回頭，看見一個被海風吹紅了臉的四十多歲的女人。她站在公墓入口處，用一種懷疑的但不是盤問的眼神看著我。

　　我講明原因後她告訴我：也不知是不是阿霜的親戚，一個叫三田的女人每隔三天總要來掃一次墓，那三田家就住在對面南山上，從大阪搬回來的，是退休的電氣技師。她還告訴我，這下田村姓三田的除了剛才講的電氣技師家外只還有另一家，住在山腳下海邊。最後她說：「這下我就不擔心了，我看你大雨天連傘也不打，有心事似地登坡上了墓地，左等右等也不見你下來，心裡怪擔心的，就來看看你。」

　　原來她認為我是要自殺的人，我只好苦笑著道謝，決定不再辨認墓標。就下坡到海邊去訪問那三田家了。阿霜投奔的三田家，生活窮困以致逼得她自殺，她的親戚肯定不是對面山上那漂亮房屋的主人。又加上剛才人家介紹說那家人最近才從大阪搬回來，我推斷他們肯定與阿霜沒關係。只有海邊的三田家才是我要找的。

　　離開墓地下了坡，就到了海邊的三田家，它是用木板和鍍鋅鐵皮造的棚戶，真是一所破房子。我在門口喊了幾聲沒人答應。往裡邊看黑洞洞的。門口稍微亮一點，土地上左一隻右一隻地扔著孩子穿的帆布鞋。雨不停地下了起來，天也黑了下來，沒辦法我只好離開了好容易找到的阿霜親人的家。

　　那天夜裡，我住在下田溫泉老字號的頭等旅館福本屋。服務員告訴我，福本屋的老闆是女的，對下田的情況了如指掌。我感到像是在茫茫大海找到了燈塔一樣，連忙問她與阿霜有血緣關係的三田究竟是哪一家。於是，那女主人告訴我，有個人對過去的事知道得更清楚，比她年歲大多了，待明天早晨去問問。九點多我起床的時候，她已經來告訴我電氣技師的三四家是阿霜的侄女兒。

　　那天仍然下著雨，我向旅館借了把寫著旅館名的傘，攀著泥濘的坡道去三田家訪問了。

　　阿霜的侄女阿繁正好不在家外出了。她肥胖的丈夫太吉在家。我告訴他我是阿霜朋友的女兒，他推說他沒什麼可說的，可還是高高興興地講了他知道的關於阿霜與松男的情況——

　　我本不是這三田家的人，我過去姓裡見，生於某縣某郡，昭和九年成了阿繁的上門女婿後，才姓三田的。阿霜是阿繁的姑姑，是阿繁父親三田一郎的三妹。

　　我聽說過她有個姑姑，可是她那時遠在婆羅洲，從未見過，所以把這事也就擱在腦後了。戰爭結束第二年的七月還是八月，這阿霜忽然回到下田來了。我們全都驚呆了。而且她還不是一個人回來的，還帶了一個一句日語都不會的松男。可能在船上沒能吃上飽飯吧，兩個人都餓得皮包骨似的，身上穿的衣服也破破爛爛的。

　　阿霜是十三、四歲離開下田的，事隔幾十年才回來，回來那會兒好像有六十歲啦。所以阿霜的父母早死了，兄弟姐妹也不在世了，投靠的親戚只能是沒見過面的侄女外甥等小輩人了。我們三田家的聚在一起一商議，家家都很困難，沒有一家肯出面照顧她母子倆的生活，結果是我們作為三田的本家來照顧他們。

　　因多兩口人吃飯，那時的生活是很苦的，我們家也不富裕——我那時在發電站工作，從下田鎮沿河向上走就到發電站了。發電站很小，建在河谷那兒，我們一家就住在那裡。那時我還不到四十歲，工資低，有五個孩子，那年春天生的男孩還不到一歲，想買塊白薯給孩子們吃吃，價錢貴得驚人。有的農戶說：「你不拿衣服、香煙來以物換物，就不賣給你食物。」差點沒餓死，我們生活都這樣，也沒辦法照顧好阿霜姑姑。

　　你知道松男不是阿霜生的呀，我們起初不知道，以為松男是阿霜的兒子。到我們家來後過了幾天，阿霜說了實話，說他實際上是大江的某某人的孩子——對啦，對啦，就是你說的那大江的富美，你知道得很清楚呀！跟我們說了這事以後，阿霜又念叨說：「到了現在，人家也沒義務來領孩子。」

　　阿霜和松男在我們家的時候，給農民地裡幹點活兒，當短工或照看孩子。阿霜說日語，可松男說英語和馬來語挺流利的，日語還不及孩子們說得好，不能外出幹活，所以幫我們照看三歲的幸子和剛生下來的波男。有時外出打短工。三歲的幸子對二十歲的松男說花草的名字，松男都聽不懂。不過他們倒成了好朋友，可能她還教松男學會了幾句日語。

　　農活呢——也談不上什麼農活兒，我家沒有土地，戰後糧食缺乏，我們把發電站附近的荒地開墾了一些，送肥、鋤草什麼的也讓阿霜與松男幹幹。

　　阿霜在我家也就呆了一個月左右，那是九月十日那天，我永遠也忘不了。早晨起來之後，松男就用嬰兒一樣的說不全的日語說：「媽媽不在，上哪兒去了？」我沒當回事兒，以為去摘花或去割草了。吃早飯的時候也沒回來，以前沒有這種事，這可太奇怪了。大家分頭去找，結果松男找到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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