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住——在阿崎婆家(3)_望鄉

同住——在阿崎婆家(3)

　　就這樣過了十天左右，我開始很隨意地問阿崎婆在海外的生活。當夜晚鋪婆羅洲棉褥子的時候，我從婆羅棉的話頭轉到她幾歲去的婆羅洲，那時候婆羅洲有多少日本人，都做什麼樣的工作等等問題上。可是阿崎婆沒給我正面的回答。她說：「去婆羅洲的時候我還小。」究竟為什麼被賣到婆羅洲的，走的哪條路線，怎麼去的，當時她是什麼心情，全閉口不談。

　　我並沒有打算寫一般的海外日本妓女的訪談錄。正因為如此，我才考慮住進天草島的。可是過了一周、十天還沒有成果，我可真有點著急了。

　　可是，那以後不久阿崎婆卻把我想知道的一五一十地講給我聽。之所以有這個變化，我認為是村民們對我產生了懷疑。村民們公開的疑念當然是我到底是不是阿崎婆的兒媳。她獨生子勇治的妻子一次也沒到天草的婆婆家來過，連阿崎婆也只見過照片，應該誰也沒見過她。但是金髮盲女的大兒媳好像說了這樣的話：「我去京都時到勇治家吃了頓晚飯，他妻子比那個女人矮，比她胖。」這金髮女人的兒媳婦還為我著想，畢竟去她家洗澡所以彼此也熟悉了，上述的話她只說過一兩次，而金髮盲女是大閒人，她逢人便講，搞得全村人都知道了。

　　不久，全村人沒有不知道這事的，只有我本人不知道。所以，有一天魚販子給貓送竹莢魚時，我老老實實地回答了他的問題，告訴他我住在東京，對東京街道很熟悉。這件事傳來傳去，使村民們更加懷疑了。

　　於是以金髮盲女——阿崎婆的嫂子為首，全村人都對住在阿崎婆家的我產生了疑問。考查的結果是「那個女人要不是阿崎婆在婆羅洲的私生女就是阿崎婆別的妓女同伴的孩子。肯定是好不容易才找到阿崎婆的。如果不是那樣的話，也許是搞風俗行業的，有什麼大難到這兒躲難來啦。」

　　實際上正如後文將介紹的，阿崎婆的同伴大江的富美有孩子，海外日本妓女有時不得已生下孩子來當私生子養著，這種例子不少。所以阿崎婆若有一兩個私生子也並不奇怪，其中一個仰慕生母來訪也是有可能的。即便不是阿崎婆本人的孩子，是她當妓女時朋友的孩子也可能大老遠的來訪問她。與這兩種推斷比較，風俗女來躲禍的說法有些牽強。可是村裡人只考慮長期住進曾經是海外日本妓女的阿崎婆家的女人准不是所謂正經的女人，而且我的臉上殘留著十幾年以前遇到的一次意想不到的事故所留下的幾道疤痕。這也成為一種根據，村裡人依它推斷我是風俗女。

　　村裡人斷定我是以上三種人之一後，忽然對我難以想像地親熱起來。這種親切是來自一種優越感。他們認為我是不幸的可憐的女人，儘量可憐我。他們想這女人若不是妓女的孩子就是風俗女，反正比正經人低一等。

　　而且，這些閒言碎語也微妙地影響了阿崎婆，她對我的態度比以前更加融洽了。她依然不問我是什麼人。夜裡躺在床上聽秋蟲鳴叫睡不著的時候她常常跟我聊幾句。比如：「告訴你，男人啊可壞啦。多好的男人也不要對他認真。你要真正認起真來就要誤自己啊。」她的口氣是把我看成和她同樣立場的人，作為長輩的她要把生活經驗告訴我。

　　我用一種痛苦的心情聽著，這些是她幾十年海外妓女生活留下的人生智慧的總結。

　　我們彼此沒有什麼隔閡之後，我問阿崎婆她在婆羅洲的生活，她和以前不一樣了，一點兒不隱瞞地全都告訴了我。客人是哪國的最多，一晚上接多少客，收客人多少錢，對賣淫這行當有什麼感覺，她是怎樣進人皮肉生涯的等等。

　　我瞭解這些也不是一口氣問個沒完，而是作為共同生活者能瞭解多少是多少。因為是偶爾興之所至的談話，不免有些零碎。剛說婆羅洲山打根的事，一會兒又談到阿崎婆小時候在天草的事兒，接著又回到妓院的事。

　　我必須盡可能精確地記錄。用錄音機當然是不行的，甚至不能在現場做筆記採訪。我每晚聽阿崎婆講她自己的故事，然後又反復回味，把每一個細節都記在腦子裡。第二天當我一個人獨處的時候，我便拼命地寫在信紙上，然後投入村裡的郵筒裡。我反復地重複上述的過程。這樣做有兩個好處，一是村民們無論在任何場合翻動我的東西都發現不了什麼秘密，當然阿崎婆是文盲，我從不擔心她會如何；二是對我來講最重要的採訪素材都安全地在東京我丈夫手頭保管。

　　這樣的採訪生活大約過了三周，我好容易對她的歷史和海外妓女時代的生活有了大致的瞭解。下一章記敘的是我從她那裡聽來的簡略的生平。當然，這是斷斷續續聽來的，採訪過程本身就已經加上我主觀的解釋。我的採訪談不上能完全代替她，只以她的口氣敘述。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方法，只好隔靴搔癢，借阿崎婆的第一人稱敘述來談她的一生吧。

　　此外，阿崎婆是文盲，也認不得片假名和數字，所以從她那裡聽來的人名、地名只用其音，不知漢字適用哪個。我回到東京後讓有關單位寄來了她談過的人的戶口複印件及有關文件，儘量復原了這些人名地名的漢字。但也有限，所以不能復原的就以片假名代替了。這一點請讀者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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